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儒佛道及自由主义四家都很高，各有优点，其中儒家又是最高最优秀的，其余三家与儒家相比，各有不足和弊端。
    
    
    简言之，自由主义及科学具有儒家外王学的局部功能，有助于齐家治国，但心性、道德属性缺乏，知器而不知道，知人而不知天，知用而不知体；佛道两家正好相反，具有儒家内圣学的部分功能，也能够明心见性，但政治、社会属性不足。
    
    
    易言之，自由主义可以在上对罪恶进行一定的制度限制，但不足以让人成德成圣；佛道两家可以导人向善，但作为出世法，在止人为恶方面缺乏制度考虑和追求（佛教戒律限于个体层面）。
    
    
    唯儒家既是道学又是“器学”（包括政治学、制度学及科学），心性、道德属性与政治、社会属性兼具，精神文明道德教化与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并重。儒家可谓全体大用：所证悟的心性不够圆满，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广大，“化成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之谓也。泛而言之，儒家文化兼具伦理性、教育性、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科学性等等，概乎言之，内圣外王。
    
    
    格致诚正为内圣，修齐治平为外王，圣王不二。另外，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为之器，道器不二；天理为天人欲为人，良知心为天肉体身意识心为人，天人不二；致良知为体，致良知制与致良器为用，体用不二；“性与天道”为本体，宇宙万物为现象，本体现象不二……
    
    
    因为体用不二，体全才能用大，用大才能体全。自由主义不知体，其用有局限，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佛道两家不重用，其体欠圆满，不足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它们都只能作为儒家的辅助性系统。佛道两家本来就是儒家的道德辅统，今不妨增自由主义为政治辅统。
    
    
    二
    
    
    儒家既“万法归一”（一指本体，万法指现象），又“一归万法”，如熊十力所言“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而佛教认证的“一”是“无为”、“无生”的，故只能“万法归一”，不可能象儒家那样讲“一归万法”---这是佛教与儒家最大的区别。熊师在《摧惑显宗记》里指出：
    
    
    “乾元遍为万物实体，即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是故于器而见道，于气而显理，于物而知神，于形下而识形上，于形色而睹天性，于相对而证入绝对，于小己而透悟大我，于肉体而悟为神帝。彻乎此者，不独无生死海可厌离，实乃于人间世而显天德。人生日新盛德，富有大业，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范围天地之化，裁成天地之道。曲成万物，辅相万物，极乎天地咸位，万物并育，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人禀天德以成人能，即于人道实现天德，天人本不二，非可求天道于人道之外也。”（《十力语要初续》）
    
    
    熊师又说：“孟子‘形色天性也’一语，直含佛氏《大般若》无量甚深微妙义，有其长处而无其流弊。《般若》破相显性，何如不破相而于相显性？破之固以遮执，而亦易于耽空，且有性相不得融一之过，故孟子语更妙也。诚知形色即天性，即于世间直证为天性流行，岂复有世间相乎？于一一物象或器界直认为天性显现，岂复有物象或器界相乎？于小己直证入天性，岂复有小已相乎？孟子即相显性，则不待破相而相缚已无。”云云。
    
    
    这两段话说明了儒佛两家根本性的差别。道家亦同样有重体遗用之弊（还有重道轻德乃至反德倾向），兹不详论。
    
    
    三
    
    
    佛教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儒家说：我不援天下谁援天下？仁爱无局限而有差等。身为人类，救度众生，当从人类开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可以割肉喂鹰以身饲虎。
    
    
    救度人类，文化道德的教化与政治制度的文明缺一不可。双管齐下，效果才好。以道统统领政统学统，以政统学统来贯彻、落实道统，相得益彰。孟子“持志、集义、养气”，志，包括政治在志，义涵盖社会正义，其浩然之气，体现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
    
    
    佛道不关注政治社会等问题，或者只从心性层面去解决政治社会等问题，虽然强调六度万行，说“挑水砍柴无非菩提”，但一碰到政治和制度就疏离了，不“菩提”了。（当然，这是佛道两家对道体的认证所决定的，所谓道虚佛寂。这也是出世法的特点。）
    
    
    确实，道德是第一性的，相比而言政治和制度都是第二性辅助性的“东西”，如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都成圣贤佛菩萨了，政治和制度怎么样，原无所谓。问题在于人类习性深重，很容易败坏腐烂，恶习很容易泛滥成灾，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离不开好政治的引导和好制度的约束。
    
    
    道德必须落实到政治和制度中去，成为仁政德治、善制良法。同时，致良制的追求，也是致良知的重要法门和功夫。易言之，成圣离不开外王追求（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外王离不开政治努力。这也是儒家不同于佛道两家的“要害之处”。
    
    
    内圣为自治、自立、立命之学，外王为治人、立人、立制之学，内圣外王相辅相成，合则圆满，离则两伤。自由主义不能安身立命，“致用”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佛道经世致用不足，“安身”的程度就受到影响。唯我儒家外王为用，足以经世致用，内圣为体，可供安身立命。
    
    
    
    四
    
    
    安身立命，这四个字大有深意。人之良知，天之所命，安身立命，就是致良知，树立良知，也就掌握了人生和命运的主动权，获得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由。
    
    
    这里的“安身”，其实是“安心”。身有两种，一为肉身，一为“法身”，即道体、性体和心体，即良知，即《了凡四训》中所说的“义理之身”。古之学者为己，不是为了肉身的享受和荣耀，而是为了良知的伟大、“法身”的光明。
    
    
    很多人生活好，事业成功，社会地位高，肉身不能说不安定、不安全、不安乐，但其心不安，就是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孟子说居仁由义，仁宅义路，安身立命就是住进了仁宅、走上了义路。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安定、安稳、安全、安乐的。颜之推曰：有学术者触地而安。意谓得道之人无论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能随遇而安。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孔孟之道的“道术”。孔子说仁者无忧，孟子说“不淫不移不屈”，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朝闻道夕死可矣，了生脱死，超越生死，还有什么值得忧虑和动摇的呢。
    
    
    “安心”了，就可以做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唐-施肩吾）。明陈继儒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这样的人自然有担当有襟度有涵养有识见，这才是大富贵人。
    
    
    富贵有两种，一为“人爵”属于，一为“天爵”。住进豪宅，享受的是外在的富贵，住进仁宅，则是享有内在的富贵。古人云：“贫莫贫于不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道德蓄到高处，就成圣贤，圣贤就是仁宅的主人，大富大贵；不闻道者为小人，贫民也，不知耻者为恶人，贱人也。小人恶人，无论物质生活多好、社会地位多高，在儒家眼里，都属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20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