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十四天杂感 

作者：周景耀

作者授权 发布

西元2021年1月18日

题记：新冠发生时，在日本，写过几则想法。2020年3月回国，隔离十四天（3、21—4、4），期间有感而发，每天写想法一则，计十四则，近八千字。本不想再拿出来，但一年过去，疫情时起时伏，相同的故事不时上演。耳闻目睹，心有不安，故不惮讥骂，萌生推出之念，若这些随手记下的浅薄而杂乱的想法有裨于时事，则幸莫大焉。 

第一天：

从登机到入住隔离点，整个过程下来，让人隐隐不安。举国体制的效果且不说，只说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各部门各司其职，并未做到统筹兼顾信息互通，这导致从登机开始就要面对不同的部门（有公安、边检、卫健委等）。于是也便开始一次又一次填表、扫码与接受问询，而内容基本相同，显然做了大量重复工作，防控疫情已两月余，工作还如此僵硬，可想危机突然爆发会是什么后果，此其一。从上海分流，依次到省、市、区、街道、社区、单位，本以为他们的信息应该是共享互通的，结果也不是，甚至前期掌握的情况还是错的，于是再次一遍遍重复汇报情况，不胜其烦，此其二。可见，部门间与区域间的协调问题很大，又加上这个体制唯上是从的秉性，往往导致灵活性不足。要知道，这还是号称所谓中国发达地区的情况，它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武汉初期的遭遇，放到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此生不悔生在某处、某某地方是好学生之类暗自窃喜的宣传口号还是少说。遇到下雨天，没有一块地不会潮湿。因为，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

第二天：

机场的出乎意料的冷清，很多航班已取消，我们这趟航班基本满员，乘客八成是学生，让我意外，为何此时回国？是因为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安全了吗？看着这些青年学生凄凄惶惶、全程口罩动都不动一下的情形，很是难过，不禁悲从中来。他们被吓坏了，想想也能理解，他们还小，见识有限，只身留学已属不易，面对瘟疫不可能不紧张不恐慌。而另一方面，撇开疫情不谈，他们虽留学域外，但生活相对封闭，圈子也以华人为主，对居留国家的了解是肤浅的，真正意欲进入、探究居留国生活与文明者并不多，大多数人无非吃吃喝喝到此一游混个学位。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进入居留国的文明逻辑，其精神状态还是中国式的，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很难做到像当地人那样对待瘟疫。又加之，其信息来源大多来自中文，那些破碎的信息所携带的立场、偏见，甚至恶意，他们往往难以判断，常被带节奏，这很容易理解，因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期所接受的教育与那些信息携带的精神密码是相似的，这些影响着其判断，造成他们遇到困难就要找妈妈。亦即，他们并没有成为自己，尤其在此全球性危机面前，让其做出选择，有难度，这牵涉到对文明体系、资本逻辑、技术与政治等的多维考量，读点书的成人尚且忽东忽西，让他们理性客观几乎不可能，故只能依照本能行动。家长也是如此，认为只有中国安全，其他国家都崩溃了，这就是新闻联播似的舆论之恶。于是曾经接受的那套知识与理念便从潜意识涌现出来——小蝌蚪要回家找妈妈。都是听话的乖宝宝，然而归途何其凶险，妈妈也有打盹的时候，那时可怎么办啊？停课不停学口号响亮，当然是形式主义，效果不会好。而这次瘟疫带给我们的教育却是巨大的与真实的，或许比读十年书来的都要直接彻底，有心者一定已经进步了一大截，渐渐成为他自己。                                    

第三天：

想试着说说瘟疫与空间、权力和越境的问题。当从一个空间去往另一个空间时，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更是一种跨体系的越境行为，后者所隐喻的权力结构及其规训便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开始运转，去往这个空间的人必须遵照这个空间的结构，而当这个人被视为潜在的感染者时，这个空间的结构性体现的更为鲜明，甚至更为暴力。

下机接受各种检查、盘问与确认，事实上都是一种暴力行为，各个部门的行为在弱化个体正常存在感的同时，赋予个体感染者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一种质疑或否定，在此前提下，对个体进行拷问、吆喝，甚至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不屑情绪变得理所当然，这种软暴力因个体急切需要得到保护而忽略，隐私、尊严、温情都不重要了，只要活着就好。然而，这是一种低级的动物性存在，未做深思或争取的是，我们原本可以改变结构活的更好，或者即便在现有的权力空间内，那些办事员也可以温情一些，但我们在危机时刻却忽视了那些歧视与冷漠，以为那不重要，事实上那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表征啊。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置身的空间一次又一次为世俗的变革重构，物质性、即刻性与围绕个人的工具理性成为这个空间的基本构造，它一刻不停地追求占“有”，为物充塞，它不需要超越，那是可笑的东西，白猫黑猫的庸俗发展主义与成功学甚嚣尘上，它们一点一点将情感、道德等看上去无用的“虚”与“无”的价值观排挤出去，快速地使这个空间丛林化、野蛮化，也快速地虚无化。这个结果是必然的，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因它一意求实，一意向前，不明白“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政治与社会构造中的重要性。在这个丛林里，权力即意味着占有，它因此构成巨大优越感、获取感的来源，似乎拥有了权力，便天然高人一等，哪怕这个权力是临时性的。比如在嘉兴分流点，外地回浙的人，被隔离的马路一边，工作人员在马路对面的二楼上，隔着窗子喊话，保持距离，居高临下，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权力结构，充斥着歧视、傲慢与冷漠的敌意。而原本他们可以做得更好，更具人性化，但这个权力结构的野蛮性，让大部分人失去了同情心，只有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执行者，你感动与否，他们都会那样做，平庸之恶由此产生。

第四天：

回国前喝过一种日本酒，名字叫“淡雪”，喜欢这个名字。由此可见，霓虹国的精致，含有极为内敛的雅趣，常让人迷恋于商品的外在包装而忽略其内容，当然，内容也不会差，比如那款酒。名字与口感相融相合，皆淡雅若无，酒倒进杯子里，白色泡沫涌起，如雪如云，直到饮尽最后一滴酒，都不会消失，似乎那是永久抹不去的怅惘，淡然如菊，由此或可窥日本气质之一般，可能这也是它的主要气质。因此当有人说，日本深受儒家影响时，便须细细掂量。

这次新冠疫情，东亚的中、日、韩暂时控制的较好，有人引发联想，认为这几国同处儒家文化圈，防控疫情的成功与儒学影响有关，这样的议论忽略了很多环节和前提，显得大胆而没有理据。首先，涂尔干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事实中进行的，这提醒我们，在讨论任何一个国家防控瘟疫的方式和效果时，不能罔顾这个国家的社会事实而进行抽象的推理，这是粗暴和不负责任的。那么，中、日、韩的社会事实是不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呢？韩国没去过，不知道，而中、日和儒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去日本走一遭，看到满大街的神社与寺院，大抵可知他们信仰的主要向度是什么了。

当下中国呢？眼前的防控成功，和儒学也没有直接关系，它遵循的是一套国家主义的逻辑。如果非要抬杠，说疫情防控中体现出的各种奉献与美德不正是儒学观念的体现吗？但要清醒的是，那些行为在任何国家的危机时刻都会出现，难道也是受儒学影响吗？毋宁说，那是人之常情罢了。因此，不必乱套公式有意将社会装进某个理论里，那样做的灾难还不够多吗？还是顺其自然回归社会自己的脉络与事实要靠谱些，也多少接点地气。

其次，儒学影响东亚社会这样的表达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凌空蹈虚，任意替换主语皆可说通，诸如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一种学说，寄寓于语言符号，我们讨论时，必须警觉我们是在何种语境、哪个层面进行讨论的，儒学在每个时代的形态都不一样，有体现在制度上的，也有形而上的理论拓展，所以，当我们言及儒学的影响时，基本上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以之作为解释现实的理由，那么，那些可以用来解释现实的理由或者说观念是什么呢？或许是仁义礼智信，这些确实是儒学的重要观念，但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哪个不仁义礼智信呢？难道只有儒学才提倡这些吗？

所以，这样看来，虽同处东亚，且暂时有效防控疫情，但理由一定各异，国家精神也一定不同，即便有相似的做法，也不能归于儒学的成功。产生这种看法，其实隐藏着的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战狼心态，夜郎自大且不说，更可怕的是对别国特殊性的忽视，其结果当然谈不上对文化多元性的尊重，儒学成了臆想的工具，儒学不会如此无礼与狂妄，否则它早已没有了生命力。

新冠病毒导致全球进入危机时刻，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皆面临巨大考验与更新的境地。当此时，我们该怎样让思想再次出发呢？

第五天：

窗外吵了一天，有人处理路边枯树，锯断、分割、掘起、拉走，重植，路边的树又归于一致，看上去生机勃勃，这是一套隐喻机制的体现。追求一致、整齐与合乎目的，是现代世界的一大表征，或者说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的根本表征，这样的社会无法容忍杂音、异见、含混与旁逸斜出。这让我想起东京大学校长五神真在毕业仪式上的讲话：

“要强调的是“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落下的包容性，在包容性中追求增长，即‘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在至今为止那种通过不断推进均一化和效率化谋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差异’往往容易被抛弃。但是，如果能活用这种‘差异’，这才是新的全球价值创造和增长的源泉。如此，思考的方向就会改变。在那里，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地域的多样性，便会拥有新的意义。”

包容多样性、差异性，是日本的社会特征，我经常想，日本之所以几乎每年都有人获诺奖，或许源于其限度极弱与弹性极大的包容性，它没有那么多的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所以，这个社会容忍杂草、枯树与衰败。而一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是不容许枯树似的向下的维度的，它推崇积极、向上、激情、阳光与明天会更好，忧郁、颓废、无所事事、懒散、闲情是有罪的，这些东西要像枯树败草一般除之尽净。

枯树之美与人生的诸多情绪，就此远离这个整齐划一的世界，那原本是它的另一面，像白天之于黑夜。没有黑夜的世界，正常吗？

第六天：

每天都有人住进隔离点，接近一百人了，大多是留学生。有年青人在，隔离群里也热闹，但情绪也越来越焦躁，问题也越来越多，不是电视不能看，就是淋浴不出水，或是嫌弃隔离点的饭菜，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点外卖，外卖只能送到前台，由工作人员送上来，上上下下，够忙的。物理的时空意识，让我们无法超脱有限之空间，空间之大小，仿佛意味着时间的舒缓与逼迫，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理解时间，懂得如何打发物理时间，或许就不会焦躁了。事实上，时间不必是线性的，它可以提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当你开始思念某人或某物的时候，时间就不再为有限空间所限，它变得悠长、古老、缓慢、前世今生，无所不至。唯有怀想，可使时间往返延绵。当我看着小儿的照片时，我意识到，我和他们之间连接着一条漫长而幽深的时间的河流，那里面没有孤独。

第七天：

衡量文明与否的准则之一，体现为对待他者的态度：同情或敌意。在阴谋论、斗争论、民族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等思想氛围中生活的族群，歧视、排挤疫区的人是极自然的事，这和敌视海外归国者实质无二，即便如此，我仍坚信大部分人是善意的，否则这块孕育过丰富而辉煌文明的土地也实在太僵硬与野蛮，不值得留恋。

我们当然要指责信息的不透明与文过饰非的行为导致的后续冲突，更要耐心追索一直以来的国家精神（意识形态）的偏失之处，它是如何使得今日社会之情操与道德一再下坠，生活世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与失范状态？

失范意味着所谓“旧社会”规范被拆散而新社会规范未得建立的状态，也可表述为，推翻旧秩序、旧道德之后，新秩序、新道德未能及时跟进补上缺失。于是，从国家到个人，价值、规范、道德、情感等皆一团乱麻，人之焦虑、虚无、自利、贪婪、残酷在所难免，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规范供其依赖，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有时可能起到是反作用，而国家的导向常常助长了这种反作用。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靠着一些抽象的理念勉力维持，这些理念大抵表现两个互不相容的方面：宏大叙事的国家主义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这是两个极端，其结果都不利于人顺利的活下去。同时，社会的撕裂与斗争也便愈演愈烈，缝合的难度也便越来越大，这个难度的产生与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导向有关——它偏于一端，宁左勿右，当然也便无法建立起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也，国家应该在这个意义建立其秩序与规范。

今日看窗外工人冒雨植树，得句云：

路边又植新树，

枯死之树不知所踪。

第八天：

手机扫码让生活更加数字化、形式化，“万码奔腾”渐成常态，它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构成层层阻碍，形成一种束缚与削弱人之自然性的技术力量，人因之与自身远离。瘟疫期间流行的各种“健康码”，是一种技术政治化的表征，除此之外，二维码的滥用体现出当下尚处于现代性的狂热与改造世界的乐观情绪之中———对科技热衷与依赖所彰显出的是对事物复杂性与实际生活的忽视。因此，如何面对瘟疫、消灭病毒？我们普遍相信技术是目前寻找出路的重要方式——没有科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自负，是对天地万物神秘性力量的轻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只要“老天爷”（自然）随便打个喷嚏，就足以毁灭一切固若金汤的人造世界，这次新冠病毒或许就是它的一个小小动作，已让人类不知所措，或许很快研发出疫苗，或许根本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最终能做的也许只有全民免疫，一切防控只是辅助，直到病毒自我消失或人类与之相适应。这提示我们，一是从根本上讲，要相信人的自然身体，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自然的节奏，与之相呼相应，身体会展现出它复原与适应的力量。其次，与科技保持距离，对万物有所敬畏。科技意图探究世界的全部奥秘或意图超越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最终只能带来更彻底的毁灭，因为，物不是这种格法。假如，这次上天不是小打小闹，让人类不可能找到解药，怎么办？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

此生，再也不会相见。

第九天：

万物时刻被空间切割与分类，不同时代的空间以及对空间的理解自然不同，今天则更具数理化、格式化，人与世界构成的是一种间接而同质化的联系，生猛的、粗野的、杂乱的世界为不同的中介代理与处理，人悬隔于形式化的生活中，因而常常步调一致。

若中介存在，禁足于某个空间，对今天的人，短期内甚至更长时间内，不会构成威胁，而且往往乐于如此。更进一步思考，因为，人的心灵如同置身的世界，也被格式化着，如同一个又一个隔间。人有无法格式化的幽暗一面，当人想摆脱中介、打算出去走走的时候，还能进入那个丰富的世界吗？

第十天：

这次新冠肺炎引发的问题与争论，大多非一时产生，而是由来已久，有些是由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偏失导致的，有些则是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的结果，所谓左右之争，大抵围绕这两个层面展开，其实皆不足取。至于那些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诋毁、嘲讽、抹黑他国或不论是非善恶的美化、遮蔽本国问题的做法，或相反的做法，皆不必足与议，因已失去开放性讨论问题的前提。尤其全球瘟疫的爆发与中国防疫效果的对比，无形中又会助长偏于一端的优越感，而忘却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那些制度与思想的种种弊病，今天便看到方舱医院红旗飘飘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的视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面对生活世界，只有不断涌现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诊断，不必为标签所累，也不应把这些标签当回事，所以，是不“儒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路径、效果及其建设性。话说回来，看了很多立场在先的言论，相对来说，这些贴着“儒家学者”标签的言说显得温厚多了，这或许和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资源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便是此理。

第十一天：

隔离点大概处于企业聚集区，每晚十点半左右，会有一群女工从楼下经过，应该是加班归来，说说笑笑，很热闹很轻松的样子。我希望她们可以不要早出晚归就能过的很好，但事实是，她们必须付出超常的劳作，方能勉强活下去，遑论其他，若家庭出现大变故，更是不堪设想。逢大疫之年，古有开仓赈灾的传统，已有国家这样做，希望吾国也能如此，而非变着法的诱使大家“出门消费”，配合经济增长。

第十二天：

“有钱任性”暴露出的狂躁、愚蠢、丑陋与动物性生存，是作为个人与作为一个所谓文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真正挑战，若不能抵抗和超越一直以来的丛林法则及其带来的钱、权崇拜，恐怕最终是自掘坟墓，永远无法为世界真正认同。世界并不是只讲经济、政治与军事，从长远来看，更讲道义、精神与文化。

这次瘟疫导致信任危机的加重，高楼可以一夜建起，而信任危机的解除就非一朝一夕之事了，可叹的是，伤害最深的还是此间如蝼蚁一般的普通百姓！

第十三天：

没想到这个“谏言”（指 3月30日推出的“25位儒家学者关于灾疫之后国家治理的谏议”）会产生影响，被一些公众号转发，加起来也有十万加了吧，如此温和不搞噱头的中正平常言论，能有这样的关注，已说明它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个谏言引发不少赞扬或批评，正如有先生说的那样，因为儒学走中庸路线（“中庸”不代表不斗争不激烈，它的使命就是拨乱反正），既不左也不右，既批左也批右，故左右两方皆视儒家为异类，而这正是它存在的意义。不管效果如何，能与各位前辈学者一同参与此事，已觉不胜荣幸，足够有纪念意义。在世界的至暗时刻，我们曾为了世界的未来、为了心中的不安、为了正义、为了一种真正自由的生活，思考过，呼喊过，这就够了。

第十四天：

隔离的最后一晚，早上医生来抽血，我问，既然已经承认并公布“无症状感染者”，隔离还有意义吗？她说据专家意见，或许有必要全民测核酸与抽血化验。瘟疫无声无迹而来，也会无声无迹而去，这非人之意志可以主宰，无论那个意志多么强大，人造世界无法与自然世界抗衡，人终究是宇宙间之尘埃一粒，这应是瘟疫留给人类的最大教训，不可不知敬畏。抵抗瘟疫之代价惨重，大则政治与经济皆面临重大挑战，何去何从，愈显紧迫。小则对个人影响巨大，一场瘟疫，人性面临考验，多少人间悲剧无声的发生着，有生死离别，也有家庭内部日日相处的温情、冲突甚至暴力，那些暗处的创伤也许会永久的留存在记忆中。我们看到了美好质朴的一面，也深切而真实的体验着这个时代的撕裂、自利与无所适从，原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光明，或许很多时候，更多无奈、冷漠与黑暗。那么，在世界被迫静止之后，也给了一直奔跑向前的我们一个自处与反观的机会，如何重构自我，思考并重置自我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若未曾为这些问题触动，这次瘟疫就是无意义的。虽然，很多人开始分享线上教学的“成功”心得，我始终认为这是虚伪的表演，那无非是权宜之计，任何夸大这种非常时期做法的人，皆别有用心。若此“例外状态”的行为如此成功，何必还要眼巴巴的等待开学呢？教育需在“场域”中展开，它是开放性的八面风来与感受性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失去“场域”的教育，注定让人身心俱疲。万物花开，终于要开学了，神兽们归来，除了完成让人烦躁的各项指标与程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放性本身。

这种开放性的终极指向是在自然、社会与文明之间寻找定位，此定位不能在封闭的空间内完成，它具有“之间”性，也只能在“之间”中成为自己、成全他人，当我们奔向校园的时候，奔向的须是这种开放的“之间性”。为了这个“奔向”，我们要做还很多，还有太多雾霾掩盖校园的上空，如果不能祛除雾霾与各种附加的障碍，我们便在失去开放的之间性之际，一并失去欣赏不同事物之美的能力，亦即不能接受其他思想与文明，人因之失去了之间性，而走向野蛮，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