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精英承受更沉重的礼教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很多人认为古代精英是骄奢淫逸的，礼教是用来压迫社会底层的，这个想象其实很类似过去乡下农民想象的皇帝生活，是左手拿元宝，右手拿人参，元宝捏捏，人参嚼嚼，皇太后则每天吃三顿大馒头，皇太子挑粪的扁担都是黄金的。

《礼记·曲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味着沉重的礼教并不向庶民开放，庶民其实过得更随意，不受礼教的束缚。至于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精英犯罪不受到惩罚，根据汉初贾谊的解释，精英“大夫”犯罪，需要保住这些人最起码的体面，比如贪污的罪要叫“没装饰好自己的祭器”之类的委婉说法，犯了死罪的是让他们“盘水加剑”，回家饮剑自杀，而不是捆绑了公开处决（《汉书·贾谊传》）。这么做，恰恰是因为精英肩负着沉重的礼教，哪怕死也需要保持最起码的体面，如果精英和市井小民一样满地打滚，对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好事。

礼不下庶人，意味着精英才被控制在“礼”之中。杜维明先生指出：“这个礼，用现代在英美的术语来说就是习惯法，儒家大半的内容就包含在礼里面。在这个系统中，一般老百姓受到的约束比较少，主要是社会精英。礼的影响力太大了，根本不能违背。其中，最不自由的就是皇帝”（河西：《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三联书店，2012年，第33页）。《论语·里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孔安国注释说“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意思就是庶民不需要承担精英的礼教，对于庶民应该宽松、宽松，不要用礼教的标准要求和责备。

实际上，在古代西方，礼教同样约束的是精英，西方有“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一词，“即位高任重，一个人从社会得到越多的财富、越高的地位和声誉，他就要对社会负上更大的责任”（[英]厄恩利·布拉德福德：《大围攻：马耳他1565》，第100页）。从古代法律来看，其精神完全如此，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士人精英给予更高礼仪和荣誉的同时，对其犯罪的其惩罚也更重。刘宋时期议定，官长士人偷窃五匹绢就要杀，普通人偷四十匹杀，因为“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宋书·王弘传》），就是说作为士人精英，本来就该做好表率，但却偷盗，哪怕是只按照偷五匹标准杀，也已经很宽容了。又如唐律中普通平民盗窃五十匹绢，顶多不过加流刑，而士人作监主司受财枉法的话，受十五匹绢以上的就要判处绞刑，德性标准要求比平民高得多（徐道邻：《中国法制史略》，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吕思勉认为：“大凡封建及宗法社会中人，严上之精神，最为诚挚；而其自视之矜重，亦异寻常。此皆社会等级之制，有以养成之也。人之知识不高，而性情笃厚者，于社会公认之风俗，守之必极严”（《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54页）。就是说先秦封建时代以及后世重建宗法社会中的精英，其自我严格要求的意识，必然远高于普通庶民，并通过习惯以形成社会等级。发展到儒学时期，则对精英和普通大众采取不同的标准：“原始儒教在理论上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或‘涂之人皆可以为禹’，但是绝不要求人人都成圣成贤。因此，在‘治民’的程序上，它的主张只是‘宽制以容众’，‘先富而后加教’”（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就是说，对待普通民众采取宽和的标准，成为贤人甚至圣人的追求，这种沉重的努力与践行，实际上属于精英圈子文化。

陈来先生也对儒家精英修身的观点有过分析：“早期儒家对道德和修身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各级治民者所提出来的，而不是对民人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认为，领导者要顺利展开公共职责，并得到民人的信任，必须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加强修身”（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45页）。类似的，宋儒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正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用来“压迫”庶民的“吃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所针对的对象，首先第一个是皇帝，接下来便是士大夫阶层。朱熹在给皇帝上的劄子说：“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辛丑延和殿奏劄二》）。很明显，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限制皇权的行为，反对皇帝放纵欲望。另一方面，他对士大夫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宋明以来儒家学者，对此认真践行，其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民国，如蔡元培便是“以最宽容的态度处理众人欲望之事，但以严格的锻炼对待自己”（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第137页）。

《汉书·张敞传》中有句话“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义也”，意思是精英就必须自我收敛、控制，不放飞自我。有礼教自我节制的共同体，自然不需要秦始皇酷吏的皮鞭干预。《后汉书·刘般传》记载，旧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之丧礼，儒者刘恺指出：“今刺史一州之长，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辨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仪，以身先之”。就是说三年之丧这种沉重的礼教仪式，首先应该是精英治理者来亲身践行，然后才可能移风易俗，影响平民。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意思是精英通过表率，平民会加以模仿。清华楚简《治政之道》说“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就是说，庶民其实潜意识很喜欢模仿精英。又云“上施教，必身服之；上不施教，则亦无责于民”，也是说精英要亲身践行礼教，才可能影响庶民。自己都做不到，就不要对庶民说三道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一国尽服紫”；楚文王喜欢戴獬冠，“楚国效之”（《淮南子·主术》）；东晋宰相王导穿布衣上朝，全社会纷纷效仿，国库布匹很快卖尽解了财政危机；东汉名士郭林宗遇到下雨，头巾不小心折下一角，但时人纷纷模仿，号称“林宗巾”（《后汉书·郭太传》），这些例子都可见普通人热衷模仿精英的品位趣向，但前提是精英必须先提供好的表率。《颜氏家训·治家》说：“夫风化者，自上行于下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都是要求身份更高的父兄，首先做出更高表率，才能让身份更低的子弟来模仿好榜样。如果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都变得比普通人更加败坏的时代，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