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上的诗教——谈个体德性与传统政教的关系

作者：周景耀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八日己卯

          耶稣2019年4月12日

张栻（1133—1180），今四川绵竹人，字敬夫，号南轩，南宋大儒，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人誉为“东南三贤”。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南轩承濂洛风雅，毕生以道济天下为念，以古之圣贤自期。宋孝宗乾道年间，张栻被招为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入经筵，为孝宗讲学。为此张栻上《谢侍讲表》以示谢恩，并表明报国之志。在表中，他对经书所担当的功能进行了概括：

窃以刚健笃实，易称多识之功；缉熙光明，诗著仔肩之义。盖典学所以建事，而治国始乎修身。厥惟哲王，乃烛大本。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先勤俭，政用中和。

“缉熙光明”“仔肩”语出《诗经·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按照朱熹的解释，这是周成王“自为答之之言”，意思是“我不聪而未能敬也，然愿学焉。庶几日有所就，月有所进，继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赖群臣辅助我所负荷之任，而示我以显明之德行，则庶乎其可及尔”。这是说，《敬之》含有成王自警之意，张栻引之示于孝宗皇帝，其用意显然亦在于此。“诗著仔肩之义”的定位源自诗参与政教建设的古老传统，张栻的诗教政治学是这一中国漫长诗教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赋予诗以积极性与开放性，认为诗中所言之志可上通于国家之志。上下气息相通本是常情常理，是故诗天然具有塑造政教秩序的功用亦无须置疑，此即《诗大序》所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因诗具有与世相呼应的特质，故可借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侍讲期间，张栻以《葛覃》进讲诗之于政教建设的重要意义，全诗如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张栻在讲义的开篇说道：

二南之诗，圣人示万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篇之纲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于《关雎》，盖述后妃虽贵，不可忘其初。处宫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时；居富贵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劳。感时抚事，而因以起其归宁之心思。其节俭敦本，孝爱恭敬，薰然见乎其辞，反复诵咏之，则可以得其趣矣。

他认为二南诗示“制治”之本，为三百篇之纲要，如易之乾坤，即所谓“乾坤者，易之门，众卦之父母”，由乾坤二卦而众卦出，可见乾坤之基始意义，乾之大始，坤作成物，阴阳相济，乃有万物生化之道。那么，为何二南诗为制治之本、三百篇之纲要呢？《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从天地化生万物到人伦世界，天道人伦整全而一贯，此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独具特色之处。置诸人世秩序，其延展之起始与关键为夫妇一伦，此亦为传统政教设置及其得失的起点与关键，而在儒家诗经学的阐释传统中，起于闺门内的夫妇之德被视为政教之本，由之推延至闺门之外，以至邦国天下，诗具有这种兴发政治潜能的品质。此即朱熹所言：“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葛覃》居三百篇之首，《毛序》以为其旨为：“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张栻认同这个解释，他认为“制治”之本蕴于《葛覃》，闺门是化成天下的起始，而其本则在于闺门之德，此为“后妃之本”，此“本”是为人为政之“本”，亦三百篇之纲要所系。故由《葛覃》所示，无论富贵福泽之际，还是贫贱忧戚之时，皆不能失“节俭敦本，孝爱恭敬”的德性，此为制治之“本源”，南轩以此告诫孝宗立身治国之本，使之不忘其初。张栻立足于此，对《葛覃》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读。

张栻指出第一章言“后妃”未嫁时，葛叶茂盛、黄鸟和鸣之景，“诵此章，一时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由景之美与盛，可见人之美及美之盛，由后两章可知此美更是德之美。第二章言葛成服之不厌，可见其勤劳敦本之意。第三章言思父母，告师氏以言归，薰然见其“其孝爱恭敬与夫节俭之意”。张栻由此推演认为，古之明君亦应具备这些美德，“是以古之明君与其后妃相与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为此专门立师傅指导、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诚因“人心易动，贵骄易溺，处其极而无所畏惮”之故。他以周朝为例，指出周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君主与后妃皆须勤于劳作，“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室家则躬织絍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在张栻看来，后妃之本在织絍，君主之重在稼穑，二者内外有别而一体相应，在政教运行与制度创设的过程中担负起不同的作用。这一方面显示出在传统政教结构中，作为“后妃”的女性的积极意义与重要价值。在此结构中，女性被赋予一种基于其自身原初特性的身份定位，女性在此定位中，如其所是地进行“王业”之建设。正因“后妃”在政教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张栻在《经筵讲义》中一再强调“治外必先治内”“治国必先齐家”的重要性，他对《螽斯》《兔罝》《汝坟》《鹊巢》《驺虞》《绿衣》《燕燕》等诗的阐释亦以此为旨归。

另一方面，“王业之根本”在于后妃与明君的德性，德性之根本在于要像民众那样躬亲农事，以此体验稼穑之艰难，以养敬谨之德，使为国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已饥寒之也”，如此而能“视民如伤”，如是“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这一强调“亲历性”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传统政治理念极具价值之处，它除了预防治国者在德性上不至“骄矜放肆”外，或也有助于制度建设不至于太过虚妄而不接地气，由是方能上下相通交流无碍。张栻直言孝宗，三代以后的君王，尤其汉唐中叶之君渐渐遗失了这个品质，不再躬亲劳作，不知稼穑艰难，故于己身之省察不足，常常脱离现实，妄为兴作，所谓“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痛苦于下”。周公作《七月》，反复说农桑之事，作《无逸》，只说稼穑之艰难，用意很明显，就是让成王知道“许多辛苦曲折”，如此“自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这样做，也便保证了“下情通达”，故凡有决策，必不敢草草，其治因而安固长久。张栻进而言之，君主为何要躬亲稼穑、视民如伤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世间立君主，不是让君主“立乎民之上”作威作福，而是毫无私心的替百姓做事，故人主之心，当“念念在民，惟恐伤之”。若君主失此心，民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

概言之，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正如他解读《驺虞》一诗时所说的那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也”。

张栻之所以借《葛覃》“训导”孝宗，也与当时的历史处境有关。彼时南宋偏安，内忧外患，连年战争，至孝宗朝益见疲惫。兼侍讲期间，张栻见孝宗意欲不顾民生而伐金，进言告以境内“比年诸道岁饥民贫，而国家兵弱财匮，小大之臣，又皆诞谩不足倚仗”的事实，劝其恤民之艰，整顿吏治，暂息征伐之事。据《宋史·李彦颖传》载，因张栻这次讲学，既言先王正家之道，又因及时事，出语激切，孝宗不悦。李彦颖引《尚书·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之语劝之，孝宗方释怀，并感慨道：“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孝宗也理解了张栻以诗为教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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