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作者简介:曾海军,男,西元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集》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 |
我们应该重视地摊生活,而非地摊经济
作者:曾海军
来源: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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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十八日癸未
耶稣2020年6月9日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政府允许地摊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摊现象就成为朋友圈里的热门主题。偶尔略过一篇网文,大意是回想起当年在城管严控之下讨生活的地摊,如今却又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街头,描述这种今非昔比的强烈震撼,真是不难料想人的万千感慨。相信亲历者尤甚,是不是有种恍若隔世的感受呢?甚至还有城管打电话要商贩返回街头的说法,硬生生地活出一种黑色幽默来。
我个人一向反对城管对地摊商贩的管控,曾在课堂上多次跟学生讲过,底层百姓的生活都那么艰难了,到底凭什么要那么理直气壮地驱赶商贩、收缴行头。我当然知道难免有不法商贩的假冒经营,也知道城管维护城市形象的难处,但这都比不上无数底层人的养家糊口。一个地摊商贩,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全部支撑,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断送一家人的活路呢?
当我首次接触到政府恢复地摊经济这种说法时,并不是那种意外的惊喜,而是最先想到,什么时候疫情的影响过去了,岂不是还得重新禁止吗?若以经济的理由恢复地摊,也就不难料想再以经济的理由重新禁止。这对于地摊商贩究竟是好是坏,恐怕很难说吧。特殊时期恢复地摊经济,是让某些白领阶层过了一把地摊经营的瘾,还是让真正的地摊商贩多经历一次跌宕起伏呢?
我以为,我们要重视的不是地摊经济,而是地摊生活。若一味以经济的眼光看问题,所谓恢复地摊经济,岂不是在疫情影响下的特殊时期,利用了一把地摊商贩,虽说这种利用可能是经济上所谓的“双赢”?但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踹开,需要的时候又重新召回,这样子真的好吗?恢复地摊生活,才是给地摊商贩重新提供生存空间。只要这种生存空间依然有必要,便不得再以经济的理由予以禁止。地摊商贩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构成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地摊生活不仅是地摊商贩的生活,城市当中往来于地摊之间形形色色的人也在一起生活着。自古以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展现的是底层百姓最艰辛的生活,只有没出路的百姓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每日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不过就是为了讨个生计。我们十分期待这种底层的艰辛越来越少,但既然还没消失就应该允许其光明正大地存在,不仅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上还有这种艰辛,更主要让全社会的人都能与底层百姓的这种苦痛紧密相连。
城市里的人要正视底层百姓艰辛的地摊生活,这原本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城市里的上班族停下匆匆的步伐,坐在地摊跟前歇歇脚,与底层百姓一道感受一下卑微的生活。在这里可能看到的是大哥、大嫂的殷勤与利索,大伯、大婶的辛勤与坚定,乃至大爷、大娘的勤恳与坚韧。他们一个个备尝艰苦,一对对历尽沧桑,他们一天可能流城里人一年的汗,一年可能受城里人一辈子的苦。但他们不求别的,只求在城市的空间能有个立锥之地养家糊口。卑微的生活也是生活,这里有着最古老的谋生方式、最强大的生命力量、最质朴的生老病死,这里才是最具人间烟火气息的地方。城里的上班族在这种地方感受着卑微的生活,就不会觉得天底下只有自个儿在受委屈,不会那么脆弱,不会那么矫情,更不会那么容易抑郁,整天笼罩在类似于减肥的阴影中。受了老板的窝囊气,在这里喝碗冰粉,气就顺了;被同事挤兑了,在这里吃碗凉皮,心情就好了。不是冰粉或凉皮有什么特效功能,而是地摊生活中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双双布满伤痕的手提醒着人,生活从来不易,谁也没有理由置身于底层百姓的欢欣与苦痛之外!我们不能只是以经济的名义重视地摊生活,让底层百姓的地摊生活进入城里人的视野,并不再被社会选择性地遗忘,这是地摊商贩的生存空间,更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一直是权利观念支撑着我们对国家与个人的理解。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既有底层百姓的生存权,也有城里人的健康权、隐私权、发展权,等等。权利与权利相拼,每次导致的都是底层百姓的隐退。权利观念早已掏空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所可能抱有的爱,也掏空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可能感受的痛。想要关心亲人吗?那就捍卫他们的权利好了;想要关怀穷苦人吗?那就争取他们的权利好了。我们可能早已习惯,权利就是关顾他人的最好方式,为他们争取了权利,我们不也就清静了吗?美国白人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虽说白人最终发现也没能清静。美国黑人完全拥有了白人的所有权利,但可惜的是,这没能阻止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虐杀黑人。在权利观念上,美国白人早就跟黑人站在了一起,但黑人依然不满,还要继续抗议。问题在于,究竟还想争取什么呢?白人想不明白,黑人心里恐怕更没数,因为该给的权利早就给了,而给不了的永远也给不了。按说,发生在太平洋彼岸的事情,应该足以让此岸的我们看清楚了真相。不是说旁观者清吗?但这一次,我们恐怕迷得更厉害。
无论几个月下来的疫情经历,或者刚刚发生的警察虐杀事件导致的大规模抗议,美国暴露了很多的问题,这个总是可以说的。我个人一点也看不上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这更多的也是没觉得我们有什么资格去笑话别人,同时也完全能认识到,美国遇到的问题再大也还远远没影响其强国地位。但我更厌恶的是,那些逮着这些事还在说美国的好并以此衬托中国的坏的人,美国的疫情哪怕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那也是最自由、最有权利的人自己在做主,哪怕是那些个被虐杀的黑人,也是享有充分权利的黑人。这种丧心病狂的人并不值得说,可很多人虽说不至于这么病态,却不也是一点也看不到权利观念的局限吗?若中国人只能看到底层百姓缺失的权利,如何保障获得权利之后的底层百姓与其他阶层之间,不会发生类似于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那种撕裂?
权利观念已然渗透到每个人的脑子里,我不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权利观念,但又何至于到这个地步,离了权利观念就几乎无法理解任何事物了呢?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是没有权利观念的,这直接导致在很多人的脑子里,传统文化不值得一提。实际上,中国近三十年也正因为在权利方面并无多大变化,于是乎很多人竟然就真能直接无视这个国家在方方面面的巨变。变化和进步无疑都是巨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有没有可能不通过权利观念来看。比方说,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地摊商贩远远不及西方的流浪汉,因为地摊商贩在城管的严控之下什么权利都没有,而流浪汉则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权利的名义美化西方的流浪汉,这其实很不可思议。中国人不喜欢流浪,哪怕是以权利的名义也不喜欢。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哪怕以最卑微的方式,也要支撑起整个家。中国人是勤劳的,愿意以自己的双手默默地养活自己;中国人也是勇敢的,愿意以一己之力苦苦地支撑起整个家。若非中了权利这一魔咒,难道看不出中国底层百姓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不屈不挠,却反倒为一个自顾不暇的流浪汉拍手称好?因此,我们要重视地摊生活,就是要让中国底层百姓的苦痛连着全中国人的心,并且每一次苦痛都有人牵挂,每一种不幸都有人看护,而不能只是将这种苦痛化约为抽象的权利观念。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巨变,虽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看,但相比权利观念所起的作用,则与苦痛的关怀显得更为接近一些,也是与两千多年的传统更多一些关联。过去几个月中国的抗疫历程,亦可作如是观。
若说宗教是穷苦人的叹息,权利就能成为穷苦人的护身符吗?资本制造出权利观念,将穷苦人打发得远远的,而我们究竟有没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呢?真希望我们重视的是地摊生活本身,而非地摊经济。地摊生活只是底层百姓万千生活中的一种而已,却也可以是打开照看底层百姓生活的一扇窗口。
庚子年闰四月十七于华西新村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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