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反智主义的崛起

作者：西蒙·布朗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见证了一种令人好奇的政治思想家小集团的崛起：精英反智主义。

几十年来，“常识”一直成为保守派观念的方便框架，该标签掩盖了更复杂的画面。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比尔·布洛克（Bill Brock）、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乔治·布什（George Bush）19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Bettman/Getty Images)

1978年，比尔·布洛克在以他为主席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支持下创立了“绝对学术性”的期刊《常识》。该杂志聚集了年轻的政治行动者和同情保守派的社会科学家，他们提出了保守派政策建议。两年后，在罗纳德·里根准备进入白宫时，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指出《常识》是共和党人成功确立其作为“理念政党”地位的标志。

几十年来，“常识”一直成为保守派观念的方便框架，这与自由派思想精英更喜欢的危险的、异化的观念形成对比。该标签掩盖了更复杂的画面。虽然保守派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观念描述为直截了当的和天生的，但他们仍然牢牢抓住博学多才的标志不放，在其自己的反对派机构中维持一种特别的经典。他们相信，高等教育应该维持一种排他性的事业。

保守派对于在他们看来的学界趋势充满敌意，现在有了新的用途，共和党人鼓动州和联邦政府立法，攻击目标是与“批判性种族理论”有关的教学（克莱蒙特学院发表了这个话题的若干文章）。在国家层面上赢得关注的很多建议则把焦点集中在高中教育上。但是，在三月份，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引进立法，要求限制在美国军方讲授批评性种族理论。

这个限制课堂讲授内容的法案加入到一系列旨在攻击大学及其更广泛经济基础的大量建议行列。科顿已经起草了对私立大学---除了那些“带有宗教使命”的之外---的捐款征税的法案，要求将利润分配给职业培训项目。他将课税作为对“向年轻人灌输非美国观念”的惩罚。在佛罗里达，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法案，要将奖学金转向只能直接导致就业的大学学位项目。

在其新书《常识保守主义崛起》中，历史学家安提·莱皮斯特（Antti Lepistö）提供了一些关键背景，阐明保守派知识分子如何逐渐提出这样一种职责，即大众要反对所谓充满敌意的知识分子群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塑造基于常识的权威论证。在《公共利益》等报刊的版面上，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从社会科学转向道德哲学，称赞反对大社会等社会项目背后的官僚体制的“普通人”本能。

这不是自封的保守派的天生动作，他们继承了一种传统，对未经训练的大众民主持怀疑态度。为了论证常识的合理性，克里斯托尔和希默尔法布转向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哲学家从苏格兰启蒙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伦理学重塑理论，用以提出他们对当今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18世纪思想家提出的这些理论是解释日常生活的道德本能如何适应甚至维持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交易。在“亚当·斯密和资本主义精神” (1976)文章中，克里斯托尔向越来越讨厌自由派社会改造工程的读者提出这些常识道德论证和自由商业论证。

新保守主义者很快将其愤怒引向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在克里斯托尔的“知识分子的敌对文化”（1979）之类文章中，大学教授和政策分析师遭到攻击，被视为不可救药地脱离他们授课的学生和他们服务的大众。克里斯托尔在后来的文章中指出“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正确的，向知识分子解释为什么他们是错误的”成为“新保守主义自己设定的任务”。

这些努力的遗产可以在讲授经典文本课程的众多夏日学校、研修项目基金、右翼智库中看到，它们通常带有抗衡大学里产生威胁的左翼共识的目的。其中有些如克莱蒙特学院针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普布利乌斯研修项目“Publius Fellowship”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自由意志论莫卡斯特中心（Mercatus Center）中现在资助研究生的“亚当·斯密研修项目”是在保守派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在19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创立的。其他项目开始得更近一些如基督教保守派约翰·杰伊（John Jay Institute）研究院2005年开始为毕业研究员讲授宪法和神学文献，赫托格基金会（the Hertog Foundation）2010年和2013年为大学生创建政治研究和战争研究的项目。

这些项目代表了右翼思想的独特方面。莫卡斯特中心培养学生学习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思想，后来的“奥地利、弗吉尼亚和布鲁明顿政治经济学院”的目标是塑造未来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虽然克莱蒙特学院明确寻求“选拔性的年轻保守派精英群体，”赫托格基金会政治研究项目除了焦点集中在政策背后的“大观念”之外，并没有意识形态承诺的直接声明。（但是，在其推销的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作品和包括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内的演讲系列视频的突出显示都已经清楚说明了他们的立场。）

虽然有这些区分，这些项目拥有共同的政治教育模式：培养少数年轻才俊进入拥有保守思想的政治、新闻、法律和军队领域。

这个模式并没有阻止克莱蒙特学院及其同伴攻击学界及其理论。他们的批评是精英批判思想界当权者。（在《民主与真理》中，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将此传统追溯到18世纪，当时伯克哀叹“诡辩者、经济学家、精算师”从彬彬有礼的贵族手中夺走了公共权威地位。）这个精英但反智的动态体系曾出现在两年前的埃德蒙德·伯克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上，当时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发表主旨演讲，攻击“国家的主要学术大咖”反对爱国主义教育，鼓吹“世界主义共识”。他解释说，这种共识压制“共同的关心和共同的热爱”，贬低了“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共同文化”。这次会议尤其是霍利的演讲被左派批评家提及，也得到当权者右派犹豫不决的支持，可以说是特朗普政治新思想运动的开端。

霍利本人的教育（斯坦福的学士、耶鲁的法学士/法律博士（JD）一点儿都不简单。但是，他从其名望讲坛(bully pulpit能提供机会阐明自己观点的重要公职）指控学界和大学，因为他试图排干大学的经济资源。2019年，霍利提出法案要允许学生在私立实习和工作培训项目中使用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美国政府所发,以参议员ClaibornePell名字命名）---其明确说明的目的是打破“高等教育垄断”。同行的法案迫使大学在学生贷款无法偿付时支付部分贷款。在霍利看来，靠贷款支付经济的四年制大学用尚贤选拔的诱惑工人阶级民众相信他们应该上大学以改善人生命运。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不是很多左派人士建议的那样免费上大学，而是找到替代性方式，即直接的、私立的职业培训。2020年，霍利起草了限制联邦政府为捐款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学提供新冠病毒救助资金的法案，引用了科顿在其计划中扩展到向私立大学捐款征税的案例。另外一个耶鲁毕业的自封的民粹主义者万斯（J.D. Vance）也建议砍掉大学和其他基金会的免税资格，理由是它们“向学校的孩子们讲授种族主义”。

当那些将公民团结起来的心态是“常识”，任何超越职业培训的教育都不再是公共资产。共和党政客反对大学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恶劣影响，他们提供的实际解决办法就是简单地切断教育经费资助，将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

自从元月6日，采用同样迂腐语言的保守派警告学界中左翼思想危险性的人获得更显著的风光地位，霍利的政治前景受到严重影响。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右翼反对派设计师克里斯托弗·鲁夫（Christopher Rufo）开始蜿蜒曲折追溯其马克思主义源头的生意了。而他的生涯就得益于诸如克莱蒙特学院之类保守派反对派机构的极力推动。

有些自由派承认经典对保守派的重要性，希望模仿这种做法。默里·沃森（Molly Worthen）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前夕坚持认为，经过了“反意识形态选举”之后，自由派必须学习保守派暑期学校的做法重新找回经典。他们能通过重新发现其从斯密、伯克以及其他与保守派共同推崇的杰出人物的思想传承中找到共同基础。

社会主义者有很好的理由拥抱保守派几十年来优先强调政治教育的做法，采用充满活力的方式宣传其基本观点，当然可能有所修改。右翼项目的焦点和结构是依靠培养将来领袖的意识形态承诺凝聚起来的。将古典和现代文献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图书俱乐部的悠久传统是国内政治教育的替代性模式。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社会主义者能从右翼政策努力中学到新的东西：公立大学教育实际上是对保守派理想的威胁。正如政治理论家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显示的那样，高等教育往往带来更大程度的公民参与。通过克服金融方面的障碍和债务负担让工人阶级获得更多教育，这不仅能扩展民主的范围，而且是可靠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西蒙·布朗（Simon Brow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编辑《观念史杂志》。

译自：The Rise of the Elite Anti-Intellectual by Simon Brown

https://thescotfree.com/humanity/since-the-1970s-america-has-seen-the-rise-of-a-curious-coterie-of-political-thinkers-elite-anti-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