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领导干部学国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十九日丁未

          耶稣2021年6月28日

“经世”与“致用”合为“经世致用”一词，广为使用是在晚明时期。但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或者说精神旨趣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成玄英对此疏解道：“夫祖述轩顼，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轨辙苍生，流传人世。”对于“经”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注曰：“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也就是说，“经”字的本义即是经线，而由于经线处于中枢的关键地位，后来又逐渐引申出大纲、纲领的含义，它的作用是导引秩序和法则。综合成玄英的疏解和段玉裁的文字训诂，我们大体可以推出，所谓“经世”主要是指建构和塑造政治、社会、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章法和秩序的实践活动。经世致用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它既关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的层面，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方针政策等具体的治理之“术”的层面。经世致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重实用、重实践的理念，家国天下情怀和入世担当的精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难能可贵，具有高度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经世思想之孕育绽放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积极鼓吹各自的治国理政思想。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乃是中国经世思想启蒙并走向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如道家学派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葬；法家学派主张严刑峻法、重视农战等，正如庄子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百家莫不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宣扬推广其经世理念及其实践路径。而诸子之中，最具经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孔子。纵观两千余年的华夏历史，自春秋战国以降，孔子及其门人后学的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后世很多的经世致用和治国理政思想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孔子那里找到源头。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图争霸而互相征伐，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导致礼坏乐崩，天下无道。面对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乱局面，孔子没有选择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惧艰险磨难，苦心游历四方，为弘扬礼乐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奔忙一生。孔子曾说“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立志以弘扬天道和践行仁德为己任。孔子所说“士志于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种意义上讲即是经世的精神，“士志于道”也就是不懈追寻和努力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在追求“天下有道”的过程中，孔子不受外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以一种积极的入世姿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来自六经和先王之教，并且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发展壮大。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乃是为了扭转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非执着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体现出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实践性格。此外，从孔子特重人间性和实践性的经世思想中还可以看出他对于民众朴素的同情和热爱。比如孔子曾多次说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西方来源于宗教天国的博爱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综合孔子一生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的精神、重视实践的性格、对于三代文明的整理传承和对于道的追寻，体现出丰富的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淑世情怀。可以说，孔子不但是经世理念的重要践行者，同时也塑造和拓展了经世思想的理论蕴含。

二、经世思想之再度盛兴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演进，到了宋代经世思想再度兴盛成为重要的时代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便是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并且同理学、心学展开争锋。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无论是主张“格物致知”或是主张“发明本心”，尽管心性修养的路径不同，事实上二者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内圣的工夫上，其经世之道都是在设想一条由内圣而开外王的道路。如程颐曾说道：“修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陆九渊也说过：“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则与理学、心学的思想大异其趣。虽然同样都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他们则更加强调道义与功利的融合，更加注重“外王”的事功实践，推崇“修实政”“行实德”，反对空谈心性义理，反对儒者流连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之境。正如黄宗羲评价的那样：“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对于宋代儒家的经世思想，我国台湾学者张灏曾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梳理。他认为“经世”理念首先是儒家的天职理想，其中包含着积极入世的精神，而这种入世精神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其背后的动力乃是源自对天道的信仰。他借用程颐“治道”和“治术”的概念，将经世思想概括为儒家对于政治秩序、价值取向的关切以及具体的施政方针、治国之术。张灏的梳理最具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经世思想中所蕴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内涵，虽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词，但是在他的意识中“政治”其实是个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体制的制度设计，如祠堂、学校等，他称之为“软性的非官僚体制”。这实际上是察觉到了“经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视野。正如成玄英所疏解的那样，“轨辙苍生”强调的乃是一种广阔的秩序，不仅关涉政治，还包含有文化、社会、经济的层面，当然政治秩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关键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张灏先生所梳理出的“经世”思想，三个层面的含义大体上都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源头。作为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锋，理学、心学、事功学派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重点来阐述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也即经世思想的不同维度。如果说理学、心学强调的是“治道”的层面，那么事功学派则更加倾向于对“治体”的关注，展现出高度的社会实用性和经验实践性。而后者更是跟顾炎武等人大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更多的会合相通之处。

三、经世致用思想之勃兴

自宋代以下，谈及经世致用思想，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同样对于经世思想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我们知道，孔子讲过“君子有不仁者，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宋儒推崇士人、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强调士人、君子群体的经世责任，认为经世之主体乃是士人、君子。而王阳明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所谓“心即理”，即是说本心即理，因为人本心中先验地具有道德原则，从本心出发便可使所言所行皆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而在王阳明看来，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节庵方公墓表·乙酉》一文中，王阳明又说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按照余英时的说法，王阳明的思想体现出宋代以来士大夫群体经世路径由“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然而不管怎么说，王阳明的这些思想主张在客观上大大冲破了阶层的局限，使得经世思想的主体范围大大扩充了。这个思想后来在顾炎武那里再度得到弘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担当天下兴亡的重任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成为建构合理人间秩序的主体。

此外，“经世”思想发展为“经世致用”思想同样与王学密切相关。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因为特重内圣的心性修养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术”的层面，其中尤以陆王心学的内倾化为甚。虽然王阳明本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均成就卓著，然而王学后学却多流于狂放不羁，几近狂禅，严重偏离了儒学经世的传统，对学界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性格的导引。

晚明时期心学思想盛行，“无事袖手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弊端丛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空疏玄虚之风给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百姓的民生福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且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在他们看来，心学末流之空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士人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脱离文献基础，根据自身好恶随意解经，导致学界争嚷不休，学术思想陷入混乱；二是学术研究、学术关怀与社会实践脱离，学者们耽溺于义理的思辨之中，坐而论道，对治理世务漠不关心。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鉴于此，对心学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扬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的。为了清除心学空疏之流弊，顾炎武等人重新倡导对儒学经典文献的训诂考据工作，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同现实政治、社会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提倡崇实黜虚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例如，顾炎武本人在著作文章时“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清史稿》中评价他说：“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大力倡导重视国计民生等社会现实问题，重视现实具体的政治社会的治理实践，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实学之风。明清之际，西学之传入，亦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之勃兴。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1691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自明中后期，西学即渐入中国，并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影响。当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十分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征实精神，发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之言，期望欲用十年左右时间对“有益世用”之图书“渐次广译”，以开启民智，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清朝建立后，西学继续传入，其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经世实学思潮的新形势需要，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勃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中期和晚期的经世派与此一脉相承，而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对“经世致用”概念最习以为常的用法。

四、总结

通过前文可知，“经世”一词的含义十分广阔，“经世”一词几经流转变迁，在明末时期同“致用”结合在一起并被广泛使用，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应当说并非偶然的现象。它既是儒学内部理学、心学等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所催生的结果，同时也跟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经世”与“致用”合用，更加强调的是对经世路径的侧重，是对其中所蕴含的实践、实用内涵的凸显，更加注重经世思想中实用性、技术性的实践层面。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们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注重实用理性，力图扭转浮躁玄虚的社会风气，让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民生的实际需要。至此，加上西方自然科学征实精神之传入，“经世致用”一词蕴含之义大体定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们要充分挖掘经世致用思想的丰富内涵，继承其合理内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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