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可能已经犯了“大忌”。鲁迅是何等人物呢？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中国人顶礼膜拜，许多大人物推崇备至。虽然近年来中国社会流行“拉下神坛”运动，对鲁迅的批评也时有微词，但由于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颠覆性人物，迄今为止，不论是文学界、理论界还是社会意识方面，却并没有对他进行认真的反思，要膜拜的仍然膜拜，想推崇的照旧推崇，鲁迅对现代中国社会人心的巨大负面影响依然持续着，一个严酷的现实是，鲁迅已经深潜进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论就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目前有话语权的文化学人，大都已经被“鲁化”了，所以就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在此提出“反思鲁迅”，虽是给无意识者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但无意识者却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引起他们的反弹是自然的。不过，提出反思鲁迅既是笔者多年思考的结果，也自认为代表了蕴积社会多年的一种声音。
    
    　　鲁迅本来是上个世纪早期的一位文学写作者，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推销与社会神化，后来竟被弄成了一幅“凶神恶煞”的形象。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别人，鲁迅自身的特质就有这些。由于我们的社会过去长时间崇尚一个“斗”字，而在语言与思想方面具有强烈的“阴冷、斗恨”特色的鲁迅，的确很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开始呼唤仁爱、超越与终极关怀，特别是要复兴以儒家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反思鲁迅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当务之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课题，一篇短文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抛砖引玉。
    
    　　1、鲁迅的刻薄：鲁迅的杂文在写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鲁迅的影响力许多正是来自于他的杂文，鲁迅本人及后人都将这些短小杂文誉之为“投枪与匕首”。事实上，鲁迅的杂文也确以语言“阴冷刻薄好斗”而自成一系。这固然与鲁迅那个时代社会的腐败，恶势力的嚣张对他的刺激有关，但鲁迅文章的“阴冷刻薄好斗”却是他内在的，本体上的特点。打开《鲁迅选集》随便翻翻就可以看到这种本质的展示。
    
    　　比如那篇“《且介亭杂文》序言”，仅仅只有几百字，就攻击了四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个大学生，只因他说杂文的兴盛是“作家毁掉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就被鲁迅说成“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
    
    　　其实这位大学生批评杂文兴盛是有感于杂文成了骂人的专门文体，并不是否定杂文这种形式，但鲁迅却在一句话里先说“还不到一知半解”，又说“之流”。瞧不起一个青年，说他“一知半解”就可以了，却说他“还不到一知半解”！如果这个青年真的“还不到一知半解”，只能说明其思想尚不成熟，怎么可以被诋称为“之流”呢？这足以见识鲁迅是何等的刻薄！
    
    　　凡过来人都知道这个“之流”的称谓在“文革”大批判运动中泛滥成灾，要打倒某人时就先诬陷他是“刘邓之流”，那这个人就被这个“之流”定性，也就必然“死定”。由于鲁迅在“文革”时期被捧得红里发紫，这个“之流”的称谓大概就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
    
    　　鲁迅还把“匕首”投向当时由一群大学学者创办的叫《学衡》的学术刊物，这就是他所写的那篇短得不能再短的“估《学衡》”一文。《学衡》当时是由一群留美归国在国内著名大学任教的学者撰稿，由曾主办清华大学国学院，学贯中西的吴宓先生主编。《学衡》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公认它是当时学术水准很高的专业刊物，其文字功底应是勿庸置疑的，但因该刊批评了“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极端的做法，结果招惹了鲁迅那一派人，鲁迅就写了一篇“估《学衡》”的文章，但鲁文却丝毫不从学理上进行论战，只抠出几个所谓的错别字，就下结论说这些大学教授“连穷乡僻壤的中学生都不如”，便“估”完了。一本刊物哪会没有几个错别字？而且汉字的歧义本身就很多，鲁迅所说的错别字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鲁迅常说“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那么这样肆意贬损大学学者就是“战斗”吗？
    
    　　有人会说《学衡》是文化保守派的阵地，鲁迅当然不会客气的，那看看他对同一阵营里的“四条汉子”的做法，就基本把握住了鲁迅本来就是这样。
    
    　　鲁迅的“阴冷刻薄好斗”表明了他的确缺乏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和博大辽远的超越意识，还表露了他在整体上对这个世界所持有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鲁迅的这种性格，贻害了他的许多追随者，如冯雪峰、丁玲、王实味等，最后又被“四人帮”所利用，结果“投枪与匕首”变成了新一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有力武器，成为那个时代造反活动中最为流行的话语，也成了加剧“全民窝里斗”的发酵粉与催化剂。从“文革”一直到现在，凡是哪里有语言和思想暴力，哪里就有鲁迅的话语在流行。鲁迅的确实现了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可以说正是他那阴冷刻薄好斗的性格广泛地示范传染给民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仁厚中和谦恭的心理与行为品性，使得中国人普遍变得阴冷刻薄好斗起来。
    
    　　2、鲁迅的偏激：可以说中国这百年来的文化史和社会运动史是激进派主导中国社会不断向极“左”加速运动的历史。在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鲁迅是一位有力的推手。当时，由于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政府腐败低能，一些精英分子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是可以理解的，但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总是把眼前的政治与悠远的文化相混，把具体的政治责任推给抽象的文化传统，而且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甄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彻底否定的立场。
    
    　　在这方面，鲁迅和他们那一派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着刻骨的仇视。他以创造文学形象为手段，肆意妖魔化民族性格，其极端的程度令人发指，这实在让一些良善之辈很难理解。鲁迅的民族文化“吃人”论是很有名的，他说民族文化典籍里只写了“吃人”两个字，从而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胡适对传统文化还是要“整理国故”，而鲁迅则干脆欲将传统文化彻底毁灭。这种数典蔑祖的历史态度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极其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妄言传统文化“吃人”的那篇《狂人日记》被编进中学教材许多年，这种体制化的毁灭性诋毁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给几代中国人形成了极端错误的思想偏见。中国现当代的民族虚无主义为什么这么流行，正是鲁迅等人的“功业”。由于鲁迅以青年导师自居，误导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而使他们也纷纷走上了仇视并颠覆中华民族文化之路，加速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衰落，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深重的危机。
    
    　　现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凝聚力为什么这么虚弱，民族精神为什么这么淡漠，由之而造成的中国人的爱国意识为什么这么缺乏，显然与鲁迅所代表的民族虚无论者的长期得势有关。说得“言”重点，秦始皇用矛与剑“焚书坑儒”，被后人唾骂千古，鲁迅同样用口与笔“焚书坑儒”，现在却平安无事，甚至还被讴歌膜拜，天下公理何在？
    
    　　3、鲁迅的鄙夷：鲁迅有一句名言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似乎他对劳苦大众深怀怜爱，实则不然。鲁迅通过系统地概括“国民病”，对自己的同胞有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这就是：落后、愚昧、软弱、迷信、盲从、恃强凌弱、精神胜利等等。在这一先入为主的理念支配下，鲁迅塑造了许多患这些“国民病”的文学人物形象，并对这些文学人物形象的鄙夷性言论随时流露在他的笔端，但鲁迅却将自己的这种心态解释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就是“恨铁不成钢”。一个个人居然对一个民族能产生这种只有长辈对晚辈才会有的心态，说明鲁迅的救世主意识已经膨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不可否认，清末以后由于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社会下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确有许多中国人符合鲁迅的那个评价，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品质主流，代表品质主流的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具有“仁、义、礼、智、信”、“大丈夫气概”、“君子气质”的品性。一个常识是中国一直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度，鲁迅所总结的“国民病”恰恰是因为主流精神在这些“患病”国民身上缺乏所致，或者说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主流精神的对立面“流民意识”、“宗法意识”、“老庄意识”，尤其是大家公认的二千年间治理中国用的“儒表法里”的“法家意识”的泛滥所致，但鲁迅却不进行基本的文化梳理，把中国人的“国民病”一古脑算到儒家文化头上，专门诋毁中华民族的主流精神。领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小青年狂喊“打倒孔家店”，结果就把“救人之药”当成了“害人之剂”。即便这样，在最下层的人民群众中，仍然艰难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他们在社会上层混乱不堪时，却维持了中国社会基础的稳定。但就这种稳定的状况在鲁迅看来也不是人民正在分担民族的苦难，而是一种“愚民”的表现。于是，在鲁迅的文章中，尽是对这些“愚民”的斥责，而怜悯却少得可怜。
    
    　　小说《药》就是鲁迅鄙夷普通民众的典型代表作。关于这部小说，鲁迅承认自己是杜撰，具体是他只是听说了某地有用“人血馒头”治病的传言，本身与革命党人受害风马牛不相及，但他却将这两件事串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故事，让这位“愚民”主人公到刑场外高价索取革命烈士的鲜血，蘸馒头给孩子治病，而这些革命烈士却正是在为像他这样的老百姓流血牺牲。这种杜撰，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看成了愚不可及、不可救药的顽民，这哪里有一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味道？
    
    　　这篇文章后来也编入中学课本许多年，给一代代中国人传递着错误信息，误导了数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使人们普遍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中华民族成员的真实面貌，只能感觉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真是一个“愚昧无望”的族群，从而使相当多的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而另一部分人则以民族救星自居，由他们来“拯救人民”，左右国家的命运。这样的结果便使普通中国人更加丧失了自信心，更加不自救，更加依赖“清官”和“救星”，同时对自己的民族也产生了深深的鄙夷心态，这种心态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流布。直到今天，在青年大学生中仍然广泛流行着对中华民族所谓“愚昧国民性”的深刻鄙夷，而鲁迅其“功”莫大焉！
    
    　　4、鲁迅的偏见：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偏见是多方面的，其中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民病是“精神胜利法”就是他的一大“发明”。但刚刚“发明”不久，法国一位大作家就说巴黎满大街跑的也是阿Q，国内的一些应声虫马上随之赞颂，说鲁迅塑造了一个最成功的文学形象，诊出了一个最具概括性的“国民病”。
    
    　　那么要问，既然巴黎满大街跑的都是阿Q，只能说明这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病”，那所谓中国人专有的“精神胜利法”就不能成立。当然，如果鲁迅果真塑造成功了一个世界性文学形象岂不更妙？但事实却是，塑造这个形象只是因为鲁迅缺乏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所致。
    
    　　心理学里有一种心理暗示现象，人类的心理暗示是人人都有的一种心理调适，所谓“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为适应环境而进行自我调适的心理活动，就如同我们遇冷加衣，遇火躲开一样，根本不是什么应当批评的“民族劣根性”，倒是人类假如缺乏这种“精神胜利法”反而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人会因不能及时进行心理调适而很难正常生活。所以，“精神胜利法”本身是不应受到指责的一种心理活动，至于这种心理活动的正常尺度是什么？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不是将这种心理活动用得过分了，这完全因人而异，根本就没有统一标准。
    
    　　由于鲁迅对中国人怀有很深的偏见，所以他才将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安在中国人的头上加以指责。如果一个正常人全盘接受这种指责，从而有意识地泯灭掉这种心理调适，那这个人的心理活动就只能永远处在不平、不满、嫉妒的状态，严重了就会患上精神病，或者因为心理极度不平铤而走险，这不正是许多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前的那种心态吗？
    
    　　5、鲁迅与“民族魂”：鲁迅曾经毫不留情地批判对手“拉大旗，做虎皮，借以抬高自己，吓唬别人”，但在鲁迅的葬礼上，他的弟子们显然出于一种自大狂心态还真搞了一面大旗，上写“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鲁迅的遗体上。此后，“民族魂”这一美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与一位民族文化的破坏者联系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这一称谓是否恰当。
    
    　　所谓“民族魂”，首先应当是给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砖加瓦者，而鲁迅岂止是这一大厦的挖墙脚者，以他的影响力看，他是民族精神大厦倾覆的推手。在这里，所谓“精神大厦”可能有争议，有人会认为鲁迅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大厦”，这有点太过虚妄，不知道鲁迅活着会不会认可。
    
    　　民族的精神大厦必须有历史根基，遗憾的是鲁迅却是彻底否定民族精神历史根基的，而且为此否定鲁迅是不遗余力的，后人再想怎么解脱他也没有办法。
    
    　　民族精神大厦应该对民族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鲁迅要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说中国历史典籍里只写了“吃人”两个字，这样的民族虚无论怎么能成为构建民族精神大厦的材料呢？
    
    　　民族精神大厦还必须有建设性内容。鲁迅一生的作为就是批判、否定、破坏，这既是鲁迅本人承认的，也是后人公认的。纵观鲁迅，他只说了“这样是愚昧的”，“那样是丑陋的”，并没有说多少“这样是文明的”或者“那样是美好的”。缺乏建设性内容怎么能构建精神大厦？
    
    　　有人会说鲁迅推倒了旧的“精神大厦”，腾出了“地基”，我们现在不是可以建一座新大厦吗？这意见狡辩得可以，但问题也正在这里。鲁迅推倒了民族精神大厦，使得大厦里面的民族成员“无家可归”，只好四散而去，即便后来盖起了“大厦”，民族成员还能住进去吗？所盖的新大厦少了“民族性”，少了“民族人”，破坏者怎么能被称为“民族魂”呢？哪怕将鲁迅高抬成“世界魂”都不应是“民族魂”！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是在侮辱民族历史。笔者以为，别的都可以讨论，惟有这个“民族魂”的称谓极不恰当，应该毫不迟疑地拿掉这顶桂冠，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构建和谐社会今已由执政党提出。复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民族精神也成了当代要务。构建和谐社会复兴民族文化都要先清理那些斗争文化与民族虚无观念。鲁迅作为上个世纪中国社会斗争文化、民族虚无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已经成了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与复兴民族精神的思想绊脚石，我们今天应当在反思鲁迅中搬开这块恶石，开始走出中国人新时期的新生活，只有这样，人们所企盼的和谐社会才能构建起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2008年2月18日
    
    　　后记：本文为2008年初所写，是一本集子中的一篇，但因故集子未出，而社会对鲁迅的看法却正发生着巨变，代表性事件就是去年从中小学课本中删除了多篇鲁迅的文章。笔者并不担心因此而使本文过时，因为鲁迅的影响并不是删除几篇文章就能损其几分的，所以，笔者仍愿将此文发出，以为疗救民族魂尽一点微薄之力。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