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作者简介: 李竞恒,字久道,西元一九八四年生,四川江油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出版专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 |
清明节话庙祭和墓祭:后者起源于唐,与家族共同体观念削弱有关
作者:李竞恒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二月廿二日辛巳
耶稣2021年4年3日
庙祭是一个维系若干死者作为小共同体的结构,体现的是死者死后呈现为家族共同体,无论一个君主或贵族再了不起,他的权力来源和成就也归属于这个死者与生者的共同体。凭借这个共同体的网络结构和历史惯性,个体的权力受到习惯的制约。而墓祭则主要是面对死者这一个具体的个体,是脱离了家族共同体和习惯约束的个体。
清明上坟扫墓祭祖,起源于唐代的寒食节上坟。(新华社记者 张浩波/图)
清明上坟扫墓祭祖,起源于唐代的寒食节上坟,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书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用拜扫礼”,就是说唐人自己也知道寒食节扫墓是不符合先秦经书和古礼的。因为先秦古礼那里,祭祀祖先是“庙祭”,而不是墓祭,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先秦典籍详细记载了庙祭,就是在贵族的祖庙中向祖先神牌献祭,有时或者让死者的孙子或臣下穿着死者的衣服担任“神尸”,吃喝祭品受祭。《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说墓葬不太重要,连地面标志都不用做。
顾炎武谈到,最早提及到坟墓上祭拜的是《礼记•曾子问》的“向墓而为坛”,古不墓祭是先秦古礼的原则,但向墓为坛只是一种“礼之权”,是一种权宜之计。“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就是说先秦华夏正统古礼是一定要到祖庙、宗庙里面去祭祀的,而秦国因为出自西戎蛮族,不懂得正统之礼,所以大搞到坟墓上去祭祀。而这一点影响了汉代以来的制度,只有晋宣王遗嘱要求子孙不准上坟祭祀才是“尤为近古”。而梁武帝以来到唐朝皇帝开始“谒陵”,甚至把寒食节上坟编入“五礼”,都是违背先秦古礼的,所以韩愈《丰陵行》中批评这些上坟行为,并指出“墓藏庙祭不可乱”(《日知录》卷十五)。韩愈要坚守古礼,反对唐朝上坟,他坚持的理由就是先秦古制中墓葬的功能是埋葬遗体,而祖先只会在祖庙中接受祭祀和祭品。
顾炎武也将庙祭逐渐变为墓祭视为一种堕落的过程,他认为堕落开先河的原因是秦国野蛮没文化。从考古发掘来看,殷商和周代一些诸侯国还是有墓祭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商代王陵墓区,发现了很多祭祀坑,这说明商人会在墓葬旁举行祭祀(《考古》1982年4期)。周代的晋国有不守礼的历史,孔子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甚至想用周天子葬礼的“请隧”,有曲沃代翼、假途灭虢等一系列诡谲不守礼的背景。体现在祭祀上,晋国也大搞墓祭,晋侯墓地晋侯、晋侯夫人墓前墓道旁都有祭祀坑,有的埋马,有的埋牛(《考古》1997年11期)。
顾炎武批评的秦国,自然也是大搞墓祭的,甘肃礼县大堡山秦公大墓,M2可能是秦庄公墓,M3可能是秦襄公墓,大墓旁都有祭祀坑,“这种祭祀坑和墓葬的密切关系与我们在安阳所看到的祭祀坑与大墓的关系大致相同,就是祭祀附近大墓墓主的”(《文物》2011年5期)。这是秦人和殷人都墓祭的证据。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出现了大量墓祭现象,如中山国的君主坟墓都修建在高大的土台之上,上面还修建着华丽的享台建筑,用来祭祀墓主。
那么庙祭和墓祭背后,到底有怎样不同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结构呢?简单来说,庙祭是一个维系若干死者作为小共同体的结构,体现的是死者死后呈现为家族共同体,无论一个君主或贵族再了不起,他的权力来源和成就也归属于这个死者与生者的共同体。凭借这个共同体的网络结构和历史惯性,个体的权力受到习惯的制约。而墓祭则主要是面对死者这一个具体的个体,是脱离了家族共同体和习惯约束的个体。
尤其是“礼崩乐坏”,君权崛起,从君主个体的角度来说,墓祭显然是更好的体验,一个伟大君主应该享受独立的陵寝和祭祀。巍峨的秦始皇陵,就是很好的注脚。有学者观察到战国时期君主墓葬“有意在淡化宗族血缘关系,凸显国君至高无上地位的‘独立陵园制’。独立陵园制的出现表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政治受到了巨大冲击,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将祭祀逝去祖先的一部分活动转移到墓穴之上的享堂内进行,可能与东周时期血缘宗法观念的逐步削弱有关。不再刻意强调宗族宗庙内的神主排位与血缘联合,而逐步显现个体家庭以及墓主个人的存在与地位”(胡进驻:《殷墟晚商墓葬研究》)。
可以看出,庙祭变为墓祭,其实是伴随着小共同体瓦解,社会原子化和君权崛起的一个过程。死后世界从一个家族的成员们共同接受子孙祭品,通过“血食”延续魂魄,变为一个个体在自己的坟墓领地内吃喝玩耍。秦始皇陵到西汉帝王的巨大陵寝,都在凸显作为个体君主的伟大和个性,而陵园的庞大附属建筑也为帝王个体提供墓祭。他们治下被编户齐民的民众,也没有家族之庙,而是独自向原子小家庭的死者墓祭。过去,家族不死则个体永生,此时,个体之死就是死亡,因此原子个体求神仙和炼丹思想开始大量兴盛。用汉武帝的话说,如果能像黄帝一样乘龙升天,“吾视去妻、子如脱屐耳”。
唐代将寒食墓祭纳入“五礼”,显然并不是礼,而只是一种“权”。宋代寒食节并入清明节,清明上坟作为一种民间的“俗”,也是“权”和一个客观事实。但很多宋儒是想重建先秦古礼的,朱熹批评“今士人无家庙”,张栻尝试“谋建家庙”,甚至鼓励平民模仿先秦贵族建立家庙,修订家谱,其实就是努力重建社会的过程。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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