郭文龙先生的儒学事业

作者：毛朝晖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11期

一直想要写篇文章向儒学界的朋友们介绍郭文龙先生的儒学事业，这在我而言既是出于公义，也带有一份私心。说是出于公义，这是因为儒学在中国大陆被批倒批臭数十年之后终于否极泰来，渐渐迎来复兴的机运，在这个时候向大陆的朋友们介绍港台和海外的儒学事业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说是带有一份私心，这是因为在我个人的儒学道路上，郭先生曾给予我热情的关爱、恳切的指点和大力的帮助，我自然也是非常乐意向人们介绍这位师长兼朋友的言行与事业。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也由于我个人的疏懒，这篇文章一直迁延，迟迟未能动笔。直到最近在 参与讨论时谈起郭先生，有的师友愿闻其详，我这才下定决心要将此文写出来。

本文作者与郭文龙先生合影

郭文龙先生祖籍福建南安，到他父亲一辈才到南洋谋生。他兄弟姐妹较多，小的时候家境贫寒。有一次，我听他导读霍韬晦教授的《生老病死》一书，他动情地回忆起他的父母，他小时候因为家贫，很少能吃到水果。每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留在家里照顾他，还会为他炖一盅梨汤。有一回，他为了让母亲多照顾他一会儿，也为了喝上一盅梨汤，竟然装病在家。童年时代的淘气往事，从一位年届古稀的长者口中娓娓说出，一方面道出了他早年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对父母的怀念。由于家境贫寒，先生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中学时代便已辍学帮助父母打点档口并打工谋生。中年之后，先生投身商界，先后涉足多个行业，都著有业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郭先生作为爱国华侨也积极参与中国大陆的建设，曾在南京投资建设高楼。由于他在商界取得的卓越成就，曾担任过三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

先生不只是新加坡商界的卓越人物，青年时期也曾一度受到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影响，投身1960—1970年代“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革命运动。197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加坡，出席英联邦首长会议。政府为避免“社会主义阵线”支持者干扰会议，竟展开全国大逮捕。先生作为“社会主义阵线”的骨干，在大逮捕中受到牵连，曾因此入狱21天。后来，由于新加坡政治环境的巨变，先生选择息影政界，遂全心投入商界。孔子曾有一句评论子贡的话：“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句话转用在先生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2001年，先生与霍韬晦教授相识于香港，其后追随霍先生20年。可以说，霍先生的性情教育事业正是得了先生的助力，才在新马一带生根发芽、蓬勃发展。事实上，郭先生正是将霍先生所开创的喜耀生命课程传入新加坡的关键人物。霍先生继承唐君毅先生的学术与志业，学脉正，愿力宏，曾留学日本，出入儒佛，其后走出学院，创办法住文化机构，一生汲汲遑遑，奔走于陆、港、新、马之间。如果说性情二字在唐先生那里，主要还是一种学术的努力，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建构；那么在霍先生那里，则更表现为一种民间的努力，一种生命成长的教育实践。换言之，是霍先生让唐先生一脉的性情之学落了地。儒学是个体生命之学，生命之学贵能明心见体；也是人群文化之学，文化之学贵能落地经世。法住文化机构有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法住人住，人住世住，天下可住；情通理通，理通心通，古今皆通。”我想，郭先生一定是受到了法住精神的强烈感召，心心相印，才毅然决然，弃商从文，将全部的余生奉献给儒学传承和复兴的事业。

在霍先生学术生命的感召下，郭先生于2004年参与推动创办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学会的主旨在于推动性情教育，涉及的领域横跨学术、教育、慈善等多种事业，面对的人群包括政、商、学等各界人士，使用的手段涵盖课程、讲座、参访等各种形式。上文提到，拈出性情二字，继承的是唐君毅先生的学术宗旨，显然还是儒家的矩矱。不过，这两个字被霍先生特别拈出，辅以思维的训练，继以实践的锻炼，更显出直指人心、因材施教、手段老辣的妙用。举凡与霍先生有过照面的人，无不感受到一段生命的精光，使人目击而道存；举凡受过霍先生指点与调教的人，无不感受到一种活泼的点化，使人如沐于春风。郭先生早年从政的改革激情、经商的应世情商，一旦受了霍先生的点化，便一并化作复兴文化的魄力与愿力。因此，郭先生以截断横流之愿，力挽狂澜之手，凝聚近千人，筹措数百万，于数年之内创办起如许大的一个文化机构。这在他人一定认为是愚公移山、无可奈何之事，而在先生则是精诚所至、举重若轻之举。就上述的意义来讲，使唐、霍一脉的性情之教光大于新加坡，实为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郭先生于2007年接任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南洋孔教会原名实得力孔教会，创立于1914年。实得力孔教会是晚清时代康有为、陈焕章所发起的孔教运动的产物，影响所及，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尼等地都纷纷成立孔教会。孔教运动是一场致力于儒学宗教化的运动。当年，新加坡儒学的代表人物林文庆就曾积极响应康、陈的孔教运动，并撰写《孔教大纲》。实得力孔教会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从那以来，实得力孔教会成为新加坡儒学的一壁残垒，在经历了英国殖民、日本侵略、新加坡建国等一系列巨变以后，会务趋于停顿。尽管如此，我认为实得力孔教会在艰难时局中支撑儒学一脉，保存了元气，成为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诱因。然而，宗教化的孔教在新加坡这样的世俗国家中是很难推广的。事实上，即便是基督教、佛教这样有着上千年传统的普世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也在不断进行着世俗化的改革，其宗教的面目有时也早已模糊难辨。先生痛悼新加坡儒风衰微，于十数年荒废寂寥之后，毅然出任南洋孔教会会长，担荷起重振儒学的历史重任。先生认为，儒学虽然具有宗教性，但毕竟不是宗教。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定位为文化团体才能更加名正言顺地推动儒学事业。可以说，南洋孔教会的百年传承在先生这里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改革后的孔教会，凝聚政、商、学等各界力量，开展了大量而多样的活动，成为近20年来新加坡最活跃的文化团体之一。在我看来，先生摸索出了一条在现代社会延续民间儒学的可行路径和一套可操作的模式。这实在也是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

先生有一种独特的领袖魅力。这种领袖魅力首先就表现为一腔赤子之心。先生接人待物恒出以至诚。凡与先生共事的人，莫不感先生之诚，而敬先生之志，都心悦诚服地愿意与他并肩努力，这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先生二十年乃至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孔子曾经称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我以为先生也具备这样的美德。先生私下里又慷慨好义，时常关心朋友的急难。据我了解，他私下里曾经接济过不少同道的师友，我个人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承先生解囊相助。至于捐赠巨资创立新加坡孔子基金会，设立各种奖学金，资助开会、出版、游学等各种经费，更是难以悉数。除了人格魅力以外，先生也极富办事能力。我曾经与先生共事8年，其间各项会务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擘画。他时常找朋友吃饭、喝茶或聊天，虽然其中融入了朋友间的情谊，但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谈人生、聊工作。世界上很多事情之所以做不成或者做不好，其实往往是主事者发心不诚，或者与共事者心意不通，以致造成很多猜疑、误解和内耗。在我认识的人中间，郭先生是最会交心、也最会做思想工作的。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只是做好思想工作就完了，而是事无巨细，只要精力允许，他总是尽量与共事者一起深入到每一个细节。在他看来，学问就在每一次待人接物中，就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就在每一个细节中。

2016年郭文龙会长率团到阜，由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会长孔德墉老先生陪同进行祀礼大典

先生虽非学者，但也每有佳言。他曾多次提点我：“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既要能够成理，也要能够成事。”又勉励我：“与其一个人向前走一百步，不如带领一百人一起向前走一步。”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往往是在日常交流中，是在一起共事时，而很少是在会议上或讲堂中。记得我最初承担起青年团的工作时，有一次他与我喝茶聊天，伸出手然后并拢手指对我说：“你看，要聚拢五根手指，这个拳头才有力量；至少要聚拢三根手指，才容易抓得住东西。”他的意思是，总是需要三五个齐心合力的人，才能将一个团体办好。他说这些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都有千钧之力，因为都出于生命的实践、亲身的经验。诸如此类的佳言还有很多，恕我不能一一缕述。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说：“有德者必有言。”这些话都可以在先生身上证实。

先生以一己之力，承唐君毅先生之学，继霍韬晦先生之志，复兴南洋孔教会，创办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并以此为实体大力推动新加坡民间儒学事业，许为海外儒门龙象，是毫无愧色的。单以民间儒学事业的推动而言，先生在新加坡所做的贡献，一如霍韬晦（香港法住文化机构）、汤恩佳（香港孔教学院）之于香港，鹅湖人文书院之于台湾。学院中的学者由于闻见所囿，往往对于民间不甚措意。实际上，先生所摸索出的资金模式、工作模式、讲学模式、传播模式等诸多经验对于当今大陆的儒学复兴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海外儒学弘传史中不应遗忘的一章。2017年，方旭东教授撰写《香港新儒家》一书，介绍陈祖为、范瑞平、郑宗义三先生之学。此书实为当代香港儒学研究之一先鞭，可惜遗漏了霍韬晦、汤恩佳等人，眼光局于学院，后有作者，当为弥补。实则学院与民间各有贡献，互有短长，相辅相成，自古而然。平情而论，二者实皆有其值得尊重与借鉴之价值。2015年，程志华教授撰写《台湾“鹅湖学派”研究》一书，表彰“鹅湖学派”的贡献，学院与民间兼重，孤怀宏识，吾无间然矣。至于新加坡儒学，则有王昌伟、许齐雄《南洋孔教会百年史》，严春宝《新加坡儒学史》等书相继出版，都对南洋孔教会的儒学事业做了专门的记述。只不过，诸位先生对于郭先生的生平、志业、懿行、佳言有所未详，故特撰此文，略做表彰，以补缺漏，算是粗显了公义，也稍尽了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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