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三统论之演进——从董仲舒到何休

作者：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来源：《哲学分析》，2021年第3期

摘要：汉儒董仲舒创三统说，强调圣王受命应天，必须依据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实兼礼仪象征义与实质变革义；又将《春秋》纳入三统谱系中，以《春秋》当新王，存商、周为二王后，并匹配一整套政教制度设计，使得《春秋》可为汉治所取法。然其强调汉治亦当用夏教，实无法摆脱其失道覆亡之命运。经过纬书、《白虎通》诸说之推阐，直至汉末，何休《春秋》三统说在凸显三正之政教意涵的基础上，强调《春秋》兼通三王之义，又将文质论纳于三世说体系内，使《春秋》之法文质兼备，无失道之弊，堪为汉世所取法。自此，汉代今文学视域下的三统论思想更为成熟，影响可谓深远。

摘要：董仲舒；三统论；文质论；《春秋》；何休

三统论强调先代圣王受命更嬗，遵循黑、白、赤三统循环更替规律运行，并匹配相应的政教符号，以应天命。此由汉儒董仲舒所创获，并成为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1，汉末公羊家何休又张大而变易之，公羊学三统说日趋细密完善，影响可谓深远。

一、董仲舒三统论之推阐

《汉书·五行志》载“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将《春秋》与“阴阳”二者相结合，可谓董仲舒思想的纲维所在。董仲舒面对汉世政权合法性及治道恒常性的问难2，以为“求王道之端”当本之《春秋》，申《春秋》“改制”诸义3，并且一方面揭橥先王政教恒常之道，另一方面又点明汉治的具体举措，最终打动汉武帝，使其下决心以儒术更化汉治，实现儒学官学化转向。其对天道与政教之勾连主要本于“天人感应”说，而三统、三教论则是连接先王政教与汉治实践的关键理论，以下详述之。

首先，董仲舒将先王政教谱系大致分为两种形态：“继治世”与“继乱世”。其“天人三策”云：

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4

禹以上圣王时代为治世，治世圣圣相因，笃志守道，道未有失，政亦无弊；自禹以降三王时代为乱世，道渐有偏弊，故末世常有失道乱政之事，继起之王需更作损益，以救道之失。不过，王道本身“万世无弊”，后王有救弊之举实因于失道。

其次，无论是“继治世”还是“继乱世”，王者始受命，皆当改正朔，进行象征性地仪式性改作，明其受命于天，故正朔之改实为常道，当贯彻始终。其目的有二：一为“显扬天志”5，二为“革民耳目”6，《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载：“《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7可知董仲舒此论当本于《春秋》，《春秋》于周春三月(即建子、建丑、建寅)每月书王，分别代表夏、商、周三王之正朔，此即所谓“三正说”，既体现出重本尊始的政教意涵，且溯其源又本于天道。

再次，改正朔虽然通赅治世与乱世，然而细析之，禹以上为治世，其改正朔为顺承天命，更侧重象征性意义；三王以降为乱世，其治皆有偏弊，于是产生三教与文质之判，使三正递嬗不仅有“变易民心”“显扬天志”等象征义，亦有实质性变革义。黑、白、赤三统与忠、敬、文三教相结合，使得每一统皆匹配相应政教制度，以救前代之失，并周而复始。由此而言，董仲舒三统论思想实可兼象征义与实质义两重意涵。8

需要指出，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先详论黑白赤三统说，指出此为天下之正法，随即申《春秋》三统之义：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强调《春秋》当继周而为新王，并亦有一套完整的政教制度设计与之相配套，其核心即为回应“《春秋》何以当新王”的疑惑。9董仲舒其时汉代经学尚处初建时期，孔子素王说、《春秋》新王说等说皆待其推阐，故《春秋》何以可当新王，自然颇为人所质疑。而三统论本自《春秋》而发，则《春秋》于圣王三统谱系中当有一席之地，又与三教说相结合，其法当损周文而用夏忠教，此既可树立《春秋》于三统谱系中的地位，亦可为汉治指明道路。董氏坚执此说，可谓用心良苦。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对圣王谱系皆作安置，形成其颇具动态、差等特色的三统论：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

(周)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爵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10

此三统论可分两个层次：笼统而言，据《春秋》而释三代圣王，即以商、周、《春秋》三代为三统，论其应天改制黜陟之事，后世公羊家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三统说，盖由此而来。析言之，其三统论又颇具动态化功能，即三代当据时王而变，而各溯其前二代圣王。以商而言，其二王后为夏和虞，黜更远一代唐尧为五帝(分别为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则伏羲当为九皇。11由是，以时王为基点，上推二王后与时王合为三统，又递绌五帝、九皇诸先王，形成一套具有“差序格局”的帝王政教体系。于是，三统论既可突出《春秋》作为一统的合法性，又可保证圣王谱系的神圣性与连续性。另外，此文载商、周、《春秋》三代为三统，分别对应白、赤、黑三色，与三教说相配，则当对应为敬、文、忠三教，且皆当归束于三王以下，属于实质性变革，其所黜陟更嬗，皆因当时之教有失，其政有弊，故以新一统、教起而救之。要之，三统说中每一统、教皆不能单独呈现道之全体，只有三统、三教相互救弊补衰，方可使道之全体完整呈现，并长存而不坠。

然而，历来学界对三教说颇多质疑12，亦需辨析：汉时三教说颇为流行，13董仲舒于“天人三策”借孔子所言三代礼之损益申三教说，明三王救弊之法，并据此给出汉治方向为“损文用忠”，与《春秋》教相合，故汉道当用《春秋》法之意，亦呼之欲出，此将汉治、忠教、《春秋》法统合，经学由此以神圣命令的方式进入现实政治并加以指导，实体现董氏经世之苦心。事实上，三教论表面上似由三正说引申而来，但论其实质，则应是文质观之推衍。《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即言：“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此三等之制对应文质，可以说与文质论紧密关联。文质理论盖出于孔子14，董仲舒将此理论落实于礼制上，并衍生亲亲、尊尊为代表的两大政教体系。因于文质递嬗之推衍，形成其“二而复”“三而复”“四而复”等圣王往复理论。15然而问题在于，董仲舒屡言“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皆是在三统、三教相复框架下视《春秋》为继周之黑统，与“夏道忠”同。然而若如此论，《春秋》实与继周之实际王朝无异，则其亦当遵循三统往复之规律，实不可避免失道衰亡之命运，此既与汉之德运相悖，又不足为汉治所取法。16故此说实有待进一步修正。

综上，董仲舒虽然强调治世万世无弊，有恒常之道，但所论三统、三教诸义主要针对乱世展开，体现其王道理想主义与政治实践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特色。其又将《春秋》纳入圣王谱系中，以《春秋》当新王，则商、周为二王后，并匹配一整套政教制度设计，使得《春秋》可为汉治所取法。需指出，三正相嬗为常道，而三教损益亦未离道，如此使“继乱世”通往治世不乏可能性；而孔子作《春秋》，应天而正黑统，以为汉法，可革先代之弊，或为通往治世之门径。

二、何休三统论之发展

董仲舒为汉世儒宗，其说自然影响极大，三统论本于天道，但其未作深入梳理。《春秋感精符》继其说而云：“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统者，周以为正。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谓之地统，商以为正。人统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端也，谓之人统，夏以为正。”17此处将三统进一步细化，分属天地人三统，天统始施，地统助生，人统大生，共同呈现生物施化之进程，兼具本体论与生成论意义。《白虎通·三正篇》又作进一步推阐：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礼·三正记》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18

此处一方面点明重三正有“敬始重本”之意，需尊重先代之统，且有不忍之意；另一方面指出黑白赤三统论源于三微之月，与阴阳二气交感生发万物相关，是万物生生之本源。其义本于阴阳、律历，亦承董氏诸儒之说而来19，将三正与天地人道相配，使自然秩序与政教结合更为紧密，亦丰富三统说之形上理据，其神圣性与权威性皆得以加强。其《三教篇》又云：

《乐稽耀嘉》曰：“颜回问三教变，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舜之承尧，无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后。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20

三教说可与三正说相比附，但与三正说相比，其为救道之失而设，更具实质性改制意涵，又此处指出三教虽承弊而起，各有所治，但又是“一体而分”，目的仍为实现道之本身。据此，三教说亦当合三统论而有存二王之义，如此斗建子丑寅三正、黑白赤三统、忠敬文三教相承而复，方体现“尊统重正”之意，亦体现天道往复至公无私之理。凡此皆是对董氏三统论的思想继承，但并无较大突破。

直至汉末，何休在继承董仲舒等先儒三统论基础上，又多有创获21，深入其思想体系，可知其说并非“理论失误”22，而有谨严之逻辑。其三统论大致有四个特色。

首先，何休强调三正说，明王者递嬗，当通过改正朔等礼仪变革形式布告于天下，明其非以强力夺天下，实因天命受天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

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

此论王者受命改制，以改正朔为核心。其三正说既有政教变易义，又兼董仲舒所言“统正”之意。23并强调三正以斗建三微之月为正，法日始、物初，及相应正色，可见始受命王实受命于天地，具有神圣性来源。何休又承《白虎通》三正说，亦将其配以天地人之道：

《公羊传》文公二年：练主用栗。

何休解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何休以为《论语》宰予所问主即《春秋》此处所言练主，并在承续《白虎通》三正不相袭说基础上24，更以夏商周三代与天地人之道相贯通，颇有发明。

其次，何休强调正月为政教之始，在政教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春秋》开篇言“王正月”，《公羊传》以为此明“大一统”义，何休解诂：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其意是将天地间一切人事与自然物，皆总系于正月，使得政教得以一本，由此可见“正月”之溥博贯通与权威性。因此，改正朔虽然尽具象征性意涵，但其实施亦需极为矜慎。25

此处还需注意《春秋》作为新王，其所“改正”之特殊意涵。在何休看来，《春秋》非实王，而是“假鲁以为王法”，其将西狩获麟事件视为天命绝周之异、授汉之瑞，既代表《春秋》制作之始，又可代表《春秋》王法之终备。以王法言，《春秋》王鲁，其将王法寓于鲁十二公世系内，以备足天数26，并分三世，由衰乱而渐至太平，于衰乱之时，王道未备，用心麤粗，符瑞未至，故仍用周时；至西狩获麟时，王道大备，“崇德致麟”，太平已至，于是可改制应天，但《春秋》非实王，不得“显然以改周正”27，故以“书法”表达“行夏之时”义。《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休解诂云：

据天子、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阳，公狩于郎是也。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

其先以《春秋》桓公四年“王正月，公狩于郎”、僖公二十八年“冬，天子狩于河阳”二事明狩之主体当为王者。结合二年狩例可知：狩例时，具体则在周十二月(夏之孟冬月)为得礼28，余皆例月以讥之。此处春狩而不例月，示《春秋》不讥，即在“不显然改周正”的前提下变周春为夏冬，以行夏正29，在书法中实现《春秋》改正应天之目的。可知何休以为，《春秋》虽言作新王之事，但王法托鲁史的书写方式，使其在获麟符瑞降临之前，《春秋》当一直沿用周正，以示对前代受命王之尊重。又《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何休解诂：“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礼，谦不敢与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当以夏，辟嫌也。”此言周公虽因其功勋而死得享王礼，但为避实王而不得用周之赤牲，亦因有三王改复之嫌而不得用夏牡，故用白牡，可见“改正”说在何休《公羊》改制思想中颇为重要。

再次，何休不“显用夏正”，亦与其《春秋》为汉制法理念之转变相关。正如上节所述，董仲舒强调《春秋》作新王，为继周之黑统，实亦不免失道衰亡之宿命。此论于“汉德已衰”之时，尤为耸人听闻。何休面对此理论困境，力图淡化《春秋》作为黑统的局限性，而突出《春秋》所具万世法的普适性。事实上，“以《春秋》当新王”包含两重意涵：《春秋》若作为继周之黑统，可将其视为一朝代；而其作为孔子圣王法，则往往其普适性。将《春秋》视为与三代并列之一朝与将其视为经世大法，意涵颇为不同，此二者在董仲舒那里往往混同，而何休极力将其分殊，且突出在孔子制法的前提下视《春秋》为常道，这种强调，使《春秋》作为汉世“国宪”的说服力更强。据此，其《春秋》三统说有两重意涵。

一方面，何休在“不显改周正”前提上，以周正月、二月、三月为三正，此虽似主周而言，然实借此阐发“尊圣重统”之义。

《公羊传》隐公三年何休解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

据三正说，周二月为殷正月，周三月为夏正月，周时春三月正好代表王道三正之全体，时君立，当存二代先王，故《春秋》于春三月俱书“王”，可谓尊重三王之道。需指出，言“春王三月”，其实质仍是以《春秋》作为“后王法”而言，强调《春秋》书法折衷三代，具有“万世法”之特质：

《公羊传》桓公三年何休解诂：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复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为汉制而已。

何休以为《春秋》讥桓公“无王而行”，故于春时三月皆去“王”以贬之。可知《春秋》非仅假周以制汉法，亦有通三王之义，此尤为值得注意。《春秋》不显改周正，有矜慎谨戒之意；若托周制法，则当通于二代，仍当尊夏、殷两代为二王后，并博征夏、殷二正；但以《春秋》而言，此为托于周代，而与实周不同，故周与夏、商处于同等位置，何休称《春秋》“通于三王”，即贯通夏商周三代，与贯通百世法之义趋同。这里何休已不再强调《春秋》在三教说中所处位置，而是更强调其贯通三统之义，从而避免《春秋》教陷入循环反复的治道窠臼。可谓一大创获。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又云：“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待圣汉之王以为法。乐其贯于百王而不灭，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此注收束全经，终将《春秋》“贯于百王而不灭”之义和盘托出，颇足寻味。需指出，何休强调《春秋》作为万世法之特质，与其堪为汉法，二者并不矛盾。在何休看来，汉治需要一套恒常完备之法，而《春秋》之制“通于三王”，正可为其取法。

另一方面，何休强调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三统论，并突出《春秋》王鲁义。《春秋》以鲁为王，即以鲁隐公为始受命王，当上黜杞，而视周、宋为新二王后，形成新三统论。《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何休解诂：“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此处书周灾，与宋灾、齐灾等诸侯国有灾辞例略同，是将周视为一新诸侯国，以示鲁已受命为王，故尊周为王者后之意。此《春秋》新三统论虽亦有黜陟，然其用意实为“假鲁以言王法”，“尊本重始”“尊重圣王子孙”诸义亦由此而推衍。需指出，据鲁而言，《春秋》黜杞、新周、故宋，以周、宋、《春秋》为三统；以《春秋》为汉制法而言，《春秋》“折衷三王”，以为汉制，二者施受对象虽有不同，但可皆称为三统，并无扞格。

何休借助《春秋》三统说确立《春秋》新王之地位，又自觉切割新王之法与三教说之关联，强调《春秋》损文益质之特色，有意避免其重蹈“夏道忠”之旧辙，跳出三统改复之历史循环论30，从治道损益的实际运作举措入手，主张文质兼备，以为后王之法。其说一方面强调《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另一方面又不废尊尊之义，可见其融通性，此理论转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突破，亦具有现实意义。此下分述之。

何休承继董仲舒文质二元论，以文质属性赅备天地之道。《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何休解诂：“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质而亲亲，及其衰敝，其失也亲亲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亲，故复反之于质也。”天道尚质，重亲亲；地道尊文，重尊尊。此论即循董氏“文质再而复”之常法，即王者皆各有其文质属性，其兴因其特质，其败亦因其特质之泛滥，后王继起以救前代之失，周而复始。以此范围王者迭兴之不同形态，各救前代之失，亦为通说。31殷质周文，《春秋》继周，亦当尚质而重亲亲。何休谨守此亲亲义，前人所论甚夥。32不过在此基础上，其亦重视尊尊之义，并凸显其继承周文之面向，可谓文质备于一身。33如《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何休解诂：“周曰绎。绎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可见此处《春秋》即用文家意。需指出，《春秋》文质兼重的制度设计，最难处理的就是两者同时出现且有扞格的情形。如《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鸩之?行诛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

何休解诂：以臣事君之义也。唯人君然后得申亲亲之恩。明当以亲亲原而与之，于治乱当赏疑从重，于平世当罚疑从轻。庄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书国将弒君。书日者，录季子遏恶也。行诛亲亲，虽鸩之犹有恩也。

徐彦疏：欲道杀世子母弟，所以直称君甚之之义。言得申亲亲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恶耳。34

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季友同为庄公母弟，前两人在庄公弥留之际合谋篡位，《春秋》缘心定罪，二人之罪当诛；但公子季友为其母弟，《春秋》尚质，若其杀母弟、母兄，失亲亲之恩，亦当讥之。可谓两难。事实上，庄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因“不忍见亲亲之乱”避难而出35，而此时二兄篡械已成，间不容发，故不得不立即制止。公子友选择鸩杀其兄以遏其难，亦含亲亲之恩。此举不仅可使公子牙似因病而死，避免因谋逆之罪而被杀；而且其子亦可继承爵禄如故，恶止其身而已，如此，恩义得以两全。

又置于《公羊》三世说框架下，何休以为《公羊》通过书法辞例呈现出文质兼备之“渐进”进程，即以文明演进角度而言，《春秋》承周之文弊而起，其所分三世，初以亲亲之质以救之，后逐渐精细而详备，自隐公至哀公呈现由质而渐文、由乱而渐治之状态。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何休解诂：“不从讨贼辞者，主恶以失亲亲，故书之。”此开篇记兄弟相残之事，段虽不弟而篡国，但郑庄公坐视其弟之篡，无为兄之任，亦失亲亲之情，故不以讨贼辞书之。36《春秋》昭公十四年，冬，莒杀其公子意恢。何休解诂：“莒无大夫，书杀公子者，未逾年而杀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录之。称氏者，明君之子。”莒为小国，依“三世异辞”例，于所传闻世小国略，不书大夫37，至所见世天下小大若一，故《春秋》皆详录之，此小国杀公子亦书，以明广亲亲之义。38可知在《春秋》尚质前提下，三世内部实有内外、大小、详略之别。同时，在三世说体系中，随着太平世的到来而渐有亲亲与尊尊并重的趋势。《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娄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城成周。何休解诂：

书者，起时善，其修废职，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实外之。

此时为太平世，鲁率诸侯城成周，以申尊尊之意，即太平世重文之一端。39《春秋》昭公二十三年何休解诂亦云：“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是以《春秋》由衰乱世重质而至太平世重文，呈现出由质渐文的《春秋》三世说脉络。不过事实上，至太平世，文与质皆臻于至善，所谓民胞物与而爱无差等，此当为《春秋》所尚至高境地，段熙仲亦言：

窃以为建五始、大一统，俱尊尊之义；善善恶恶，绝恶诛始，则贤贤之教。虽然，《春秋》拨乱之书也。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此《春秋》之所以虽救文以质，而尊尊之义仍从周也。……《春秋传》曰：诛不避母兄，君臣之义也。《春秋》之时，恩衰义缺，故大亲亲之仁，严尊尊之义，以振起弊也。40

可见，《春秋》虽承周文之弊而以质救之，但其旨趣实兼亲亲、尊尊、贤贤之教，既大亲亲之仁，又严尊尊之义，最终情文俱至、文质兼备，故可为万世美善之法。41何休在此以《公羊》三世说将文质观消解于其中，即《春秋》新王虽亦因前代之衰而起，但其运行规律并非如一般王朝呈现“兴—衰”路径，而为“起衰—升平—太平”之渐进过程，其特点为日新日成之状态，这种“文著太平”的历史渐进观与“奉天法古”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儒家历史哲学。42

综上，何休三统论亦将《春秋》纳入圣王三统谱系中，以《春秋》为新王；为克服三教相复说陷入历史循环论之窠臼，赋予《春秋》“通于三王”之义；又突出《春秋》“假鲁以为王法”诸义，使《春秋》法更具普适性。而且，何休以文质论取代三教说，一方面恪守《春秋》损文益质之义，另一方面在《春秋》三世说渐进脉络中，呈现《春秋》文质兼备的动态进程，使其更具完备性与恒定义，此既可为万世法，亦可为汉世所取法，堪称完善。

三、小结

董仲舒创通三统说，强调圣王受命应天，必依据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并匹配相应政教礼制符号，兼具礼仪象征义及实质变革义，且其诸多历史变易理论乃是文质观之推衍。其说为《春秋》改制说奠定理论基础，并为汉法提供指导方案。然其强调汉仍用夏教，《春秋》亦正黑统，则无法摆脱失道覆亡之命运，汉治与《春秋》法皆注定失败。何休《春秋》三统说承袭前儒诸说，凸显三正之神圣意涵，同时又强调《春秋》兼通三王之义，并将文质论纳于三世说体系内，这一创见使《春秋》之道跳出文质改复之传统王朝治乱模式，而使其在三世转进过程中不断完善其治法，至太平世文质兼备，无失道之弊，堪为汉世所取法。其论在捍卫《公羊》家法的同时，又保证了《春秋》所具的“常道”特质，从而使三统论思想更为完善。直至清末，又被晚清今文家重新发扬，可谓影响深远。

注释
 
1黄开国指出，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董仲舒三统说标志着春秋公羊学历史哲学的初步形成。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汪高鑫亦指出，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变易学说体系，其创始人为董仲舒。汪高鑫：《“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
 
2汉武帝锐意进取，对汉世合法性及治道恒常性皆有犹疑，故访贤问能，董仲舒是以上“天人三策”。参见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关于董仲舒改制之义，历来聚讼。如晚清苏舆、朱一新等人否认董仲舒有改制之义，认为《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但述师说”，而将《春秋》“改制”诸义归为何休创解；而康有为等人又极力推崇董仲舒改制思想，以为“《春秋》专为改制而作”，“幸有董子之说，发明此义”。双方似皆“有为而发”，但平心而论，董仲舒思想本身有改制理论无疑，朱一新等人为反驳康有为奇崛之论，而试图切断董仲舒与《春秋》改制诸论，显然不符情实。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462页。
 
4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8—2519页。
 
5《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云：“受命之君……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页。
 
6《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60页。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4—185页。
 
8段熙仲指出：“改制盖有二义：其一以新民之耳目，以明受命，所谓‘所以神其事’也；其一则承前代之敝而不可不有以救之，此则文质之说也。因三统改制，于是有三教之说。”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61页。
 
9《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下即言：“《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98页。
 
1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6—200页。
 
11依此推阐，以周而言，其二王后为商和夏，黜更远一代舜为五帝(分别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则神农为九皇。以《春秋》而言，其二王后为周和商，黜夏为五帝(分别为颛顼、帝喾、尧、舜、禹)，黄帝迁为九皇。
 
12参见黄铭：《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2—114页。
 
13如《礼记·表记》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另外，《说苑》《白虎通》亦多载此“三教”，可见其为汉儒通说。
 
14即《论语·雍也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将此文质观应用于历史与礼制层面，便形成汉代文质论。参见彭美玲：《汉儒三代质文论脉络考察》，载《汉学研究》第32卷第3期，2014年。
 
15相关辨析，参见徐兴无：《〈春秋繁露〉的文本与话语——“三统”“文质”诸说新论》，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3期。
 
16事实上，汉武帝所问实为寻找“久而不易之道”，但如董仲舒所言汉当用“夏之忠”制，则仍为一时权宜之制，非常道。董氏虽亦有质文相救之法，但实未提升到汉世治道之高度，故其三统论不为汉帝所用，亦合情理。参见余治平：《论董仲舒的“三统”说》，载《江淮论坛》2013年第2期。
 
17赵在翰辑：《七纬》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17页。
 
18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第362—363页。
 
19事实上，《白虎通》亦有吸收刘歆三统历等天文家说，《汉书·律历志上》载：“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又云：“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班固：《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第961、984—985页。其论将建子、建丑、建寅三正分别对应天、地、人三统，且与三辰五星相结合，天道与政教系统紧密勾连，与《春秋纬》颇可参读，二者均对《白虎通》亦有一定影响。
 
20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第370—371页。
 
21学者或以为董学醇深，而何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所谓《春秋》改制之说多出于何，以切断董、何关联；或以为董仲舒与何休在三科九旨等《春秋》大义上别无二致，两人最大的差异在于“家法”“师法”差异，故对二者大义方面的比较多未措意。以上论断当皆有偏弊之处。参见曾亦、黄铭：《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150页。
 
22黄开国指出，何休所言“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之通三统与《春秋》“一月、十二月、十一月”相悖，何休所论陷入“理论失误的泥潭”，又言“‘通三统’作为一种历史观，在孔子为赤制已经成为定论的东汉，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论”，因此何休也并不重视该理论，其说颇具代表性。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377—380页。
 
23《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97页。
 
24《白虎通·三正篇》云：“《论语》云：‘哀公问主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动。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战栗。’亦不相袭。”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二，第576页。
 
25《白虎通·三正篇》即云：“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苏舆疑“乐”字为衍文。氏撰：《春秋繁露义证》，第361页。可见帝王改制，当有符应方可进行，可见此制之严苛。
 
26《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论衡·正说篇》亦云：“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9页。
 
27凌曙：《公羊礼说》，载凌曙等撰：《春秋公羊礼疏》(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页。
 
28《春秋》桓公四年春，王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传》曰：“冬曰狩。”何休解诂：“狩例时，此月者，讥不时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阳气始施，鸟兽怀任，草木萌牙，非所以养微。”此既以正月阳气始施为非礼，则当以冬十二月狩为正。结合《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冬狩不讥，可知此处例月以讥桓公狩不时。
 
29段熙仲云：“按何君之意，盖谓春不当曰狩，此以将行夏之时，周之春则夏之冬也，故言狩以示当用夏正，以为后王法，非显然改周正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42页。
 
30蒋庆言“通三统之说，绝无三统循环之义”，“依《白虎通》，二王之后若有圣德天下所安可复受命而王，不必按照黑白赤的‘运次’循环，故三统说中新王王天下取决于天下所安，而不取决于所谓‘运次’”。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此说仍需斟酌。《白虎通·三正》云：“二王之后，若有圣德受命而王，当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运次者。”卢文弨云：“此有脱误，疑是‘当因其故，抑改之耶’，下云‘天之所废，安得受命也’。且‘非其运次者’，盖即一姓不再兴之义。”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第367页。以此而言，此处宣扬“一姓不再兴”之义，显然与蒋氏所推结论有间，三统论当有一定规律无疑。
 
31康有为对此强调“天下之道，文质尽之”，可谓灼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1页。
 
32戴玉梅：《何休“亲亲”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3平心而论，此论于董氏之说中即见端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载：“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此句与上下文不尽贴合，故历来诸儒皆视其为异说。然而其又点出《春秋》与夏商各执一偏皆有不同。钟肇鹏对此阐释为：“是商为天统，夏为地统，《春秋》为人统，人统实兼文质而言。”氏撰：《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其点出此处《春秋》人统有兼夏商文质二统之义，颇有发覆。
 
3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69页上栏。
 
3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第4862页上栏。
 
36徐彦疏：“若作讨贼辞，当称人以讨，如齐人杀无知然。今不如此者，经本主为恶郑伯失亲亲而书，故曰郑伯而不称人也。”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第4770页下栏。
 
37《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冬，莒庆来逆叔姬。《公羊传》：“莒庆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大夫越竟逆女，非礼也。”
 
38孔广森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胜而离，人知贵贵，莫知亲亲，开端首见郑段之祸，将大矫其失，非因人情所易亲者而先示之亲，则其教不易成。盖由父言之，凡我兄弟，岂有同异?由母言之，虽爱无差等，亦施由亲始。特拨乱之渐，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见之世，且录责小国杀公子，以广亲亲之义，明非专厚于同母也。”此言得之。参见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
 
39虽城成周，亦“实外之”之意，早在宣公十六年《公羊传》已言“新周”，示周“不复兴”之意。此处“尊尊”，当从尊“二王后”角度理解。如《礼记·郊特牲》言：“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与此同。
 
40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609—610页。
 
41可参见拙作：《〈春秋传〉“母以子贵”辨正》，载《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42参见拙作：《汉末经学家的历史意识——以何休与郑玄为中心的讨论》，载《公共儒学》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