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何以开外王

——东海客厅论圣王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七月廿四日辛亥

          耶稣2021年8月31日

内圣外王说出自庄子，虽为历代儒家所用，只能是方便说。严格地讲，内圣非内，外王非外，道德对政治具有覆盖性和统摄性。儒家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统摄人道之一切，当然包括政治。仁义道德之外焉有政治，圣贤君子之外焉有王道。

在中道文化，道德与政治、即内圣与外王只能是体用关系，内圣为外王之依据和根本，外王由内圣开出。内圣开外王有三层义：一、论学术，王学由圣人之学开出；二、论政治，王道由圣人之道开出；三、论道德，圣王要有圣贤之德。一句话，外王要以内圣为道德根本和思想依据。

当然，现实中圣贤为王，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能，孔孟不能。

孔孟不仅不能为王，甚至不能如商鞅韩非那样得君，就是缺乏相应的外在条件，当时的观念气候、社会土壤都不支持孔孟之道。

条件不具备，水到渠不成，道就只能独善其身而没有机会大援天下。积德而后礼乐兴，社会过于缺德，圣贤就无由上位，礼乐就兴不起来。

无论是圣王还是暴君，是王道还是极权，是正力量还是恶势力，其得势、成功和维持，皆需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某种意义上说，暴君极权恶势力，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奉天承运而来。只要社会基础和条件适宜，它们就会根深蒂固；一旦基础和条件丧失，它们就会烟消云散。

德位应该相称，帝王权位最高，德性也应该最高，这是应然。但儒家深深理解，应然与实然、即理论与实践难得一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不能没有，也不能主义化。

故历代圣贤君子，不仅高度尊重唐宗宋祖和历代明君贤王，即使对平庸之君，一旦君臣关系确定，就会尽心尽力维护辅助引导，不会轻易放弃。就是迫不得已放弃，也不会轻易反对，遑论革命。即使具备革命的条件，三分天下有其二，儒家也不轻言革命，仍会努力争取君主革心改良。

外王本于内圣，内圣本于性与天道。道及形而上之高处，道及性与天道，甚是难言。欲实知性即天道，天道即性，有赖于自心实证。欲自心实证，又须自尽其心。

欲尽心，先正心；欲正心，先明心；欲明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圣经贤传都是古代圣贤格物的成果，是他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心得和经验结晶。故学而时习之，就有望站到先圣昔贤的肩膀上，事半功倍。

尽心则知性知天，知性与天道毫无二致。知此方知，吾道一以贯之，吾学一以贯之。知此方知，中道之外无王道，仁性之外无仁政，圣学之外无王学。

撇开内圣而把外王归源于先王，错在不知先王首先也是有圣心圣德的圣人。《乾鑿度》说：“黃帝曰：太古百皇，闢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知生化柢，晤茲天心。”太古百皇和有熊氏，堪称最早的先王了吧。知道万化之本，洞晓天地之心，这不就是圣德吗？有熊氏不就是内圣外王吗？

没有内圣功夫，就开不出外王事业，在野既无力追求，在朝亦无力建设。即使获得王位，也没有智慧和力量对先王之制进行因袭损益。厓山厅友说：“无内圣无以开外王，只能开出外霸、外盗、外夷狄禽兽，信夫！”能开霸道，也得有管晏的德智和重用管晏的能力也。

從容厅友一再强调“善治不能寄望于圣人出世”云，非正言也。对圣王的期望，是历代儒家群体和中国人的一个悠久传统。圣人为王意味着盛世的到来，那是中国之福天下之幸。诗圣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即圣王。

然是否圣王，要看一生政治功绩和道德成就，并有待后世追认。为王者只有建成王道政治，开辟太平盛世，人民近悦远来，皞皞如也，才能得到天下后世公认。只有王道实至，才能圣王名归。

君子是生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圣王是政治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需要经过实践和历史的双重检验。在政治上，圣王必能顺天应人革暴政之命，制礼作乐建制度之正，敬天保民尽王道之义，必能庶之富之教之安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否则就非圣王。

何为圣贤君子，何为明君圣王，儒家自有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在，既不会冤枉一个真君子，也不会放过一个假伟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仅春秋，其它四书四经，无不大义粲然，仿佛明镜高悬，让乱臣贼子无所遁形，让假冒伪劣毕露原形，让明君圣王实至名归。

圣贤无条件，我欲仁斯仁至，立志为圣贤就有望成为圣贤；圣王有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土壤道德气候，要有各界正人君子配合辅助。社会土壤指民德民智和社会共业。民德上升、共业善化到一定程度，才有望沐浴圣王之泽，享有王道之福。

從容厅友说：“君子修养属于个人修养，无法在群体制度层面中得到客观保证。制度的设计应先釐清群己边界，确定个体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寄望于圣人治世。”

东海曰：君子修养，良知也；良好的群体制度，良制也。欲以良制“釐清群己边界，确定个体的权利义务”，为政者须有一定的良知。这个良制，若是礼制德治，为政者就必须是儒家君子，仁本主义者；若是民主法治，为政者就必须是西式正人，人本主义者。可见良制的设计和落实有赖于为政者的良知，良制本于良知。

许东厅友说：“于制度设计而言，先制礼还是先立法，法和礼哪个为先？此事先生有必要进行思考。”答：儒家为政，宜先立法。釐清群己边界，确定个体权利义务和行为底线，然后制礼。鲁两生曾与叔孙通言：“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这固然嫌迂，但礼乐制度确实急不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容建设和推行。周公辅佐周武王革命成功，又辅佐成王平定叛乱，之后才开始制礼作乐。未来天下为公，新礼制推行之前，必须由各界精英审定并征得全民同意。

许东厅友说：“儒经把性放到与天道一起相提并论，可见儒家把人和人性抬得与天同高，这一点是儒学与自由主义相通的明证。”确然，尊重人性、珍爱生命是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一大共通点。西人不识本性，但西方自由主义大家，对于善习的顽固性和根本性多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我称之为准性善论。特色自由派说民主自由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是一个重大误会。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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