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港区国安法》论破解港独台独之道

作者：济楚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于 《远望》2020年7-8月号

【《远望》编按】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且即将迎来跌挫百年后再次民族复兴的当下，同文同种的港、台同胞为何却对祖国表达出最大的恶意与冷感？这是本文作者济楚讨论香港局势之后提出的大哉问。

本文前半段分析《港区国安法》订定之前，香港社会的无法无天、分崩离析、正邪错置；该法订定实施后，港独势力随即销声匿迹，外部反中势力几乎也束手无策。如此看来，《港区国安法》岂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及时雨和定海神针？若是如此，何以香港《基本法》23条国安立法拖延了23年毫无进展？符合「一国」精神的国民教育多年来何以迟未展开？这些重要措施若在回归之后，及早上路，香港局势何致于此？

本文后半段指出：强力执法只是一种威慑吓阻，却除不了病灶。北京对于自己的制度缺乏信心，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一退再退，导致中国大陆虽是经济、军事上的巨人，对于港、台青年却缺少感召力与说服力。被西方以及独派洗脑的大多数年轻人，所以上街、暴动、反中，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他们误信的政治制度与价值。港、台问题的病灶，同时也是北京一再回避面对的真问题，就是两地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与大陆的物质建设无关，而且物质利益也拉拢不了真正的民心。作者点出「统战」做为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它从来就不是以利相合，而是以义相召。对自己意识形态号召力信心不足的中共，只好埋头经济建设，再来就是祭出「劫大陆之贫，济港台之富」的「统战」政策。几十年下来，结果却是完全走到了统战的反面。

既然意识形态的对决是中共逃脱不了的硬仗，它最该坚持、最应选择的意识形态为何？济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完成革命建政的阶段性任务之后，在现今不但全国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连中共都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环境下，已丧失感动人民、与现实结合的能力。反之，中国「做为文明型国家，只有那个在历史上将无数民族融为一体、参与塑造了中国之为中国、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才可能是受过历史创伤的海峡两岸、陆港两地人民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不只为了解决香港、台湾问题，也为了替硬实力日渐茁壮但在意识形态上心虚、无声的「软弱巨人」添加底气，北京已别无选择，它必须「以做为中华5千年道统的继承者而长存」。

本文所论，还有两点重要意义。首先，本文虽以分析香港问题切入，对于台湾问题着墨不多，但两地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之道大致相同，北京对港工作的盲点与对台工作的盲点也颇类似。如果「回归后成长的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远不如成长于港英时期的港人」，足以证明对港工作的失效，那么「大陆越进步，对台交流、让利越多，反对统一的台湾人越多」，就证明对台工作方针有误。如果「以义相召」才是统战、打赢意识形态战争才是根本，那么对台独利诱或隐忍就决不是「争取和平发展机遇期」的有效作法。北京的对台工作，亟需改弦更张。

其次，目前美国推动「新冷战」的反华宣传，接受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身边腼颜事敌的余茂春建议，刻意将「中国」与「中共」区分，藉着「反中共」来达到「裂解中国」的目的。这种宣传手法实际上与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反共」宣传如出一辙，甚至使得现今被民进党追杀到尸居余气的国民党仍然宁可对台独拿香跟拜也不愿与大陆共议统一。要破解这种「为反中而反共」的宣传，北京尤其须要「以做为中华5千年道统的继承者」自期，直到「中共」与「中国」无论在本质或形象上皆无法被恶意区别。对此，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先必须加强在中共党内落实，直到每一个党员都具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样才能有效反击美国反华宣传，也才有可能在对港对台工作中使港、台民众与大陆走向心灵契合。

鉴于意识型态建设工作的关键重要性，《远望》曾于2019年11月号转载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的〈试论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济楚女士是大陆新儒家的后起之秀，她在本文中从香港问题切入，讨论儒家思想对今日中国意识型态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注意到中国现在在意识型态领域的问题，共同思考如何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石佳音老师（《远望》总编辑）

林金源（《远望》社长）

今（2020）年5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新冠疫情延迟召开，传媒忽然爆出石破天惊的大消息：这次人大会议将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进行审议表决。熟悉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观察家都知道，一旦对外公布的重大政治行动，就是高层深思熟虑、权衡利弊、达成共识且一定会执行的国家意志。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代立《港区国安法》这一决定，由于外界事先未得到任何风声，而且也打破了中央治港多年形成的政策惯性，消息甫一公布便震惊了国内外舆论界。中国大陆网民是既惊又喜，惊的是中央这次出手力度远超时事专家和民众的预期，喜的是一扫大陆民众因香港暴乱一年来的郁愤心情。

中央瞻前顾后导致养痈遗患

香港回归23年来，随着泛民派日益鼓动激进对抗，无论是立法会越来越恶斗的议场环境还是坊间一边倒的舆论，都完全不利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的落地。无论是在港还是大陆的有识之士，都越来越认识到港府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力完成国安立法。而按照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中央对港政策惯性，中央政府基于「港人治港」的原则，对香港民意是相当忌惮的，基本不会强推任何民意可能反弹的争议性政策，一切以维稳茍安为目的。包括香港去年因修例这个纯粹的刑事法律问题，被反对派裹胁大肆曲解炒作而酿成回归以来最大的社会骚乱时，明知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是合乎道理的当为之事，并且包括央媒在内的大陆媒体已经清楚还原了《逃犯条例》修订被反对派骑劫的种种恶意文宣和荒谬乱象，中央还是首肯了港府彻底停止《逃犯条例》修订的妥协措施。而这在中央政府是极不寻常的，在对内地的治理中，因反对声音逼迫而就范，放弃道义上正确的政策，是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中央对香港民意的忌惮由此可见一斑。

中央政府是真切实意地想贯彻「一国两制」，想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亚洲金融中心地位，所以除了在特首选举上不希望选出一个跟中央离心离德的领导人以外，其他香港的本地事宜治理，中央是充分尊重、完全不予干预的，以至于对在全世界都属最畸形的香港房地产市场都姑息放任、不加干涉。而反修例风波以来，中央政府初期的应对仍是委曲求全，比如支持港府撤回修例；又比如面对黑暴分子涂污中联办及打砸新华社、中国银行等极端挑衅行为，却只进行舆论声讨；反修例骚乱时，一河之隔的深圳陈兵对岸，广东公安进行以黑衣蒙面示威者为对象的止暴制乱演习，还有一次驻港部队着便装列队走出军营清空路障，这些都只是威慑行动，试图震慑黑暴分子让他们及早收手，但无论建制派还是反对派，都看出来这不过是一种表演，徒具形式，所以黑暴分子毫无顾忌，变本加厉。事实上港人的预期没错，中央政府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港府是止暴制乱的第一责任者。

中央不出手 建制派无计可施

民意被操控若此，年轻人被煽动若此，建制派也想象不出被「一国两制」安排和国际舆论压力同时绑缚手脚的中央，可以怎么下手解决香港难题。今年七一回归酒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哽咽地说道：「过去一年，是我40年公职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也令我对香港的前景深感忧虑」。新闻曾报导一名受不了黑暴影响的香港人已在考虑移民海外，直到《港区国安法》意外出台才又对香港重拾希望撕掉移民表格。这代表了香港建制派面对反修例风波暴露出的香港社会弊病的深深担忧甚至绝望心态，从中央到港府，在面对恶意抹黑和敌意对抗时，都应对疲软，立场滑坡，这让香港绝大多数建制派束手无策，甚至在黑暴的身体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双重威胁下，倾向于明哲保身。

去年11月份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几乎所有鼓动街头运动的反对派候选人都成功当选，使得建制派更加孤立和不自信，在香港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就变成了主流建制派想都不敢想的议题，当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为国安立法发起联署时，甚至遭到建制派大佬提醒不要继续惹麻烦。在这种情况下，5月份《港区国安法》由全国人大代立的消息传出来时，连建制派也大吃一惊。这让人感到中央政府在决定处理香港乱象时，其决心和意志与以往的惯性动作大大不同。

中央退无可退方才出手

追根溯源，能让中央政府不忌国际舆论和香港民意的压力，做出落地《港区国安法》这一破釜沉舟之举，实在是形势所逼，中央政府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危机。不少分析人士都指出，香港在动乱近半年后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一次民意大调查，「黑卫兵」们上街闹了好几个月，塞车、堵路、强制罢工、掷燃烧瓶、砸商店、辱骂路人、行私刑、起底个人隐私、网络霸凌，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多不便，可是区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还是获得压倒性胜利，建制派却败到回归来最惨境地，反修例风波中在大陆媒体和网络上人气最高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选前被人行刺，最后却依然在区议员选举中败选。这次选举呈现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只要你反对修例，支持运动中提出的「5大诉求」，哪怕是阿猫阿狗的政治素人、素质堪忧的候选人，也能打败服务社区多年、经验丰富的建制派候选人。这无疑是香港人对港府和中央政府投出的一张不信任票。这是多么危险的信号！

而经过这几年来的占中风波和反修例风波，港府以及港警的威信被耗蚀严重，其维持秩序的决心和手段都被大大削弱。事实上，中央已能看得很明白，因掣肘太多，港府事实上无法完成「止暴制乱」的历史使命。仅靠香港社会团结各种力量来进行拨乱反正，只是美好的愿望。这种危险的信号，才促使中央政府终于放弃过去的政策惯性，决定力挽狂澜下场行使闲置23年不用的宪制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保有修订和最终解释权，这是自九七香港回归以来便一直存在的基本事实，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却因为中央政府对港人心理的照顾和宽容，回归以来很少启用这一宪制权力，以至于香港政坛一众反对派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地否认中央政府有这个权力。中央不出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香港只能继续动乱下去，而本就微薄的建制爱国力量只可能越来越式微，民心民意嬗变到一个临界点，届时将使中央政府付出很大代价也未必能求得一个好结果。基于时不我待、窗口期即将关闭的预判，中央政府祭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一招大棋。

人民藉疫情认清西方政治病毒助长中央底气

至于说去年还慑于国际舆论压力以及照顾港人情感，隔岸观战干着急的中央政府，今年为何就能不再受意识形态缠缚而选择摊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COVID-19病毒来势汹汹，所有在意识形态上敌视大陆的西方政府（美国以及欧洲）都遭到了疫情的深重打击，自顾不暇，而高效率控制住疫情的大陆政府显得力量更充沛，也更加自信。但笔者以为因疫情而来的难得机遇倒不是主因，中国大陆民众对西方舆论本质刷新认识，才给了中央政府摊牌最大的底气。

去年6月香港反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本地媒体将亚洲最优秀的警察队伍污蔑为黑警，几乎瓦解港警的战斗意志。（笔者怀疑如果不是大陆媒体包括微博给予从上到下的香港警队支持打气，孤立无援甚至得不到香港公务员队伍支持的港警可能已经认错投降了。）而一众西方主流媒体却同声附和，助纣为虐，声讨港警，这使得同样隔岸观战干着急使不上力的大陆民众愤郁不平。加之今年初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明明中国也是受害者，并怀着最大的善意帮助全世界一起抗疫，可是在美国政府口里，不仅得不到一丁点公平的评价，还被狂泼污水，被当成替罪羊。无论是香港动乱事件，还是新冠疫情，美国掌控的社交软件Facebook和Twitter都极力打压大陆网民发表不同意见，这使不少国人包括海外留学生都深受刺激。

一年来的种种般般，慢慢使得西方主流媒体的信誉和新闻自由的旗帜在大陆网友心中完全破产和偃息。大陆民众对西方媒体舆论的看破与不屑，使得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加强。高层决策者也能看到，中央政府的克制、善意和宽容完全被香港反对派所无视，甚至被颠倒黑白的运动文宣和本地媒体无所不用其极地栽赃：我什么都没对你干，已经被你黑化成这样一个形象。舆论是非淆乱到这个地步，反倒让中央政府放下了心理包袱：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反正你们对我就是这么一个刻板成见，那还不如不畏扭曲的舆论压力，真正做点儿拨乱反正的工作。

中国不再投鼠忌器 置之死地而后生

或许西方的舆论观察家大意失荆州，未能及时体察到大陆舆论场的这一巨变和大陆中央政府心理上的微妙变化，这使得《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也打了美、英等国一个措手不及，以至于美国总统川普要预告自己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惩罚中国的措施，以至于美国国会要在《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前连夜开会出台制裁措施。而英国在立法消息传出后，除了预料中的谴责和污蔑外，首相强生（Boris Johnson）第一时间说准备考虑将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港人入境期限延长半年，在《国安法》正式签署实施后，又正式公布说将持BNO护照港人在英居留时间延长5年，并开通入籍渠道。而截至目前，尽管美英拉拢西方盟友纷纷站出来批评中国，美国、加拿大也出台了好几项所谓的对港制裁，但美欧的反应应该还是在中央的心理预期范围内。

自从2018年川普政府执意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很多国人都认清了一个事实：美国朝野两党已形成了不遗余力打压、扼制中国发展的新共识，对中国高科技的封堵扼杀、推动中美经济脱钩已然成为美国的既定国策。其实中国政府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已经无法改变美国的国家意志。这一切只是早来与迟来的区别，而很难完全避免。川普总统随后于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不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的反制措施，放在九七回归时，或放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甚至放在中美贸易战的2018年之前，都还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但在中美贸易战已然白热化的今天，以及在2020年的此时此刻来看，因疫情爆发，美国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已然歇斯底里、几近于开始新冷战，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了，至少其份量不能与中美经济脱钩相比。

说到底，大陆能下决心立《港区国安法》，一方面是西方太过扭曲的舆论压力和太过赤裸的双重标准，已经给大陆政府造成不了过去那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打击香港经济地位最有力的手段——美国（及可能的五眼联盟）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付出的代价，相较中美贸易战两年多来的巨大代价已不算什么。此外，美英等西方国家藉港区国安立法发难，再次合力孤立制裁中国的力量和意志也被这次疫情大大削弱。由于中国大陆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2020年中国大陆可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惟一能达到GDP正增长的国家，在疫情造成主要经济体经济下行、民生艰困的现实情况面前，美英等西方国家下定决心抱团孤立中国，那可能真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是会慎之又慎的。因此笔者预计，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港区国安立法的反应，不会再有更激烈的反制措施出台。这一场翻身仗，中央确实干得漂亮！

国安立法 教训台独 遏阻美国

《港区国安法》出台的另一个大背景是在中美博弈之际，美、台领袖恰恰是川普、蔡英文这两人。川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非典型政治人物，当美国决定以对抗、放弃合作来处理中美关系后，短视近利的川普就推出各种强烈打击中国的对华政策，并企图不断打造台湾的「利用价值」，刻意营造「美台关系友好」的假象，增加台独底气，鼓动台独冲撞大陆。一个巴掌拍不响，台湾当局蔡英文则是为达台独目的，自甘沦为美国遏阻中国复兴的棋子，积极配合美国执行各项反中策略。尤其在美国抗疫不力、总统选举当前的关键时刻，台湾牌更是川普打击中国的重要筹码。为了加强台独的信心，美国陆续通过一系列的「友台法案」，包括无异于添加自焚燃料的对台军售。美、台两方更深入介入香港动乱，为港独出谋划策、奥援物资。美国支持港独、台独支持港独，以及美台联手反中的态势，等于是阻挡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第一块石头，中央当然得亮剑，出手收拾香港残局，此举教训台独、遏阻美国介入的意义极为重大。《港区国安法》规定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剑锋所指，一目了然。

2020年8月10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札尔（Alex Azar）访台，此为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40年来访台的美国最高阶官员。就在美国国内新冠疫情危急之际，阿札尔仍出访台湾，并发声明表示其此行的目的为「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肯定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展现的领导力」。（图片撷取自：蔡英文脸书）

香港分离主义气焰减弱

香港反对派对港区国安立法的反应，也有点儿出乎意料。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只手遮天、不可一世的反对派，在中央宣布立法后短短一个月内嚣张气焰便灭了泰半。以「祸港四人帮」为例，先是李柱铭接受外媒采访时否定本土激进派的「揽炒」和「谋独」理念，大有割席之意；核心人物黎智英则多番到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允他出国，意欲潜逃；另一名成员陈方安生则宣布彻底退出政坛；另一大佬、炮制「香港城邦论」的陈云也宣布退出香港政坛，并与本土派、独立派彻底割席。除了政坛老狐狸们形露怯色，一年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香港文革「黑卫兵」们也个个抱头鼠窜，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黄之锋、周庭、罗冠聪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前一刻宣布退出「香港众志」，并解散该港独组织，而罗冠聪稍后承认自己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已开遛伦敦；「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闻讯弃保潜逃，而该港独组织也在最后一刻宣布实时解散香港地区成员，并停止在香港地区运作。另两个港独组织「香港民族阵线」和「学生动源」也都赶在最后一刻宣布解散组织、遣散全体成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港区国安立法消息传出后五、六月间的游行，还是反对派非常重视的「七一」游行，其号召力和暴力嚣张程度都远不如去年。包括反对派极力鼓动的「罢工罢课公投」连基础门槛都没达到，主要召集人也灰头土脸承认「公投」失败。港区国安立法的震慑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有些大陆媒体称其为拯救香港的「定海神针」。

但《港区国安法》真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吗？

《港区国安法》当得起「定海神针」？

《港区国安法》只是在法律上动用国家机器去吓阻与祖国离心离德的港独分子，但它当得起定海神针吗？香港社会从此就能彻底稳下来吗？笔者是深深怀疑的。因为如《论语》中孔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强力执法只是一种威慑吓阻，消除不了病灶。

「反修例」动乱能持续一年之久，而且在年轻人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认同和广泛参与，让大陆官方和民众都颇觉意外。「反修例」示威活动在夏季十分潮湿闷热的香港街头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勇武派令人瞠目结舌的殊死对抗，这一切都说明这批年轻人绝不可能只为了金钱而上街。一年来港警逮捕了九千多人，而数次重要游行都能号召到几十万人上街，远超过撑警集会规模，社会气氛也越来越压抑，越到后来越没有人敢站出来反黑暴。尽管从街头示威人群行头的统一和专业度，以及组织分工的井然有序来看，他们背后绝对有黑金支持，但大多数参与示威的青年人主要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这一点是必须认识清楚的。这种「政治理念」，尽管时常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但其最大的重叠共识其实是「反中国」，也就是拒绝祖国的身分认同。所以运动中抗议的香港人会反覆泄愤于中国的国旗，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街头实体店铺以及还有中华认同的香港人店铺进行打砸破坏，所以如「兔主席」等香港运动最密切的观察家等都将香港这场街头运动视为身分认同政治表达，并且带有恐怖主义和纳粹色彩。

 2019年7月21日，反中乱港分子围堵香港中联办，并向悬挂于大楼门口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更在办公大楼外喷涂侮辱性字眼，公然污蔑国家主权。

 2019年7月1日，反修例暴乱的暴徒冲入香港特区立法会，大肆破坏立法会的设施，图中的暴徒将香港特区区徽涂黑。

香港主权回归 教育失守

一个让人费解和意想不到的事实是：香港这片土地上，对祖国没有认同和归属感的人，竟然主要是九七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换句话说，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中国人身分的认同，竟然远远不如成长于港英时期的港人，而这揭露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九七回归后，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的确犯了巨大失误，这种失误表现为香港的教育系统主导权基本上被反对派暗中侵蚀渗透。从幼儿园教学到大学教育，香港的整个教育阶段都充满了「黄师」和「黄教材」；在黑暴运动中，中学校长对暴力示威被抓的学生竟然是慰问且帮忙联系律师，并表态不会开除涉事学生。本是国际著名科学家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在本地生一边倒的政治倾向和巨大施压下，被逼着倒向学生立场来摆脱困境。段崇智在危难关头的软弱和同流合污固然算不上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校园乌云罩顶的气氛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反港警、反港府、反中国已经成为香港校园的绝对政治正确，在这种气氛中同情学生所受压力要远远轻于同情警察。

那么，香港学校教育的失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今年5月14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负责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之历史科试题中，竟出现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的题目（图中圈选处）。

特区政府缘何失职失能？

笔者以为，香港教育的失守，不能仅仅归咎于历代特首施政不力。在这次香港动乱中，内地很多媒体提到董建华任特首时进行通识科改革，使得很多通识科教材沦为反华教本。但岂止通识科教材有问题，从小学到大学教材、课程甚至试卷，歪曲历史丑化祖国的事实比比皆是，蔚为风气。问题是：港府和中联办为何没能及时防微杜渐？他们当然早有发现，只是碍于自缚手脚，没有能力更没有意志去阻拦。2003年董建华特首任内准备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在当年七一游行激起50万人上街后，中央和港府便决定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董特首宣布撤回条例草案时，其中一个说辞是现阶段重心仍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纾解民困，既然国安立法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那不妨再等等。这一等便又是十几年，以至于延宕到回归23年后，《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宪制义务始终付诸阙如。对香港民意的这种忌惮，根本上源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自信不足，所以宁愿放弃争论，埋首先发展经济。

一国两制未随国家战略与时俱进反对派有恃无恐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国策的其中一个定调就是：不再与西方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而是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高效手段埋头生产和贸易。所以美国理论家福山在1980年代后期公开喊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命运，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挑战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事实层面落败。在这样的西方宣传面前，一心一意低头补课发展经济的中国其实毫无招架之力，只使用了一个「国情论」来象征性地抗拒——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西方应该尊重符合这种特殊国情的特殊制度选择。这样的回答其实很苍白无力，不仅西方会认为这是一种明知错了却要强辩的不真诚，就连中国国内对自己的这套政治理论也很难心悦诚服，更惶论自信满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上越来越卖力，但所谓的党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却一溃千里──在义务教育阶段，那些理论成为「思想品德」课需要「死记硬背」的考试答案，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在大学里，政治课成了最不受大学生欢迎的照本宣科死气沉沉的水课；甚至在官员培训里，这些话不过成为对中央政策政治表态与站队的象征意义，再也触动不了官员的灵魂，再也没有早期革命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那种真诚信仰。这一切的原因源于自上而下的「理论不自信」。充满革命斗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确与现实的政治选择不那么协调。

无法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日日处在利欲胶漆盆中的党员干部大片大片地腐化，吏治溃败，让本就不自信的意识形态表达更加弱势。中英商谈香港回归时，正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在意识形态调门上较为弱势，这也是「一国两制」做为最终回归选项的由来。中国虽然在主权上收回了香港，但英国殖民时期的一切旧有制度通盘保留，甚至连象征中央主权的司法终审权也授予香港法院，而香港法院还继续从英联邦国家遴选外籍法官。2003年香港特区尝试国安立法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普遍贫穷，且吏治腐败更趋严重，意识形态相较西方更显弱势。此时的中国大陆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年，正亦步亦趋按照国际规则（实即西方规则）来改革经济制度，渴望与国际接轨。当50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港区国安立法时，畏惧国际舆论压力并且不想因意识形态争议再起而中断经济发展议程的中央政府选择了后退。

无论香港反对派，还是西方世界，都看到并利用了中央政府的这一怯弱和息事宁人的心理，断定中央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哪怕把香港打造为反华基地和对华情报前哨站，中央政府慑于民意，也只能听之任之。我们注意到，香港泛民主派这二十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暴戾和偏激，立法会也越来越无法理性问政，而滑向了台湾立法院那样动辙打群架的悲哀景象。为何泛民反对派会这么心急？一方面，鉴于中央严守「两制」，屡屡对民意姑息，他们拨着生米做成熟饭的如意算盘，认为裹挟大部分民意便可逼中央政府就范，将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的权力从中央手中彻底夺走。另一方面，国际局势大变，而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正在努力澄清吏治、革新意识形态，使得泛民反对派觉得时不我待。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可谓刮骨疗毒，对官僚系统的腐败乱象进行了铁血肃清，官场腐败之风初步遏除，失掉的民心民意有所拨反；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党内重新发起了「思想整风运动」（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试图让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文化自信才能带来真正的理论自信

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政府对于社交媒体舆论，高校思想政治以及媒体生态都加强了控制和革新，到目前为止确实相当深刻地扭转了社会舆论态势，使得官方的声音再次成为民间舆论主流。但笔者以为这种高压严控而来的舆论环境好转只能是短期权宜之计，而非长久良策。毕竟舆论宜疏不宜堵。而且强力管控能让态度一时软化，却很难让思想根本转变。自上而下的思想整风仍然不过是政治表态和站队，并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内心真正拥护的核心价值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现代中国社会，已完成它指导革命建政的历史使命，现在不但全国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连中共都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字句和理论已很难再打动人心，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和宗教的漠视和不屑，也无法解决一个现代人身处繁杂世界的安身立命问题，它是一个过时了的革命时代产物。现代的中国尚不能断然抛弃它，只因为它曾是现政权的思想武器，以及参与塑造中国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所以它保持着表面一成不变的面孔，却在精神实质上从最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思想变成了最没有力量的口号。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没有经历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检验的理论，都没有永恒的生命力。很可惜，马克思主义不属于那种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伟大思想理论。当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鼓起革命汹涌之潮时，它曾经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视为完全过时的封建思想而被革命者弃之如敝屣。但仅仅百年过去，慢慢静下来的常态社会却又开始呼唤传统的回归。这个时代敏感的先行者重新发现能抟聚人心一、两千年的儒家思想饱藏智慧，只因它对人性有着最深刻的洞见，更因为历史上长期参与国家治理，而有着对于政治方方面面的思考。

儒家思想参与塑造了中国一、两千年的历史，是最能深刻体贴国人心性的思想智慧。当革命退潮，儒家思想竟然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空前绝后反传统运动、官方体系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极其强大的情况下，又死灰复燃，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再一次证明了久经历史长河洗礼的古老智慧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基本由民间自发刮起并蔚为热潮的国学热，慢慢被官方注意到，并在党内引起了相当的争议──毕竟这是一个曾经靠「革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命」而起的政党，再次拥抱儒家传统会不会步伐太快到自革己命？不少党内同志有着种种忧心，2011年在天安门广场外树立起的孔子像又被悄悄移走便是党内这种思想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但其实，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已别无选择，它只能做为「中华5千年道统的继承者」而长存，不能做为「反几千年传统的革命者」而永续。当执政党在党内反击否定革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时，它也不可避免会碰到做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何避免否定自我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尽管党内仍然存在争论，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倾向于将传统文化装进马克思主义的旧瓶里，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看好这一潜移默化的转变。

意识形态上的失声和弱势，其实是经济、科技实力慢慢强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上最大的软肋。当年政府在国外广泛举办孔子学院时，很多国人还不能理解为何要以「孔子」命名这样一个语言和文化交流机构，但事实上政府别无选择。因为号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在国外进行宣介，也无法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形象」。这样一个尴尬的意识形态处境不仅使中国在扩展国际影响力时束手束脚，在处理港、台等国家统一问题时同样被动。由于经历不同的近代史，时至今日，香港和台湾社会已完全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因而将中国的体制视做洪水猛兽，所谓的「港独」、「台独」归根结底就是不惜割断与中华民族的族源、文化联系也要拒斥加入现代中国。这种离心离德，本质上是延续西方舆论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妖魔化和刻板成见。

文化促统才能 心灵契合

由于中国政府自己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都不够自信，面对来自港、台民众的这种敌意和狐疑，他们采用了以贫济富、以利诱之的绥靖政策。大陆无论对香港还是台湾（这二者时至今日以人均所得论都远比大陆富裕），都是无原则让利，试图用利益感召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台湾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乱及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史无前例高票当选，香港2019年大爆发的反修例运动及本土激进反对派在区议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宣告大陆经济让利、只重民生之港台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且败得相当难堪——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即将迎来跌挫百年后再次民族复兴的当口，我们在港台的同文同种的同胞却对祖国表达出最大的恶意与冷感。除了香港反对派和台湾民进党处心积虑的煽动外，中央政府的港台政策确实始终未能直面真正成问题的问题——认同问题。

或许中央政府知晓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下风和弱势，所以避而不谈，专从加深陆港及两岸经贸联系入手，希望民间在经贸、商旅的交流中自然而然拉进心灵距离。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严重误判。物质利益拉拢不了真正的民心，而港、台的反对派将这称之为中共的「统战」政策，实在是高估了其性质。「统战」做为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它从来就不是以利相合，而是以义相召；它从来就不是物质利益的分配，而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怪乎「劫大陆之贫济港台之富」的「统战」政策，几十年下来，结果却是完全走到了统战的反面，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事实证明，港台的认同问题还是只能从意识形态层面直接面对、解决。做为文明型国家，只有那个在历史上将无数民族融为一体、参与塑造了中国之为中国、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才可能是受过历史创伤的海峡两岸、陆港两地人民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面对俨如文革再现的港台社会，这显然也是一条任重道远但正确的路。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