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化成了反文化

作者：亚当·柯什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在高雅文化受到推崇的时代，与反文化沆瀣一气意味着抛弃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如今高雅文化就是反文化。

80年前，1941年的秋天音乐剧《众星拱月》在百老汇上演。该剧由休·马丁（Hugh Martin）和拉尔夫·布兰（Ralph Blane）撰写，他们几年后又为经典电影《相逢圣路易斯》谱写了歌曲。《众星拱月》不是经典---是一个没多大意义的娱乐节目，说的是一群预备学校男孩子在毕业舞会上邀请好莱坞女演员做舞伴，得罪了实际女朋友的故事。但是，它在百老汇上演了将近一年，随后又被改编成电影，由当时尚未成名的年轻女演员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担任主角，至今仍然值得看一看。

一个非常出彩的数字是“3个B”，三位高中女生告诉哈里·詹姆斯（Harry James）的大乐队不要演奏的乐曲：“我根本就不想听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我不愿意听贝多芬（Ludwig Beethoven）/我不想听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相反，她们要求的3个B是“爵士乐廉价小酒馆（barrelhouse）、20世纪20年代节奏摇滚（Blues Rock）的重要支流布基伍基（boogie-woogie）和“蓝调”（the blues 源于美国南部黑人，节奏感强、缓慢忧郁---译注）”，它们都是当时歌曲中流行的音乐风格。

除了好玩儿之外，这首歌也抓住了美国文化中有趣的转型时刻。1941年，流行文化已经取代经典成为音乐界的通用语，成为人人都喜欢听的声音。当时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需要告诉乐队在毕业舞会上演奏流行音乐，而非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但是，对于休马丁和拉尔夫布兰来说，对于他们旨在娱乐的百老汇观众来说，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仍然代表一种文化超我。它们是你应该追求的目标，即使你实际上喜欢的是能跟着跳舞的大乐队音乐。因此，当温索吉（Winsocki）军校的十多岁年轻人对3B嗤之以鼻时，这种姿态至少在观念上是有些淘气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从爵士乐到蓝调到摇滚，袭击经典成为流行音乐吸引力的组成部分---是歌词作者最喜欢的工具。

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从爵士乐到蓝调到摇滚，袭击经典成为流行音乐吸引力的组成部分---是歌词作者最喜欢的工具。艾拉·费兹杰拉（Ella Fitzgerald）和萨姆·科斯劳（Sam Coslow）有个招牌热门“（如果你不会唱）你将不得不摆动它（帕格尼尼先生（Mr. Paganini）艾拉·费兹杰拉演唱的一首歌曲---译注）”贝蒂·康登（Betty Comden）和阿道夫·格林（Adolph Green）写了抒情歌曲“这是简单的小系统”，它来自音乐剧《电话皇后》，其中书呆子使用作曲家的名字作为代码指代赛马场：“贝多芬是贝尔蒙特公园（Belmont Park）/柴可夫斯基是邱吉尔园马场（Churchill Downs）”。摇滚音乐之父查克·贝里（Chuck Berry）在“超越贝多芬”中攻击了同样的目标。“我的心在拍打节奏/我的灵魂持续哼唱蓝调/超越贝多芬/告诉柴可夫斯基新闻。”

但是，最近几十年，这种对经典音乐的间接致敬之举也在流行音乐中彻底消失了。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摇滚我，阿玛迪斯”（Rock Me, Amadeus），这是1985年德国的流行音乐单曲，与其说受到莫扎特的《魔笛》的影响倒不如说因为1984年电影《阿玛迪斯》的灵感激发，作曲家在歌曲的话中被描述为“朋克”（ein Punker）和“摇滚偶像”（ein Rockidol）。今天的流行歌曲歌词作者并不拿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开玩笑，因为年轻听众即便知道这些人是谁，也已经不再觉得这些名字拥有任何道德权威或名望地位。写一首被称为“超越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或“摇滚我，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的流行歌曲或许更合理些，因为所有作曲家对大众来说都同样是不熟悉的陌生名字。

就像某些种类的青蛙和昆虫消失一样，这是传递出气候大变的微小变化，这里当然指文化气候。自从大众文化在20世纪初崛起以来，从前所说的高雅文化已经在稳定地丧失其权威地位，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1939年，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其文章“先锋艺术与刻奇（Kitsch）”中注意到，渴望乔伊斯或毕加索等现代主义者作品的观众和痴迷“旨在为那些对真正文化的价值缺乏敏感性却又渴望某一特定文化提供的娱乐---人造文化和刻奇”的胃口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格林伯格写到，刻奇“已经在世界上大放异彩，风风光光走了一遭，在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将本土文化挤出去，现在已经成为普遍性文化，所有人都拥有的普遍文化。”

几年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产业”做出影响很大的分析，认为虽然真正的艺术允许自由的、个别的回应，但好莱坞电影和流行歌曲将观众和听众变成消极被动和顺从的消费者。1960年，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大众文化与中庸之道”中将这个观点普及给大众，其中大众文化是“反艺术”的“标准化产品，其谦卑的目标不是娱乐，因为这也意味着生命和努力，而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东西罢了。”

高雅文化在名义上仍然是社会的超我，相信艺术价值观如天才、独创性、美和复杂性。

对刻奇和大众文化的这些著名攻击出现在与“3个B”和“超越贝多芬”同时的世纪中期并非巧合。高雅文化在名义上仍然是社会的超我，相信艺术价值观如天才、独创性、美和复杂性。同样，对格林伯格、阿多诺、麦克唐纳来说，高雅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维持了标准，以此来评价文化产业的低劣产品并发现其不够份量。虽然他们的文章似乎是分析产品，但他们真正的呼吁是：阅读乔伊斯的诗歌而不是詹姆斯·古德·科森斯（James Gould Cozzens），观看毕加索的绘画而不是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听贝多芬的音乐而不是查克·贝瑞（Chuck Berry）。

如果这些批评家并不相信普通大众即便有选择的机会，也未必更喜欢更好的东西，提出这样的呼吁就没有道理。麦克唐纳写到，“恰恰因为我真的相信普通人的潜力，我才批判大众文化。”在1963年的文章“文化产业再思考”中，阿多诺坚持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实际上蔑视大众文化，甚至对其感到愤怒：“他们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以一种自我憎恨和讨厌的方式表达对送给他们的东西的赞同，他们明明知道其目的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

对任何渴望在承诺艺术卓越和承诺民主之间达成和解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假设都是必要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平行，在政治领域做了同样的事。如果工人阶级应该是革命性的，为什么牢牢抓住国家和宗教的反动依赖不放手呢？因为它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为什么公众更喜欢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呢？因为它们是文化产业灌输的受害者。在阿多诺看来，产业是资本主义的分支，但麦克唐纳注意到，苏维埃文化产业的操作模式也同样如此：“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利用了大众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大众的需要。”

文化虚假意识的观念将20世纪的想法强加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上：现代社会的毛病能通过适当的文化来纠正。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其1829年的书《论教会与国家的宪法》中提议将这个任务委托给知识分子阶级，他称为“知识阶层”，就像英国教会资助神职人员一样，通过国家拨款的形式为其提供报酬。知识阶层将“被安置在整个领域，各自分配适当的位置，作为即刻的代理人或工具从事伟大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负责维持、推广和扩展国家的文明。”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经典著作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中显示的那样，文化作为社会灵丹妙药的观念对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却因为民主的到来而陷入到麻烦之中。社会批评家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相信，文化传播将提升民众的心智水平，创造聪明的主体而不是热衷暴力充满复仇冲动的主体。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1869年的书《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中提出民主社会的两种可能未来，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他的偏爱。

阿诺德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需要文化。“甜蜜和光明”在被阿诺德称为“野蛮人”的贵族和被他称为“非利士人”的中产阶级中同样缺乏。每个阶级都遭受走向“无政府”倾向的痛苦，因为他们都相信“英国人能做他们想做之事的权利；他有权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想怎么喊叫就怎么喊叫，想威胁谁就威胁谁，想打谁就打谁。”

阿诺德求助于文化的影响来抗拒这种自由意志论的虚无主义，他对文化的著名定义是“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见识最优秀的遗产将教导英国人拥抱“对我们完美理想的追求”，阿诺德认为这是文化的目标，是改善社会风貌的关键。他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为此事业服务，担任学校巡视员，创造部分新官僚体系将教育扩展到工人阶级身上。

在其1988年的书《高眉/低眉：美国文化等级体系的出现》中，历史学家劳伦斯·勒文（Lawrence Levine）显示，阿诺德对“美国的影响特别巨大”，他渴望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来改善高雅文化标准。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4年写的那样，“我不愿意走到阿诺德创造“文化概念”那么远的地步，但他使其变得比从前更加确定无疑，他令文化更加栩栩如生和更加光亮了。”

阿诺德期待一种民主变得更有文化教养的未来。到了格伦伯格和阿多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撰文时，发生了正好相反的事情，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在大众社会和大众媒体的压力下，文化已经被民主化了。20世纪中期，美国和英国大部分人没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已经不再可能了。多亏了公立教育、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甚至诸如留声机和轮转影印之类新技术---过去的思想宝库已经向更多人开放，无论他们的出生背景如何。有些人如来自布朗克斯的犹太移民的孩子克莱蒙特·格伦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20世纪之前是从来不可能成为西方文化的骑士。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了解图画和文献（更不要说阻碍他获得权威地位的宗教和阶级偏见了。）

但是，结果是文化问题更多与需求有关而不是与供应有关。使得高雅文化通俗易懂的同样力量也创造了大众文化，它比高雅文化更受欢迎，更有利可图和影响力更大一千倍。正如格林伯格注意到的那样，“因为它能够被机械化地批量生产，刻奇已经成为我们生产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真正的文化根本做不到的，除非偶尔为之。”在当今数字量化的时代，这个事实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不可避免。亚马逊（Amazon）设计和销售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和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给我们一定程度的机会阅读“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这是佛罗伦萨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Medici）或洛克菲勒家族无论以任何价格都买不起的东西，同时提醒我们，几乎没有人稀罕或在乎这些东西。

比如，你在声田上搜索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古典音乐类别中最流行乐曲的最流行记录是在1984年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在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第一乐章点击150万次，第3乐章大概50万次（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相反，十多岁的流行歌星奥利维亚·罗德里戈（Olivia Rodrigo）的热门歌曲“驾驶执照”2021年1月发行，到了5月底已经点击了8亿次。这些数字很难与阿多诺的理论融合起来，该理论认为流行音乐粉丝“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以一种自我憎恨和讨厌的方式说出赞同的声音。”

至于说到书籍，最近浏览亚马逊“文学和虚构作品”类别，发现最畅销的书是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爱情小说和安迪·威尔（Andy Weir）的科幻小说。与之相比，被格林伯格作为20世纪最优秀先锋小说例子的《尤利西斯》在长期标准加布勒版本（Gabler edition）下载大约81000次（虽然因为现在绝版，还有一些版本可供选择。）

当然，声田（Spotify）和Kindle阅读器并非任何著作的真正价值的完美衡量标准。但是，它们确认了那些热衷高雅文化的人肯定有的印象：他们是数量很小的群体成员。至于究竟有多小，现在还不可能充满信心地说出。有多少美国人关注严肃的当代文学、艺术、音乐？有一种预测是人口百分之一的一半---大约160万人---这肯定是高点。

大部分人对“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不感兴趣的事实真的并没有任何新鲜之处。

大部分人对“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不感兴趣的事实真的并没有任何新鲜之处。同样真实的是在1869年---那是阿诺德写他的书的理由。新鲜之处是现在不仅在理论上拒绝而且在实践中也拒绝高雅文化。自从1960年代以来，传统的“高雅”形式和价值已经丧失了要求广大民众哪怕名义上的尊重非威力---甚至像通过讽刺性地反向致敬如“超越贝多芬”都没有。

在同一阶段，高雅文化也在其传统监护人中丧失了权威。这种发展的前兆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66年的文集《反对阐释》，里面包括桑塔格对她所说的“新敏感性”的称赞，其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她欢迎“对待快乐的新态度”，“一种看待世界和世界事物的新的更开放的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产品如“甲壳虫乐队的性格和音乐。”

在呼吁终结充满势利眼色彩的拒绝大众文化中，桑塔格相信，她是大胆的进步派。但在她为1996年该书的重新发行而写的悲伤的和说明问题的后记中，她意识到，她踢倒了一扇已经摇摇欲坠的大门。桑塔格承认“在写我的发现时，我假设过去的经典宝库占有优势地位。没有等级差别？当然有等级差别。如果我必须在大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必须做出选择吗？”

1960年之后，没有人必须做出选择了。 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在“梦歌 #53”中引用艾略特（T. S. Eliot）---“我很少去看电影。他们太激动人心，/可敬的负鼠说”---但那种纯粹主义早在艾略特本人之前很久就死掉了，当今没有人怀念它。桑塔格说大众文化提供了自己合理的快乐，这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处境可能更糟糕。她在1966年承认，“我并不明白的是，严肃性本身在庞大文化中处于丧失其可靠性的早期阶段，某些我很喜欢的更大胆越轨的艺术将强化无聊轻佻的单纯消费主义的大胆越轨。”

但是，到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那些身份和生计都依靠“严肃性”名望的文科教授、艺术管理者、博物馆馆长很快看到，现在有可能放弃出力不讨好的使命了，那就是告诉公众喜欢他们并不喜欢的东西。相反，他们可以告诉公众，他们不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是正确的。

劳伦斯·勒文的《高眉/低眉：美国文化等级体系的出现》是很好的例子。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19世纪的某些美国人在集中营的氛围开始想看瓦格纳歌剧全场而不是一段威尔第歌剧咏叹调，穿插着爱国歌曲和滑稽可笑的局面，那是因为他们在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勒文写到，阿诺德式的文化观念求助于“新专业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缺乏任何安全可靠的基础，需要在文化上与社会经济地位上低于自己的群体区分开来。文化外衣---获得认可、批准、显著的文化----有望成为一种保护壳来抵御来自上面和下面的攻击。”

对文化的这样一种民粹主义解释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难以抗拒，基本上赞同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19世纪美国公众的描述。“这让国家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非利士人（Philistines指不喜欢或不了解严肃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庸俗市侩）---比我们自己更有活力的一种非利士人，因为压力和我们野蛮人的虚假理想被扔掉，剩下更多只有自己，能任性地放飞自我。”只不过将正负标签完全颠倒了过来：非利士人因为粗鲁野蛮的文化和健康而受到赞扬，而崇尚甜蜜与光明的信徒则被谴责为欺负人的势利小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的文化监护人仍然相信改善文明程度的阿诺德式文化使命。不同在于对多数人来说，“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优秀遗产”作为文化的定义现在似乎阻碍而不是推动了这个使命的实现。相反，时髦非话语是包容。正如丹佛艺术博物馆去年夏天在其“行动承诺”中所说“博物馆将致力于成为包容性的空间，一切都得到承认和倾听。”

很多文化机构去年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做出回应时都提出了类似声明。但是，虽然政治背景是新的，包容和反精英主义的命令却一点儿都不新鲜。早在1998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展览的在完全无政治的“摩托车修理艺术”展现在已经发挥作用，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的辩护理由是“我们不能将焦点太多地集中在莫奈（Monet）和极简主义。”莫奈（所有画家）太精英主义了，现在他也显得过于欧洲中心主义了，但问题的核心是一样的：依靠公众支持的文化机构竟然要告诉民众应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怎么得了？

高雅文化现在的功能类似于反文化，意味着有意识地与主流保持距离。

高雅文化应该挑战民主社会的价值观，作为胜利者出现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大约200年前，大诗人雪莱在“为诗歌辩护”中隐蔽地承认，他称诗人“是未被公开承认的人类立法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圣人希望将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画家和作曲家---变成得到公开承认的立法者，一段时间里，社会大部分似乎对此观念在口头上表示认可。但是，压倒性的公众对高雅文化的漠不关心的现实则一直都显而易见，不久之后，文化上的党派竞争者也丧失了为之奋斗的欲望。

今天，阿诺德的梦想被彻底颠倒过来：那些认为有文化的人越来越想为自己没文化辩护，而不是相反。另外一种说法是，高雅文化现在的功能类似于反文化，意味着有意识地与主流保持距离。大众文化---电视节目、流行歌曲、memes视频平台---是每个美国人的第一语言，无论喜欢与否都习得的语言。学习理解和欣赏高雅文化就像学习另一门语言，这是要求刻意努力的（美国人回避这些事则是天下闻名。）

当高雅文化受到官方的称赞，加入反文化就意味着拒绝其价值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摇滚青年和嬉皮士拒绝现代主义理想如讽刺、复杂性、传统意识，更喜欢真诚、亲切---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名言“第一思想，最好思想”。今天的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类似美学主义、悲观主义和拥抱困难等成为高度反文化的东西。实际上，它们比60年代的反文化有更大颠覆性，因为后者---正如桑塔格后来认识到的那样---推动了美国人性情中的享乐主义，这证明了很容易被同化进入从前的消费主义。但是，从来没有太多支持者喜欢倔强的、勒令限制的东西----只要看看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坎坷的世俗职业生涯就明白了。 

最后，在其携带更多风险而不是奖励的意义上，文化成为反文化。更喜欢古老的、遥远的、困难的东西对那些利用即刻的和无所不在的手段让自己与所在共同体疏远的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自己的家人疏远。从最好处说，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怪癖，从最坏处说是一种反社会的傲慢自大。美国电影中的恶棍无赖往往以喜欢古典音乐而臭名昭著---如《现代启示录》中的基尔格中校（Sgt. Kilgore）根据“女武神的骑行”（Ride of the Valkyries）理查·华格纳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第三幕开首的歌曲---译注）是旋律屠杀越南平民，悬疑小说《沉默的羔羊》系列中的虚构人物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一边听巴赫的名曲“哥德堡变奏曲”（the Goldberg Variations），一边吃监狱守卫的肉。在21世纪，甚至在最有可能觉得自在舒服的狭隘区域里，文化并不是资产。就像为濒危野生动物划定的自然保护区一样，学界是我们拥有的最接近保护文化的地方，但是，人文学科的招生即便在名牌大学也大幅下跌，而选修英语或艺术史的学生通常带着有限的、怪异的知识，还有一种对高雅文化的强烈敌对情绪。

诗人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曾经开玩笑说，英语系只是在监狱生产伪造货币的意义上生产文学批评，因为有些监狱囚犯有私人使命在追求。同样真实的是文化。学界学术研究的要点尤其是在研究生层次是培养其在学界取得职业晋升方面的技能。即使有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愿望，那也出现在你的业余时间内。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有些令人哀叹。但是，如果承认文化是反文化意味着放弃古老的人文梦想，当文化被设想为教化能力时，它也终止了必然出现的回避和妥协。那种认为参与艺术和思想的古典作品能带来甜蜜与光明的观点，从最好处说也是半真半假的说法。至少可以举出很好的例子证明，高雅文化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鼓励人们内向和逃离社会，产生困惑和思维紊乱。阿诺德自己的诗歌“多佛尔海滩”（Dover Beach）根本就没有什么甜蜜与光明，它呼应了自己所说的“送来永恒的悲哀的声音。”

多佛尔海滩（马修·阿诺德 著）

今宵大海宁静，

潮水正满，月亮端端

照在海峡；——法兰西海岸

灯火忽现忽隐；英格兰旷荡的峭壁

微光闪烁，伸延进宁静的海湾。

请到窗边来吧，晚风清新甘甜！

可是，从浪花涌动的长长海岸

从月光照白的陆地与大海相接处，

你听！你能听见刺耳的喧嚣，

那是海浪卷走卵石，当浪花回涌，

又把卵石抛上高高的海滩，

涌动，停息，再重新涌动，

大海以颤动的缓慢的节奏

送来永恒的悲哀的声音。

很久以前，索福克勒斯

曾在爱琴海边听见过这声音，

这声音使他心中涌起

人类苦难的浑浊的潮汐；

我们在这遥远的北方的海滨

也听到了这声音里的一缕思绪。

信仰的海洋

也曾一度满潮，环绕大地之岸

像一条卷曲的闪光的腰带。

可如今我只听见

它那忧伤的长长的退潮的声音，

退缩，退向晚风的呼吸，

退过大地那广漠凄凉的边缘，

留给世界一滩赤裸的卵石。

哦，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真诚！

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似乎

如梦境般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

这个如此多彩、美丽而新鲜的世界

其实并没有欢乐、光明和爱，

也没有确信、安宁和对苦难的拯救；

我们在世，犹如在一片昏暗的荒原，

纷争和溃逃的惊恐在荒原上交织，

愚昧的军队于昏暗中在荒原上争斗。

（1867）请参阅曹明伦译的“多佛尔海滩”---译注)

在21世纪的美国，当然，高雅文化似乎具有深刻的颠覆性。柏拉图的《理想国》教导我们蔑视民主，正如《李尔王》教导我们蔑视人性一样。巴赫的名曲“哥德堡变奏曲”在严格的意义上毫无用途---不能被用来做任何事，也不能让听众成为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公民。事实上，高雅文化最令人担忧之处是它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成为目标本身---这使其成为金钱的对立面，而我们通常是以金钱作为衡量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难怪那些在死后成为文化英雄的人在生前通常被视为无用的废物甚至更糟。正如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写，“反对派总是成为国家的荣耀。”如果高雅文化必须在21世纪的美国成为反对派，至少它应该发挥特权，这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特权，但总在积累反文化色彩----带有某种风格的反叛的快乐。

作者简介：

亚当·柯什（Adam Kirsch），文学批评家，最新著作《谁想当犹太作家？》。

译自： Culture as counterculture by Adam Kirsch,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New Criterion, Volume 40 Number 1, on page 74.

https://thescotfree.com/humanity/when-high-culture-was-in-high-regard-joining-the-counterculture-meant-rejecting-its-values-now-high-culture-is-the-counter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