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孟子》里孟子师徒的一段对话：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何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
    
    
    要正确理解这段话，首先，须明确“封建宗法制”这一历史背景。分封子弟、功臣、前王后裔等是制度规定，舜封弟于有庳是照章办事，不封反而不对，既违反制度规定，又违反“亲亲”原则。（封建制成熟于西周，舜时代估计仅有其雏形而已，但孟子无疑是假定舜时代就是封建制的。）
    
    
    但是，儒家封建制虽家国一体，仍公私有别。《礼记》曰：“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共工驩兜三苗鲧“四凶”的“不仁”，表现在公域，损害的是“国家人民”的利益，属于“门外之治”，不能讲私情，故依法诛之；象的“不仁”，表现在私域，损害的仅仅是舜个人的利益，属于“门内之治”，应该以亲情为重，故照样封之富贵之。
    
    
    另外，由于象“不仁”，虽然封之富贵之，但“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没有实权的“虚君”，没有“暴彼民”即欺压其国民的权力和机会。
    
    
    明白了上述三点，就不会把“舜封弟于有庳”解读成舜“以权谋私”了。一般人这样误读可以理解，复旦大学刘清平也乱读乱批，借以嘲笑孟子污辱儒家，把现在“各级领导怎样成建制大规模地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提拔自己的亲属升官”现象归因为儒家，就很不应该了。（详见其大作《烟草局长们的“国学”情结：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毕竟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又是中西文化比较与当代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呀。
    
    
    《孟子》里这段话比较容易引起误会，还算是值得一说的。刘清平的其它反儒文章的错误则是更加常识性的，完全没有反批价值。
    
    
    例如：“只有小人们才会谈论什么道德底线，高尚的儒家大人从来不睬这一套。君不见，孔圣人不是曾曰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贤人不是也曰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下》）？你看，咱儒家的高尚道德是小人屁民们永远都高攀不上的。”（《给喜欢骂人的儒家君子们拜个晚年》）
    
    
    又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这样教导过我们。您看他老人家就像圣人一样总是那么谦虚、从不骄傲，所以也像圣人一样总是那么进步、从不落后。”（刘清平《还想“为天地立心”么？》）
    
    
    又如：“对于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也应该说是难辞其咎，无法推卸它所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
    
    
    又如：“从孔丘先生捣鼓《春秋》开始，咱儒家的一贯历史使命，不就是拼劲全力帮助“充分考虑民众情感”的政府“拿下”那些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么？”（刘清平跟帖）
    
    
    诸如此类自以为是地信口雌黄毫无儒学常识的观点和高论，谁会浪费口舌笔墨去批驳？那不是太抬举他了吗？这类轻嘴薄舌颠三倒四有意栽赃无限上纲的“批评”，于孔孟何伤，于儒家何伤？伤的是自己的良知，害是自己的形象，当然，还有复旦大学的形象。教授犹如此，学生更不堪，校园何以堪，复旦要“复旦”，难啊。
    
    
    面对过于幼稚的质难，智者一般都不愿回应，非不能也，是不屑也。然而这种不屑，却往往被某些轻薄子视为不能，哂不休。儒者越不屑理睬，这种人越自以为高超英勇所向无敌，越是嘲孔骂儒得意洋洋，就像刘清平。诚明斥得好：“扯淡！如此轻薄为文，无知且无耻。”
    
    
    刘清平在轻薄孔孟、轻薄儒家的同时，更轻薄了自己，轻薄了复旦，轻薄了教授这个头衔。这样的人居然是复旦教授，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之专家，教授二字还有何含金量可言？当然，教授群体性的无知无耻轻薄为文，乃是当今中国学界的常态，学绝道丧不是刘清平个人的责任，只不过，刘教授以他大无畏的“幽默”、“献身”精神，为学绝道丧给出了最生动形象的解释。
    
    
    2011-3-3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