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成相》篇作者为荀子新证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围绕《成相》篇作者是否为荀子本人，近代学界有肯定派与否定派。从《荀子•成相》篇名解析入手，梳理评点历来注家之说，考析折衷其意义，以定“成相”基本意涵为多义蕴的混合体。从证据排除、思想内证、文本自证、内容涉列、《左传》之传、文体辞气六大方面进行举证以明《成相》篇为荀子自著。《成相》篇目体裁、篇目次序、荀子晚年身体状况猜测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此篇可寻绎出荀子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若干；本篇有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若干；该篇所载事件、时间、人物均与荀子年代无违和之处；蒐集是篇所传《左传》史事、语词以及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以证与荀子之关系；乃篇程式、风格、辞气皆似荀子所作。在无新文献材料的当下，此六个方面可以证明《成相》篇为荀子晚年废居兰陵时，仿民间乐歌形式创作的政治寓意深厚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荀子；《成相》；新证

引言

先秦典籍，时代愈古，问题愈多，辨析尤难。《荀子》一书，先秦旧典，刘向纂辑，杨倞首注。有清一代，注家毕集，陈汪刘郝，王谢俞卢。王氏先谦，《荀子集解》，嘉惠学林，网罗众疏。可见，此书传承有序，未可轻疑。从刘向《孙卿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1]的话语来看，《荀子》一书此前虽未可径云已成书，至少有单篇传抄与流传的一段时期。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出现如此多的重复之篇。刘向校雠定著《孙卿书》三十二篇，为《荀子》书一大功臣。其后，“有人将三十二篇分为十二卷，十二卷本遂取代三十二篇未分卷本。[2]”这便是刘向校定三十二篇本系统之后的十二卷本系统。中唐杨倞注荀，又改十二卷本为二十卷本，并定名为《荀子》，为《荀子》书又一大功臣。后《荀子》版本虽多，但皆以二十卷本流传。乾嘉以还，注者甚夥，功于《荀子》者众。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荀子》这一难解之书，得到显扬光大，为其进入近代学术视野铺平了道路。《荀子》与荀子之关系亦随之而来，争议遂起。汉世整理先秦典籍之时，为方便起见，诸子旧籍之名往往与作者一同。此种混而为一，给后世争议埋下了伏笔。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皆属此例。近代以降，疑古风行，今本《荀子》三十二篇作者归属问题，竟成聚讼纷纭、人言人殊之势。尤其当涉及到第二十五篇《成相》时，因此篇所处位置、文本体裁、思想内容等，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致说来，学界围绕《成相》篇作者是否为荀子本人，出现了不可调和、彼此对立的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3]。近代疑古派基本否定其为荀子作品，而时人则基本肯定其为荀子晚年作品。以下撮其要者，略作梳理说明，为进一步提出此篇作者为荀子之新证作一综述与铺垫。

一、否定派与肯定派

（一）否定派

否定派主要集中在近代民国学术之中，实以胡适启其端，而后杨筠如更至于登峰造极。胡适认为，“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4]胡氏采取怀疑加放任的态度，仅从三十二篇中捡出四篇荀子精华之作，而将包括《成相》篇在内的二十八篇内容轻松放过。张西堂将《荀子》分为六组，认为《成相》与《赋》两篇本与儒家之孙卿子无关。

杨筠如以“《成相》一篇，旧次在第八，为什么会用韵文？这明明已是《汉书·艺文志》中间汉人的《成相杂辞》，与荀子毫不相干的东西。”[5]进而得出，刘向“将《成相》次为第八，似乎那时的《成相》不是赋的体裁？我疑原来是说人主用相的事，比如《君道》说：‘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王霸篇》说：‘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荀子主张人治政治，所以很重视宰相的得人，大概是原篇已亡，后人拿《成相杂辞》来补充的。”[6]仅从体裁角度就断然否定其为荀子作品，杨筠如氏确实疑古过勇。其对《成相》篇与《成相杂辞》之间关联未加考辨，遽下定论，实在不妥。而在其《荀子研究》书中《荀子书的伪证》一节[7]，疑古之偏执发挥的淋漓尽致，又加之无端猜疑，几乎到了否定《荀子》与荀子相关的地步。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怀疑猜忌，于学术无补，于问题解决有害无益。结合其对《荀子》与荀子关联基本否定的态度，可知其说实苛严而无道揆法守，故万万不可从。

（二）肯定派

肯定派阵营庞大，名家众多，代表人物从南宋朱熹到清代郝懿行，再到郭沫若、杜国庠、梁启雄、龙宇纯等人。郭沫若将荀子卒年定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其领略过秦政的横暴，并举《成相》篇中语以明之，“例如‘春申道辍基毕输’是说楚国因春申君之法废止而国以灭亡。又如‘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则是说秦奉墨道而黜儒术。”[8]其论荀子卒年过晚，当有可商榷之处，但其认为《成相》篇为荀子本人所作的观点则昭然若揭。

杜国庠曾对《成相》篇做过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撰作《论荀子的<成相篇>——介绍二千余年前的一篇通俗文学》[9]和《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10]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文章在学界反响巨大，对于扭转《成相》篇作者认知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杜先生不但认为其为荀子作品，还以之为材料根据，从中挖掘荀子法术思想。其论证从“内证”“所表现的当世的政治学术的情形”“社会背景”“若干旁证”（胡适所谓的四篇荀子精华）四个方面展开，结论是《成相》为“荀学的纲领”，与清代学者郝懿行认知高度一致：“（荀子）本图依托春申，行其所学。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11]岂止与郝懿行一致，和南宋朱熹亦同其途辙：“（荀子）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12]近代历史学家杨宽在其名作《战国史》书中有《战国时代文化的发展》一章。其视《成相》篇与《赋》篇为荀况创作的赋曲，充分肯定并表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13]。

梁启雄从文学与政治作品的角度认为，“《荀子·成相篇》在体裁上是采用《成相杂辞》的文学程式，在内容上是撮要钩玄地表达他（引者注：荀子）的政法思想，是一篇充满着政治意味的文学作品。”[14]值得一提的是，梁启雄《荀子简释》所释《荀子》三十二篇，仅有《非相》《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六篇后有说明性文字，尤以《成相》篇题文字最多，且明确表明此篇作者属荀子。其他篇题基本引述前人观点而不涉及作者问题，更无个人倾向性观点。可以说，自郭沫若、杜国庠、梁启雄之后，认《成相》篇作者为荀子者，渐占上风。

龙宇纯先生撰《荀子真伪问题》一文，经论证后认定“《荀子》一书，除修身篇‘天其不遂乎’一语可疑，而‘天’字可能为‘夫’字之误而外，其余学者疑为伪作者，或则仅是章节的错乱问题，或则由于论者对于荀子之一知半解，全书实并无伪作痕迹。”[15]龙先生荀子研究对于走出对《荀子》文本的疑古过勇之风，力度与影响皆大。廖名春先生在其大作《荀子新探》中专撰《著作考辨》一章，对杨筠如、张西堂诸人所怀疑、否定的荀子有关篇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16]其以荀子写作时期分类，将《荀子》篇目厘定为三个时期。其论甚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参阅。

日人学者佐藤将之将《荀子》文献与荀子思想的关系进行梳理，列出了研究者关于《荀子》一书是否代表荀子本人思想的五种观点，认为其中有四种观点“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之影响。”[17]影响最大者便是二十世纪初古史辨的疑古思潮。佐藤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必然将包括《成相》在内的所有《荀子》篇目纳入研究范围。这既是走出疑古之风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时代推进荀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成相》篇作者问题经历了由怀疑到肯定的历程，尤其是近年来认为此篇是荀子本人自著的学者越来越多。毋庸讳言，此篇作者问题还需要继续讨论。近年来，又有学者旧调重提，认为《成相》非荀子本人所作。如张小苹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成相》非荀子所作，并推测《成相篇》应是荀卿弟子所作[18]。

由于去古既远，若要搞清楚《成相》篇是否为荀子所作，确实存在颇多困难。比如荀子生卒年问题，即是其中一大困难。一些问题短期内又无解决之可能。故要想从确切的时间角度立论则不现实，只能从《成相》篇内部打开缺口以立论。因《成相》篇篇名涉及到此篇体裁、内容等问题，对于从文学演进角度进行合理推测，以确定作者所处时代有着重要意义，故不可不详言之。

二、《成相》篇名梳理与解析

何以“成相”二字为篇名？最早注《荀子》的杨倞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故其对篇名注释一番。今所见《荀子》三十二篇之篇名，杨倞注者，仅有《非相》《儒效》《致士》《礼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法行》十三篇。有清一代，注家既多。近代以还，研者纭纭。各家释《成相》篇名，搜求古籍甚广，观点翻空出奇，几乎穷尽各种可能性，皆言之有理，而纷争遂起，莫能定于一。各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初发语名篇

杨倞首倡“初发语名篇”说。“以初发语名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故下云‘托于成相以喻意’。《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旧第八，今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19]以文章篇名发展脉络言之，《论语》《孟子》诸书确有随意摘取篇首之二三字名篇的命名规则。从今本《荀子》篇名命制来看，已经基本脱离此命名套路，而倾向于以全篇之中心议题为名。细检今本《荀子》，《劝学》《修身》《荣辱》《非相》《非十二子》等大量篇目皆拈出中心议题以命名，仅有《仲尼》《大略》《哀公》《尧问》四篇明显地以初发语名篇。荀子弟子韩非之《韩非子》一书篇名，亦脱离初发语名篇之窠臼。篇名命制之变，理有固然。

仅因《成相》篇名恰与此篇之体裁、首句“请成相”恰相偶合之特例而名之曰“以初发语名篇”则未当。因为篇名本身亦兼名与实二义。仅从字面观之，似是；若以字面背后意义观之，实非。此说仅是一笼统说法，未及实质意义。《成相》篇从其实质义来讲，并非取初发语名篇。故，杨倞此说未允当。

又，杨倞以为《成相》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属“荀卿杂语”，而降在下，调整为今本《荀子》第二十五篇。从杨倞前所引《汉书·艺文志》中的《成相杂辞》，可知其将杂辞与杂语混同，而将此篇降而在下，实乃偏见。朱熹亦如之，认为“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20]后王引之驳之甚是。杨倞、朱熹观点很可能误导了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拆解《成相》篇与《赋》篇，以凑《汉书·艺文志》中所载“《成相杂辞》十一篇”之数这一无谓之举[21]。

（二）成功在相与成治之方

杨倞“以初发语名篇”之说未及《成相》篇之实质意义。杨倞注又提供一说，“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22]“成功在相”之“相”，可理解为“卿相”之“相”。若从“荀卿子说齐相”时所言“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强国》）等句看来，似有其道理。但《成相》篇中未及“卿相”，“亦未专论成败治乱在一相也。”[23]由此看来，杨“或曰”说不可从。

王引之亦不认同杨倞之说，并指出，其失误之处在于混《成相杂辞》与荀子《成相》篇而一之。其言曰：“杨谓‘《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案《志》所载《成相杂辞》在汉人杂赋之末，非谓《荀子》之《成相篇》也。”接着，其在杨注“或曰”说基础上进行了发挥，“杨又云‘成功在相’，稍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谓‘成相’也。……窃谓相者，治也。(昭九年《左传》‘楚所相也’，二十五年《传》‘相其室’，杜注并曰：‘相，治也。’《小尔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请）[24]成相者，请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后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请布基’、‘请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与‘请成相’同义。)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请成相，道圣王’，又云‘请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经，礼与刑’、‘治之志，后势富’、‘治之道，美不老’。)后言‘托于成相以喻意’者，成相为此篇之总名，谓托此一篇之词以喻意，非谓托于矇瞽讽诵之词也。”[25]

王引之力主“成相”为“成治之方”说，顺便驳斥卢文弨、郝懿行“瞽矇之词”之说，划清了《成相》篇与矇瞽讽诵之词的界限。王氏还驳卢文弨“舂牍”说，“卢以相为乐器之舂牍，斯为谬矣。以相为乐器，则‘成相’二字义不可通，且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言之乎？若篇首称‘如瞽无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乐器，亦非乐曲也。”[26]王氏之说，虽有其理，但无视《成相》篇与《荀子》他篇体裁之差异，亦是其缺失。忽视《成相》篇体裁的殊异性，则不能正确把握《成相》篇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三）成相为音乐说

“成相”为音乐说远源当在北宋，经由清代注家阐扬，及至近代，则成浩浩汤汤之势。其说之盛，遂足成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北宋苏轼指出，“《孙卿子书》有韵语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则成相者，古讴歌之名也，疑所谓‘邻有丧，舂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亦恐由此得名。”[27]苏氏之说为卢文弨、俞樾所承继与取舍。如卢文弨曰：“成相之义，非谓‘成功在相’也，篇内但以国君之愚暗为戒耳。《礼记》‘治乱以相’，相乃乐器，所谓舂牍。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汉·艺文志》‘《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托于瞽矇讽诵之词，亦古诗之流也。《逸周书·周祝解》亦此体。”[28]卢氏以“舂牍”解“相”，以“后世弹词之祖”说“成相”。此说虽远溯苏轼，但仍让人耳目一新，凸显了此篇体裁特异之处。但“相”之一字，是否为乐器舂牍之名，似可商。王引之有“且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言之乎”之讥。俞樾虽认为“卢说是也”，但指出“惟引‘治乱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释‘相’字，则皆失之。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为言？既以为乐器，又以为瞽必有相，义又两歧矣。”[29]随后，俞樾指出“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注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亦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请成相者，请成此曲也。《汉志》有《成相杂辞》，足征古有此体。王氏必以卢说为谬，何也？”[30]俞氏以“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认为是古人劳役时之乐曲。王先谦亦认同其说。

近人杜国庠则进一步提出，“《凤阳花鼓词》，调子很像《成相篇》，是不是由它演变出来的呢？这要待喜欢搜集民歌的学者们的研究。”[31]后杜氏修书一封问于朱少滨。朱在长篇回信[32]中指出“《成相》歌调，实战国时民间歌谣之一体，而为其常用者，故荀卿用其调以言治道而讽当世，其唱敲鼓以为节，实今大鼓书之始祖。”[33]朱引《礼记·乐记》“治乱以相”郑注“相即拊也”，释“相”为拊，为如鼓之乐器[34]。朱先生又考之《诗经·周南》、后汉《鼓吹铙歌》、南北朝乐府、白居易《长相思》词、刘禹锡《潇湘神》二曲等，得出“宋词句最为近似《成相》者，无过陆游之《钗头凤》。”[35]可见，朱少滨认为《成相》篇为“中国鼓儿词之最古者”。张之纯《评注荀子菁华》亦云《成相》篇“首节凡八章，词义样茂，汉初《安世房中歌》近之。”[36]可见，《成相》对后世文学影响之大，在文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

杨宽完全认同朱少滨观点，说“这是我国最古的鼓儿词，是后世大鼓书的开端。”并进一步诠释道，“相是一种用皮革制作、里面装着糠的小鼓，用手拍击，歌唱时用来调节节奏的。”[37]李涤生引猪饲彦博之说而申述之，“相”又有了“打夯”说。“以杵筑基，北方叫做‘打夯’：打夯必歌，一以齐力，一以忘劳。故‘成相’盖古代人民集体举重时所唱助力之歌，荀子拟而作之，以宣传他的政治思想。”[38]

骆瑞鹤从字义出发，提出新解：“《礼记·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注：‘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既曲一终为一成，则成亦具重义。再成、三成，犹言重奏二度、重奏三度，盖曲不变而复奏。”[39]骆氏将“成相”之“成”解为“重”，相为“讴歌”，综其义为“重叠之歌”。此解释较好地符合了《成相》篇三章重叠复沓的形式。

综上可见，音乐之说形成了一个“解释系统”，在其内部仍存在分歧。若为音乐，是何乐也？到底是“弹词之祖”（卢文弨说），“瞽矇之词”（郝懿行说），还是“鼓儿词”？若为“乐器”，“相”又为何种“乐器”？是舂牍、夯杵、鼓，还是拊？因时代既古，此种争议恐怕一时难以搞清，仅视之为一家之说而已。

（四）“成相”之“相”实兼多义

将《成相》篇视为音乐之说，确实有其道理。一则，较好地解释了《成相》篇体裁异于《荀子》他篇之特点；二则，确实可寻觅到后世受此篇影响之乐曲、歌词；三则，与荀子本人重礼重乐、礼乐合一思想亦相一致。

若理解“成相”之“相”，需要厘清“相”之本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相，省视也。《释诂》《毛传》皆云相视也。此别之云省视。谓察视也。从目木，会意，息良切，十部。按目接物曰相。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其交接而扶助者，则为相瞽之相。古无平去之别也。《旱麓》《桑柔》毛传云：‘相，质也。质谓物之质与物相接者也。’此亦引伸之义。《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此引《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40]可知，相本义为视，引申而有瞽相之扶助义。按此逻辑，后来的卿相之相、互相之相、相貌之相诸义皆由此引申而来。就《荀子》一书所见，有相及、相通、相反、相信、相人、非相、形相、卿相、主相、成相等众多词组。可见，荀子“相”之义多矣，几乎包含后世所及之含义。

故“成相”之“相”义，不当拘泥于一个义项。作为《荀子》一书篇名而言，是为一民间固定之乐曲，犹如后世词牌名。作为演奏方式而言，可为手持之乐器，不必为舂牍，也可能是拊、鼓等。以此篇内容意蕴而言，可谓之成治之方。以此篇用喻而言，正如“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句所显示者，瞽人需要人相扶持，方能行走。此所谓“相师之道”[41]。故，人主在贤人辅佐下，方可治理好国家。《荀子》中出现“瞽”五次。除“如瞽无相”外，其余四次为“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其义皆为“眼睛瞎”或由其引申的“无识别能力”之意，而无由“瞽”所充之乐师相关义。由是言之，不必将“如瞽无相何伥伥”之“瞽”理解为“矇瞽讽诵之词”之“瞽”，于是，亦不必将“如瞽无相何伥伥”之“相”理解为某种乐器。因其又可引申为政权之辅佐。此辅佐无论是指人或制度皆可。由是言之，“成相”之“相”实兼乐曲、乐器、辅佐、治理方法等多义。

三、《成相》为荀子本人作品新证

建立在前人论证基础之上，兹拟从证据排除、思想内证、文本自证、内容涉列、《左传》之传、文体辞气六大方面进行补充论证《成相》篇为荀子本人晚年手笔，是寄寓政治的通俗文学作品。

（一）证据排除：体裁、篇目次序、荀子身体状况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

证据排除之义是将一些可能阻挠论证的基本问题扫清。《成相》篇体裁出现时间，在《荀子》一书次序以及与《荀子》他篇所谓“矛盾”均不能否证其作者为荀子。

1.“成相”体裁出现于荀子之前，当无异议

有人以《荀子》中有些篇什夹杂韵文或通篇为韵文（如《成相》篇）而认为此必不是荀子原书，这是失于细考的[42]。作为一种民间乐曲形式的《成相》篇在荀子所处之战国末年是否已存在？章学诚《诗教上》曾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兴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43]可见，文体在战国时代已无体不备，《成相》篇亦然。卢文弨已嗅到《成相》篇与《诗》之间的关联，其言曰：“全篇与《诗》三百篇中韵同。”[44]岂止与《诗》三百之韵同？若参以骆瑞鹤说，再视全篇“请成相”重叠复沓的章法亦与《诗》三百相类。温柔敦厚之诗教、疏通知远之书教、广博易良之乐教、恭俭庄敬之礼教也存乎其间。后世所有的文学创新皆立足于战国时所确立之体。

此篇属成相杂辞体，《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成相杂辞十一篇”。正如王引之所言“《志》所载《成相杂辞》在汉人杂赋之末，非谓荀子之《成相篇》也。”[45]此处著录之《成相杂辞》为受荀子《成相》影响之后人所作。后世成相体甚至词曲之体皆可溯源于此篇。

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与《成相》篇在内容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在文体形式同属成相体。学者一般认为《为吏之道》可能成文于秦昭王末年，而不会晚于秦始皇时。换言之，《为吏之道》是荀子之后的规章制度类作品。[46]作为官员守则、法律文书的《为吏之道》在内容、辞彩等方面，虽不可与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位一体的《成相》篇相提并论，但此可证明至迟在战末秦初之际，此类成相杂辞体裁应用已非常广泛。此体已由民间之乐曲走入学者笔端，再到官方文书类。荀子用当时影响日益广泛的文体来寄寓自身境况，也就符合文体发展逻辑与人情之当然了。学界近年来不少成果关注《成相》篇与秦简文献《为吏之道》之间的关联，在论证时将《成相》篇作者默认为荀子，大都认为是前者启后者，乃至启后世成相体作品，而非相反。换言之，战国之时已有成相体，不得以成相体于荀子时尚未出现之由而否证《成相》篇非荀子之作。

2.《成相》篇在《荀子》中位置与作者问题无关

《成相》篇于今本《荀子》中位置靠后不构成其非荀子本人作品证据。有论者以《成相》篇位于今本《荀子》第二十五篇，属于比较靠后的篇目而认为作者可能非荀子本人[47]。实则不然。作品作者考订不能以作品排列顺序为据，这一点不言自明。先秦时期作品排列与作者问题紧密相关者确实有之。如今本《庄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学界基本认可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杂篇可能是其后学甚至包含他派作品。此仅对于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的《庄子》一书有效，而对于包括《荀子》在内的大多数先秦典籍则无效。如《论语》《孟子》《老子》等作品，即是其例。另，在刘向所辑《孙卿新书》中，《成相》处于相当靠前的第八篇。杨倞之所以将《成相》篇后置，将其与《赋》篇合为第十八卷，原因是“使以类相从。”[48]之所以后置，当出于文本体裁方面考虑，其属“赋之流也”，“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49]故而与作者问题无关。

3.《成相》篇与《荀子》他篇的“矛盾”也不构成作者非荀子之证

杜国庠看到了《成相》篇的唯一一处漏洞：“应该指出的是《成相篇》关于尧舜禅让的见解和《正论篇》的见解完全相反；《成相篇》赞美禅让，而《正论》则予以否定。”[50]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杜先生从荀子早年与晚年思想变化角度进行说明，无疑可从。从《正论》篇中荀子驳斥“尧、舜擅（禅）让”以及《韩非子·难三》“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51]来看，荀子无疑反对禅让制。但他不反对尚贤使能，如认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按此思想进展，这一矛盾必然会和而解。也就是说，荀子在最高王位的确定问题上，晚年走上贤能政治（当包括禅让与贤能者一途）的道路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思想内证：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

从《成相》篇“思想内证”来看，其包含着荀子特有的学术思想与专有名词，且通篇与荀子思想高度一致。学界公认，隆礼重法、辨合、符验、统类、积渐、执一、解蔽、君道、荣辱、法后王、义利两有等思想是荀子标志性学术思想。此类思想在公认为荀子本人所作的《荀子》其他篇章中有充分表述，可证其为思理一贯之文。

隆礼重法思想在《成相》篇中表述为“治之经，礼与刑”“刑称陈”“罪祸有律”“明德慎罚”“厚薄有等明爵服”等。辨合、符验、统类思想表述为“言有节，稽其实”“参伍”“法仪”“表仪”“律贯”等。此篇“参伍明谨施赏刑”，“信诞以分赏刑必”句与《议兵》“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以及《大略》[52]“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完全一致。执一思想表述为“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众人贰之，谗夫弃之形是诘”[53]，“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等。这正与《儒效》篇“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思想完全一致。解蔽思想在《成相》篇表述为“忠臣蔽塞”“下敛党与上蔽匿”“上壅蔽，失辅势”等。此所对应者正是《解蔽》中指称的“人君之蔽”所论及的夏桀、殷纣、飞廉、恶来之事。君道思想则表述为“君论有五约以明”，正与《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相合。且此处“私门”一词亦现于《成相》篇：“下不得用轻私门”。法后王思想表述为“至治之极复后王”。荣辱思想表述为“修之者荣，离之者辱”。义利两有思想表述为“重义轻利”“泛利兼爱德施均”等。

有学者指出，“荀子激烈批判墨学，而《成相篇》却极其赞许兼爱说。[54]”以此为根据而对《成相》篇为荀子所作存疑。其所言《成相篇》赞许兼爱说，指的是“泛利兼爱德施均”一句。兼爱固然是墨子之标志性学说。一则，用“兼爱”一词并不一定赞同墨子兼爱学说，也可能是用相同词汇，而意义固有不同。二则，即使赞同，又有何妨？荀子批判墨子并不意味着将墨子所有学说一概批判。要知道，批判墨子与兼收熔铸其学说并非矛盾。荀子所谓“兼利天下”“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等语，不正包含着兼爱天下万民之义吗？而《成相》中的“兼爱”不正是“兼而爱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之缩略表达吗？不正是荀子不反对墨子兼爱之说之证吗？囿于《成相》篇体裁、字数，荀子不得不舍弃一些字，将“兼而爱之”缩略为“兼爱”，将“兼利天下”缩略为“泛利”。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吗？因此所造成的假象为证据，不亦迂乎？故，用“兼爱”一词并不构成《成相》篇非荀子所作之证据。

荀子非墨，人所共知。即在《成相》篇，“圣人隐伏墨术行”“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二句，明批墨子，自不待言。“愚而上同国必祸”句亦隐有批判墨子之处。于鬯已指出此点：“上同者，尚同也。即墨子尚同之道也。《天论》篇杨注云：‘墨子著书有《上同》、《兼爱》。’則杨所见《墨子·尚同》篇正作《上同》。墨子尚同，而荀子尚别，荀与墨犹水火也，故荀卿斥诸子，独于墨子尤屡斥之。此云“愚而上同国必祸’，又隐斥墨子也。”[55]又，《荀子》中无“尚同”语，而有“上同”两处[56]，除“愚而上同国必祸”（《成相》）外，还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不苟》） 。前一“上同”与“疾下”并言，体现公士不勾结、迎合君主以残害臣民的基本职业操守。后一“上同”，则批之为“愚”，“国必祸”。此两处“上同”皆是荀子所反对者，则又属隐斥墨子尚同说之例。另，“尚贤”在《成相》篇出现3次。尚贤思想是荀子所分有的儒家政治思想。“尚贤”在《荀子》中共出现15次，其中以“尚贤使能”面目出现者达11次，其余4次皆以“尚贤”出现。除《成相》篇3次外，《宥坐》篇1次。再如，仅《成相》篇中，“君子”出现5次，圣人4次，贤士1次。荀子士、君子、圣人层层递进式的人格修养境界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能将荀子全幅思想绾合贯注于1350余字之《成相》篇者，非荀子本人，孰能为之？这些思想在《成相》篇中均以一种非矫揉造作，而是行云流水般的方式表达呈现，非有如此缜密逻辑思想之荀子，非有如此高超文字驾驭能力之荀子，非儒家思想已入化境之晚年荀子，皆莫能作也。此亦可间接证明，《成相》篇写作时间当是荀子晚年居于兰陵之时。果如此，《成相》篇作者不为荀子，又会为何人？《成相》篇不作于《荀子》他篇已成之荀子晚年，又会为何时？

（三）文本自证：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

从《成相》篇“文本自证”角度来看，其存有大量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此类话语虽不是荀子哲学性术语，却打着深深的个人思想与辞彩烙印，具有非常强的个体识别特征。如“大儒”“墨术”“诞”“抴”即是其类。这正是王国维所称道荀子“思想之精密正确”之体现也。

1.大儒

观先秦典籍，“大儒”一词仅出现于《庄子·外物》与《荀子》中。《庄子·外物》仅1见：“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儒”当为“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57]《庄子·外物》以大儒与小儒对举，且讥讽儒者引经据典“发冢”事，明显带有门派歧见之贬义。《庄子·外物》属杂篇，其形成年代，学界迄无定论。《庄子·外物》与《荀子》之年代先后，虽不可妄言，但基本认为《外物》篇较《荀子》为晚。“外杂篇形成于儒家已有显学地位的时期，对儒学已显露出的各种弊病有所认识，加以尖锐的批评。[58]”此论当从。果如是，《庄子·外物》晚于《荀子》，则“大儒”一词为荀子首创。

另，“大儒”在《荀子》中出现14次之多，集中出现于《儒效》篇达13次。还有1次便是《成相》篇“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荀子从儒者社会作用、道德位阶角度，将儒者合逻辑地分为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儒者分类中集道德与事功于一身之翘楚魁首。“大儒”是荀子为对儒者进行位阶式分类而特创之语，为荀子专有名词和标志性话语，并给予细致规定且大量使用。在《成相》篇，荀子亦将孔子视为大儒，与《儒效》篇“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的论述一致。

2.墨术

 “墨术”一词在《荀子》中虽2见，但其为荀子在批判墨家时建构起的指代性名词。荀子批判墨家，《富国》篇中有“墨术诚行”的忧虑。纵观先秦典籍， “墨术”独见于《荀子》一书。即使批判墨子甚有力的孟子亦仅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忧虑，并批判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9]可见，“墨术”一词可谓荀子原创性词语兼标志性话语。

直到东汉末年王充方让“墨术”一词重出江湖，且仅1见。其言曰：“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60]《成相》有“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从《富国》篇“墨术诚行”到《成相》篇“墨术行”可以想见，墨家学派之影响在荀子晚年依然巨大。《韩非子·显学》所言“世之显学，儒、墨也”[61]，固不虚。墨家之于儒家的威胁在晚年的荀子心头平添了更深的忧虑。

3.诞

“诞”之一字，《诗》《书》中多见，在《老子》《论语》《孟子》中无见。《庄子》中仅1见：“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62]先秦诸子给“诞”下定义者，仅荀子一人而已。其曰，“易言曰诞”（《修身》）不仅为此词下一严谨定义，荀子还多用于他篇，思理一贯。故“诞”亦为荀子标志话语。如“夸诞”（《修身》）“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不苟》）“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荣辱》）“遵道则积，夸诞则虚”（《儒效》）“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儒效》）“诞诈之人”（《君道》）“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致士》）“陶诞比周以争与”（《强国》）“口啍，诞也”[63]（《哀公》）等。而《成相》篇中则出现“信诞以分赏刑必”。

4.抴

《成相》篇“直而用抴必参天”中的“用抴”一词另在《非相》篇2见：“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抴”在《荀子》中仅3见，在其他典籍中虽有，但与荀子之意实不同[64]。“抴”的独特性及其应用亦可佐证《成相》与《非相》当为同一人。《非相》作者为荀子，几无异议，则《成相》作者亦不当疑。

另，《成相》篇“为民”出现2次：“尧让贤，以为民”“躬亲为”。这与“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正论》）皆一律，皆是国君为民事。《王霸》中“其于声色、台谢、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以及“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与《成相》篇“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何其一致！

（四）内容涉列：事件、时间、人物均无违和之处

从《成相》篇“内容涉列”来看，其中有一些属于荀子亲身体验者，历史人物、事迹之使用也为《荀子》他篇所惯用。且此类人物皆位于荀子之先，而绝无年代违和之问题。

从内容所涉及历史事件来看，春申君之死与荀子废老兰陵存于此篇。“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道出了荀子本人不遇世、不遇时的晚年凄凉心境，而“春申道缀，基毕输”更是荀子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者。此正可证成《成相》篇写作年代：“《成相》篇写作年代就更清楚了。‘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道出了春申君为李园所害的史实，这当是公元前238年之后所写。”[65]其中“春申”是否为春申君黄歇？观历来注释杨倞、郝懿行、吴汝纶均明确表态为然，而其他注者认为理所当然为春申君，觉不必注而未注。仅有卢文弨认为“此‘春申’句有误，必非指黄歇，注非。”[66]然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后，刘师培以“荀传《左氏》，故人名亦多从《左传》之称”，“展禽”与“鲁申”同时之理由，而认为“‘春申’，当作‘鲁申’。春、鲁二字篆文相似而讹。”，进而以“周公之基业至僖公（鲁申）而竟墮也”说之[67]。王天海氏竟觉义长可从。将春申改鲁申，一则，犯了擅改古书之训诂大忌；二则，无视荀子与春申君关系史实；三则，无视战国四公子均于《荀子》文本中出现，此正是唯一一次“春申君”出场之记录。

“从全部《荀子》来看，还找不出一篇内容后于《成相》的作品，因此，我断定《成相》系荀况的绝命之作，是思想家的思想火花最后一次闪光。”[68]此正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69]可见，《成相》篇为荀子晚年居兰陵所作，正与《史记》所载相合，甚至可推测此篇为荀子封笔之作。

从《成相》篇所涉及历史人物来看，非儒家之荀子又有谁会在儒家道统未经韩愈梳理塑造之前，在如此短小之篇章《成相》中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孔子一贯而下之统系，做如此全面系统整理，致如此深情敬意？此正是日人村岗良弼所评：“痛切慷慨，悲歌涕泣，亦有心之作。”[70]

从《成相》篇内所涉及时间来看，有学者指出，“从时间来看，《成相篇》提及春申君之死(前238)，而《荀子》他篇所记历史事件大致起于齐匡章伐燕(前314)，而终于邯郸解围(前257)，且对这近6O年间的重大战役以及政治事件大多都有记录，对自邯郸解围至春申君死近2O年间的历史则只字未提。”[71]以此为据，认为荀子以邯郸之役为界因年高而息笔。这包含着对《成相》篇写作时间以及对荀子身体状况的无端猜测。《成相》篇并非简单地一篇文字，此已是学界共识。至于可分为三篇、四篇还是五篇存在争议[72]。既然并非一篇，也可能非写成于一时。作者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详考。这与作者创作动机、灵感来源、现实触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另，今本《荀子》并非荀子一生创作之全记录，根本不可能从中看出作者哪一篇具体作于何时，又于何时正式息笔。故推测荀子息笔时间说固不可从。

若以《成相》篇引用广博、论证详实、逻辑缜密特点看来，不像是老者而作，当是一才思敏捷、身体状况极佳的学者所作之论更是荒谬。这正可用《正论》篇中荀子驳斥“老衰而擅（禅）”“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之语来反驳。“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人身体机能可能会随着年龄而下降，而智慧却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通透达观。所谓智慧不老是也。荀子老年难道真的连“智虑取舍”而成一篇严谨短文的能力也没有了吗？荀子老年的“血气筋力”连动笔之力都没有了？退一步讲，即使无动笔能力，口授而他人执笔记录而成者，不也是荀子之作吗？

（五）《左传》之传：《成相》所传史事、语言蒐集

《成相》篇有《左传》所传史事及《左传》名言，可蒐集而出以辅证作者为荀子。何以故？荀子为《左传》传承谱系中重要传人，其为文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左传》典故、名言，此属自然透露而出者。

1.《左传》《成相》皆载伍子胥见杀事

汪中引《经典叙录》以证“《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其列《左传》传授谱系为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卿—张苍—贾谊[73]。刘师培所列“孔子传经表”[74]中《左传》一系亦同汪中所列谱系。又，汪中《贾谊新书序》言“生固荀氏再传弟子也”[75]，还举其“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目抉而望东门，身鸱夷而浮江”句以证贾谊《新书》述《左传》之事。《成相》篇所载伍子胥见杀事，其徒孙贾谊《新书》亦载其事。

“子胥”一名于《荀子》中出现7次。如 “比干子胥可谓争矣” ，“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臣道》）；“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君子》）“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大略》）在《成相》篇便出现2次：“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欲衷对，言不从，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若依传统观点，将《成相》分为三篇之分法，此两处出现于第一篇与第二篇。且第一次仅提及“子胥见杀”之事，而第二次则具体写伍子胥死之惨烈，寄寓作者之感怀与同情。“伍子胥见杀”事载于《左传·哀公十一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76]对《左传》非常熟稔并灵活运用《左传》史事者，让《左传》传人荀子的可能性大增。

2.《左传》《成相》皆言“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是儒家接续自周而来的传统为政理念。此语所彰显的思想史传统与《左传》《尚书》皆耦合。《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77]《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出，有关“敬德”“明德”之类的言论确实俯拾即是。如《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78]。《无逸》：“皇自敬德”[79]。《多方》：“罔不明德慎罚”[80]。而“明德慎罚”在《左传·成公二年》中亦有记：“《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81]作为传经之儒的荀子在其文中用《左传》《尚书》之语，不亦宜乎？

3.《成相》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

历史上曾著录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荀况集》与《成相》之间是否有关联？其间的关联性对于确定《成相》篇又有何关系？

据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中云：“《隋书经籍志》有楚兰陵令郇况集一卷，注云：‘残阙，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绪《七录》，盖《七录》题二卷者，正谓《赋》一卷、《成相》一卷也。修《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赋也，徒见郇卿《赋篇》仅六赋，不可分为二卷，疑有残阙，故注其下曰‘残阙，梁二卷’，亦殊疏矣。至《旧唐书·经籍志》有《郇况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有《郇况集》二卷，皆据《隋志》‘梁二卷’之文载之而已，非别有全本也。”[82]

《荀况集》既然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三书中皆有注录，当确有此书。但此二卷之内容，史既失载，今只能作合理推测。据梁启超“《成相篇》《赋篇》，此二篇为《荀子》的美文，本不在本书之内，略浏览知文体之一种可耳。”[83]梁氏“本不在本书之内”正可作胡元仪之说注脚，说明《成相篇》《赋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二卷。而《汉书·艺文志》中所载“荀卿赋十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一卷，《成相篇》为其中另一卷。从今本《荀子·赋篇》来看，仅有赋五篇、佹诗二章、遗春申君赋，篇目明显不足十篇之数，当有佚失。而《成相》篇是否有佚失，不可妄下断言。《荀况集》属四部之集部，故以集字命名之。以某人人名集称，则其作者为荀况，明矣。

又，“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书目》云：‘《春秋公子血脉谱》传本曰郇卿撰。《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诸掌，非殚见洽闻不能为，其间不无讹缪。’案郇卿从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脉谱》，盖据《左氏传》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书也。”[84]《春秋公子血脉谱》虽于宋时亡佚，但未可轻易疑古书为伪。唯有《左传》传人，方能对所载事知之甚稔，故作此血脉谱以利《左传》之传。而荀子为之，亦可能矣。胡元仪所论当不差。因此之故，有理由做如下合理推测：晚年的荀子在政治上失意透顶，身体上步入老年，心境思想上炉火纯青。虽有孔子当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85]之感慨，但儒家的立命担当意识使得他又不能不萦怀系心、有所作为，于是将以往思想、作品作一系统整理，以俟来者。同时，为了便于思想之传播，荀子又借助民间俗文学形式，将全部思想进行改编为《成相》篇。不作如此想法，不能解释何以《成相》篇贯注着荀子全幅思想。

（六）《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似荀子

从《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来看，属荀子所作可能性也极大。此证只能为辅助证据，仅具有间接意义而无直接意义。

从文章程式上来看，《成相》篇通过三、三、七、四、七的字数，保证了词句精炼与韵律均齐，读之朗朗上口。这又是荀子追求逻辑明晰之体现。荀子将民间俗文学的旧瓶装上了个体思想的新酒，是其“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经验性思想格调的体现，也体现了荀子与时屈伸的儒家修养与个体人格的统一。

从为文风格及辞气来看，若觉得《成相》篇情感表达过于愤激，而否认为荀子作品，可将其与荀子性恶论思想与《赋》篇中《疠怜王》答谢书[86]结合起来理解就不会感到诧异了。从《成相》篇所彰显的怀才不遇之感、怨艾幽愤之词和对圣君贤臣之渴望，以及散见于今本《荀子》他篇典型、常用词语、特色词语看来，此篇无疑“写出了一首挽歌，既挽春申君和楚国，也挽自己。”[87]荀子从兴、观、群、怨诗教之社会作用出发对“俗文学的制作与利用”[88]以讥刺战国末世乱相，将忧国忧民的情感与不平则鸣的幽怨合而一之，统合了政治性与文学性，将荀文浑厚（郭沫若语）之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

综上可证，《成相》篇是代表荀子思想的纲领性作品，当为荀子晚年废居兰陵之地，思想成熟老练之时，借民间歌曲形式而创作的蕴含其人生境遇与政治理念的老辣文章。可将此篇定位为荀子晚年思想综合纲领性作品。之所以采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一则可以避患，一则利于传播。又，此篇将内容的深刻性与形式的通俗性完美的合一，无疑值得今天的文艺创作者、文化传播者、思想创作者借鉴。

注释：
 
[1]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56页。另，文中所引《荀子》原文，皆出是书。后仅出《荀子》篇名。
 
[2]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1页。
 
[3] 若全面言之，于否定派与肯定派之外，当还有折衷派，或谓之谨慎未表态派。由于此派态度含糊，不明言何人所作，不列证据，故无法反驳其观点，兹不将其列入。另，如今不少网站将《成相》篇仍归属于先秦佚名诗人《成相杂辞》，将《汉书·艺文志》所载《成相杂辞》与《荀子·成相》混而不分，说明至少在大众普及层面，此篇作者问题仍然含混，亟待厘清。如古诗集网：https://www.gushiji.cc/gushi/42600.html、古诗文网：https://www.gushic.com/shiwen/514.html、中华好诗词网：http://www.haoshici.com/4cf1z64.html。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9页。
 
[5] 杨筠如：《荀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
 
[6] 杨筠如：《荀子研究》，第29-30页。
 
[7] 杨筠如：《荀子研究》，第14-21页。
 
[8] 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
 
[9]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8-183页。
 
[10]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4-190页。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第21页。
 
[12]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77页。
 
[13]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2-664页。
 
[14]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2页。
 
[15] 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53页。
 
[16]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62页。
 
[17]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评析·前景·构想》，台北：万卷楼，2015年，第49-58页。
 
此观点另见于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37-45页。
 
[18]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144页。对张小苹所提出的三大证据，在“新证”部分将随文予以反驳回应，详见后文。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0]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7页。
 
[21] 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第55-56页。《汉书·艺文志》中所载“《成相杂辞》十一篇”并非《荀子·成相》与《赋》篇之和。
 
[2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3] 骆瑞鹤：《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24] 此处夺一“请”字。中华书局版《荀子集解》（第539页）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荀子校释》（第977页）皆夺“请”字。据光绪十七年长沙王氏家刻本《荀子集解》与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改，当为“请成相者”。所据版本信息为，王先谦：《荀子集解》（光绪十七年长沙王氏家刻影印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743页。王念孙：《读书杂志·读荀子杂志》（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85页。
 
[25]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539页。
 
[2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27]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8页。
 
[2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9]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30]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31]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61页。
 
[32] 此信名为《朱师辙（少滨）先生答著者论<成相篇>很像<凤阳花鼓词>书》，收入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5-183页。
 
[33]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0页。
 
[34]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6页。
 
[35]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5页。
 
[36]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279页。
 
[37] 杨宽：《战国史》，第663页。又有学者考“相”为拊之具体形制、样貌。见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188页。
 
[38]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569页。
 
[39] 骆瑞鹤：《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5-176页。
 
[4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41] 如《论语·卫灵公》中所载孔子事，即是。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8页。
 
[42] 《荀卿书若干问题的探讨（代序）》，参见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
 
[44]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58页。
 
[45] 王先谦：《荀子集解》，2016年，第538页。
 
[46] 余宗发：《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106-111页。
 
[47]杨筠如已作如此怀疑。另，金德建认为，《大略》以下七篇是武、宣之时的汉儒假托之作。在《大略》以上的两篇《成相》《赋》是否为荀子所作，恐有问题。参阅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6年，第51-52页。
 
[4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4页。
 
[4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50]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4页。前文所及的张小苹亦以此为一非荀子所作之证据：“荀子激烈抨击禅让说，而《成相篇》却积极称许禅让说。”一则，荀子晚年与早年思想变化可为合理解释。二则，不是也有学者认为《荀子》中有所谓矛盾之处吗？且不说思想家本人思想矛盾可能存在，难道不会是今人对其解读有误差之原因吗？
 
[5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2页。
 
[52] 《大略》篇基本是荀子学生所记荀子本人言论或喜言或手录之材料，虽未经荀子整合而成系统文章，反而更能保存言论之真。可参考俞志慧：《<荀子·大略>为荀子读书笔记说》，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另，《大略》篇有不少与《大戴礼记》所载曾子之言重合。《大戴礼记》成书虽晚，但所记载之言论却为先秦之旧。此由近年来的出土文献部分地证实。如《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面貌，郭店儒简代表的是第二、三代孔门后学的思想世界。参见刘光胜：《孔孟之间儒家天人之学的转进》，载《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于是，近年关于曾子言行的《曾子辑校》一书出版，利于推进此项研究。参见：王永辉、高尚举辑校：《曾子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故《大略》篇亦可代表儒家固有之思想，可代表曾子之思想，当然也部分地代表荀子本人之思想。
 
[53]此与《劝学》篇或直引或间引《诗·曹风·尸鸠》“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得出了“这也是《成相》篇可能作于荀卿的一个证明。”参阅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1页。
 
[54]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
 
[55]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2页。
 
[56]另有一处疑似“上同”之处，见之于《正论》：“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此句中的“则与无上同也”当以“上”字绝句，而与同隔开，故不构成“上同”一词。
 
[57]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7页。
 
[58] 金德三：《<庄子>外杂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2年，第1页。
 
[59]此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见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3页。
 
[60] 黄晖：《论衡校释》（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40页。
 
[6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3页。
 
[62]出自《庄子·在宥》，见曹础基：《庄子浅注》，第145页。
 
[63] 《孔子家语》中凡2见。“口啍，诞也”此语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为“啍啍，诞也”。另《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还有“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分别见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65、144页。
 
[64] 如《楚辞·九歌》中有“桂擢兮兰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尚有“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但此二用例与《荀子》之“抴”不同，未可混为一谈。在《荀子》中，“抴”“枻”“楪”实通而为一，是为“椄楪”。“接人用抴”即为“接人用楪”。推测“接人则用抴”之“抴”，俗字为“枻”，本字当为“楪”。“抴”“枻”之形可能为后世传抄过程中省笔以便书写导致。“接人用楪”是为“椄楪”，简称为“楪”。从敦煌汉简、西北屯戍汉简、居延汉简中的记录来看，“楪”与门关虽不完全相同，但属同类，是门内侧的安全装置，形为较薄的方形小横木，以防止人从门外进入之用。此物无论是在边塞要地、城郭之门还是住户人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全装置。详见姚海涛：《<荀子·非相>“接人则用抴”之“抴”注评与新释》，载《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7-25页。
 
[65] 廖名春：《荀子新探》，2014年，第61页。
 
[6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43页。
 
[67]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83页。
 
[68] 邓汉卿：《荀子绎评》，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46页。
 
[69] 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52-2853页。
 
[70]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4页。
 
[71]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
 
[72] 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第189-190页。
 
[73] 汪中：《述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8页。
 
[74] 劳舒编.雪克校：《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75] 汪中：《述学》，第52页。
 
[7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64-1665页。
 
[77]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03页。
 
[78]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22页。
 
[79]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50页。
 
[80]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68页。
 
[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03页。
 
[8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
 
[83]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8页。
 
[84]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
 
[85]出自《论语·子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6页。
 
[86] 可参见姚海涛：《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索隐》，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9-37页。
 
[87] 邓汉卿：《荀子绎评》，第544页。
 
[88]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第18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