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圣人？还是大儒？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原载“暑期研习营”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初三日戊辰

          耶稣2020年3月26日

编者按：新教育中国文化课程研习营自2017年开始，每年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作为“新教育实验中国文化课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朱永新教授领导，由项目负责人黄明雨及其团队具体执行，由新教育基金会下设”中国文化和基础教育研究“专项基金支持。本文是姚中秋教授在2019年2月份主讲的近代历史人物系列授课记录，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说到这儿，我们简单讲一下近代历史上广东的兴起。我们前头讲曾文正公的时候讲到湖南，在近现代历史中，湖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湖南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广东。所以过去两百年塑造中国的人物主要就出自湖南和广东。湖南应该说还是有质朴之气。因为它毕竟属于中部地区，所以它学问的根底是朱子之学。当然后来又加上一点阳明之学，但好像还是以朱子之学为主。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广东跟湖南的气质就不一样。因为广东比较重要的还是它的沿海地区，其实广东直到今天粤北、粤西都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广东省境内，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均衡非常严重。主要还是广州，往东南方向沿海地区，比如像现在的中山、珠海这一带，当初因为是开放口岸，所以它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因为澳门就在中山的最南端。所以，当中国要“师夷长技”的时候，它就有巨大的地理优势了。

再加上在清朝大多数时间中，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就是在广州进行。当时朝廷就设立了所谓十三洋行，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允许进行贸易，那所有的贸易都要通过十三洋行进行。这样西洋的各种物品以及与物品相伴随着，是西方观念，就比较早、并且广泛地进入到广州这些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人，较早与西方发生关系，也是较早获得西方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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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广东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其实主要是依赖开放之利。康有为也是。如果康有为生在内地，他也就是一个疯子而已。但是他生在广东，他就成圣人了。后来很多人就称他为“康圣人”，有开玩笑的成分在，有讽刺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确实在当时的士人中，有开风气之先的一种地位。实际上广东的儒学发展也是很晚的。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儒学者，就是明朝中后期的陈白沙，应该是跟王阳明是同一时期的人，大概年龄还比阳明还要年长一点。就在那之后，才算是圣人之教在广东结出了一定的果实。

所以要想了解康有为的学问，我们就要把他放在中西交汇的这样一个背景中去理解。你要说他对儒学的根本，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我真是不以为然。但他的好处在哪儿？他好处就是他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和学术。在他的一生中好像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去了一趟香港，见到了英国人治理香港殖民地的做法，也大概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报纸。这样对西方的价值、制度有了亲身的体验，这个对他冲击很大。

此后他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想要以西方的价值和观念，来解释中国的价值和观念。他甚至都不是说要把两者融合起来。我理解康有为的学问，应该是以西格中，因为他很深切地看到，当然是当时大家都普遍看到了，西方要比中国要富强。所以康有为就觉得那西方人的学术、宗教等应该比中国人要高明，当然它的制度也要比中国人优越。所以我们中国要变革。那我们本身又有一套价值、学术、制度，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抛弃。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西方的精神来解释中国固有的这些文教。他就进行一次将新酒装到旧瓶子里的工作。他搞了这么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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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理解康有为的整个思路都是这样下来的，不管他是对儒学的看法，还是他对政治变革的看法，其实都是如此。比如说他写《孔子改制考》，那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他这本著作出来之后，有些人就叫他疯子，为什么？因为他把中国以前的学问体系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他上来就说“六经”其实是编造的。当年孔子为了变革，所以他把孔子就塑造成了一个教主，要寻求革命性的变化的教主。他为了变革编造了一些故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前其实都没有，只不过孔子为了创立自己的教义，讲自己的道理，他假托古人，创作了“六经”。其实他这样的说法应该就是从神教的观念来的。那神教就有创教的教主。比如说《旧约》，当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像摩西大概就是一个创教的教主。那《新约》就很明显了，他就是耶稣自创的一个教门。像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他自己创的，他在山洞之中，沉思默想，得了天启、神启，然后他出了山洞，开始对人讲他得到的启示，然后信众记录下来，这些就变成了他的经。

康有为就是用这个范式来解释“六经”。其实我们如果略微的学习中国历史，就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他是实有其人。孔子只不过是删述先王之政典，他到各地去搜集，整理，然后编辑这些既有的文书，然后有了所谓“六经”。所以我们国家的“六经”，它跟西方人的神教的经书，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康有为当时他看了西方人，主要是看了基督教的经，深受启发，就创立了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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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是要寻求变法。寻求变法，他把孔子解释为一个教主，最合适不过了，这样，他就不受所有以前经文的影响，因为既然“六经”是孔子创作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继续创作啊，对不对？所以康有为，他对以前的经义，就随心所欲地解释。

所以康有为对中国学问的破坏是空前的。自从有了康有为，儒家的学问就没有人信了。所以康有为之后就出来了顾颉刚他们讲《古史辨》。其实《古史辨》就是从康有为那儿衍生出来的，只不过这个《古史辨》它看起来更学术一些，而康有为呢，他更像一个政治家在写作，他的写作都是独白式的，就我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那《古史辨》他们还想要给它做得像一个学术，还提供了很多论证。所以康有为所发挥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破坏性的；一方面他是开风气之先，倡导变化，大声疾呼，所以他当时确实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比如说，康有为他开始上书皇帝，其实他就是一个举人，根本就没有资格上书皇帝，但是他不管这一套，他上书皇帝。然后他在广州讲学，这都属于犯禁。满清最初是严禁士人私自讲学的。但是他开办这个讲学。我们前头就讲了，自从曾文正公他们靠军功，得以成为督抚以后，满清的统治体系其实就开始瓦解了。所以禁止私人讲学这件事，已经没人管了，尤其是在广东，天高皇帝远，所以他开始讲课，乱讲他这一套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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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甭管他乱讲还是好讲，总之他开创了私人讲学这件事儿，从此以后士人就开始自由讲学了。还有他结社，结社也是顺治帝、满清严禁的，但是他也不管这一套，就自由结社，士人他们开始结社，去议论时政。所以在这方面，康有为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的学问简直不能说是儒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对儒学的非常严重的破坏。

当然后来他就用他这套理论，他破完了之后，又建立了一套理论，作为变法的纲领。他就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所以这个人确实也是了不起，实际上他始终是个举人，没有考上进士，但是他通过连续的上书，通过这些奇谈怪论，总之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那么最后就有大家都知道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后也失败了，就是所谓“百日维新”嘛，它持续了一百零三天就结束了。

其实我想我前头给大家介绍康有为胡说八道，大概已经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康有为那种性格，我们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叫激进主义。他认识到中国要变法，就得出结论，赶紧变，咱们要只争朝夕，所以他百日维新，一天恨不得颁布十几道诏令，根本就没用，他也不管不顾，我们从他前头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也能看得出来，他不管不顾，我管你有什么法律、什么政策，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变法也是这样。我管你什么既得利益，社会分几个阶层，每个阶层有不同的力量……我不管，上来就把桌子一掀，咱们重新从头再来，他就这种想法。想想吧，这东西肯定失败。任何一个成功的变法，必须要获得一部分，哪怕是少部分人的支持啊，对不对？你不能把这天下所有人都得罪了，对不对？就算你再加上一个光绪帝，你要把天下所有人得罪，光绪帝能够全力支持也行。问题是光绪帝本身就是一个水平比较低下的皇帝，他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操控能力，对不对？人家当年商鞅变法，秦孝公那是可以操控全局的，哪怕你贵族全体都反对，但是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调动军队，谁敢反抗就把你家抄了，他就不怕贵族反抗，但光绪帝没这种能力啊，现在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光绪帝身上，不管不顾，甚至把慈禧太后这些人都得罪了，最后只能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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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康有为要对“戊戌维新”的失败承担大部分责任，他就是胡来，最后就失败了。所以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理论确实触及到了中国追求富强，应该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新制度、新观念，其实他都触及到了。所以我对康有一个评价，康提出了我们国家现代化的所有重要议题，他都触及到了，经济、文化、社会，比如说他的倡导要解放女人的脚，要禁止缠足他都倡导，像政治就更不用说了，他各方面其实都触及到了。

但是我的第二句话就是，他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是错误的。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但他提的方案都不对劲。激进主义导致他不能深思熟虑，提出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做不到，归根到底原因在于，他还是一个穷书生，始终是个举人，没有真正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没有干过实事儿。一直是跟一些青年学生讲课、胡说八道，到处乱转悠，没有实际的经验，对现实就缺乏深切的认识。对现实的复杂性不能把握。所以提出的方案看起来方向都对，但不可操作。这其实是很多知识分子容易犯的错误，这是我们对康在政治上的一个评价。

最后，我们再讲一点，我觉得康的思想，从儒学发展的角度来说问题比较大。那我这样说有所针对，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国儒学有一个复兴，在复兴浪潮中有一股很强大的康有为主义的浪潮，有不少儒学者比较偏爱康，我对这始终都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康的思想太偏颇。

我们就讲两点，一点，是他非常引人瞩目的所谓孔教说。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康的论述，就可以发现，所谓孔教说就是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改造儒学或者儒教，归根到底他还是认为基督教这一套模式比较管用，因为它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建制化的教会体系，可以对老百姓进行教化。

那你要说他想法有没有道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个现代国家要政教分离。康有为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政教分离以后，政府拿啥东西去教育老百姓，他说政府不能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在政府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教会，这就是孔教会。他完全是把西方那东西生搬硬套到中国来。他没有看到儒教从性质上就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我们待会讲张之洞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总之这些东西不切实际，康后半辈子一直都在搞孔教会，但都没有搞成。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主张。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学术观点。康从他中年开始，一直到到晚年，一直在写作一本书，写了二三十年，好像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发表，但是一直在他的朋友、学生中传阅。这个书后来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叫《大同书》。

《大同书》的写法也很特别，它同样是照着西方几何学的方法，写他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最初就叫《人类公理》，其实他是模仿几何学的形态。他要为人类社会构造出一个一个的公理、定理。我们先不管形态。这本书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康有为的描述的所谓大同社会，就是他的理想社会中，家没有了。要建设大同社会，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毁家。因为你有家，就有夫妻啊、父子这种私人的特殊关系。有了这种特殊关系，怎么可能去爱世上所有人啊？你有家就有私人财产，那你就不能实现，天下人共有财产，所以康有为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深受神教的影响。

刚才说这个观念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这四十年都在努力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邓小平提出的，大概是1979年。只要我们读过经典都知道，小康是跟大同相对而言的，对不对？所以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其实就是针对他前任领导人的那一番努力。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那一段努力就叫试图建设大同社会。也就是说毛泽东啊，实际上是深受大同观念的影响，而且就是康有为的大同观念，而不是《礼运》中的大同。因为《礼运》中的大同，只是说“子不独其子，父不独其父”，那什么叫不独啊？不独的意思是“不仅”是吧，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就是“不仅”，不仅的意思并不是“不”，对不对？不是“子不”，不是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是不仅仅只爱自己的孩子，所以首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受这个限制，所以其实“子不独其子”，含义就是孟子所讲的“子其子以及人之子，老其老以及人之老”。但康有为把“独”字去掉了，看成了神教中的破家。父母不能爱其子，儿子不能爱其父，就走到了破家的这样的一个绝路上去了。

这跟中国文化，儒教的教义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启了20世纪全盘反传统的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因为20世纪全盘反传统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就是破家。而对这样一个观念，最早系统的表达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其实社会改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也是破坏家。所以康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他是功过参半。他一方面确实是推动了士人群体积极地寻求变革，这是贡献；但是他的激进主义，其实也打开了全盘反传统的大门。

下面简单说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和康有为有一个交集，就是在“孔教说”上，对于儒教的教义，或者说儒家的义理，他俩有不同的理解。

△张之洞（照片信息来自网络）

张之洞可能大家也还是比较了解，他是北方人，我们今天河北的南皮人，应该也是官宦世家，为人极聪明，所以他很早就成名。他是晚清四大名臣中，很有能力的一位，曾文正、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个四大名臣。当然他影响最大，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针对康有为提出的。

张之洞其实开始跟康有为关系是很好的，他非常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非常支持康有为办报纸、办学会的这些努力。当时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组织士大夫读书人结社，共同来传播变法的观念。

张之洞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张之洞自己大概拿出了五百两银子，然后还以官府的名义又资助了他一千两，当时强学会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于张之洞。那张之洞门下又有多位官员，其实都参加了强学会，但张之洞自己为了避嫌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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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那个时候张之洞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和康有为密谈了一宿，然后两人就决裂了。因为张之洞要了解一下，康有为究竟是咋想的，最后大概康有为就把他那套道理系统地讲了一遍，张之洞大概也试图说服康有为放弃他那些异端邪说，异端邪说不是说不变法，而是比如说孔子是个教主，“五经”都是孔子创作出来的之类的。因为张之洞读书读得非常好，他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中国的根本，根本不能动摇，全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都是在读“五经”，而这个国家的治国理政的道理，都是在“五经”中，三四亿人的基本的观念就是“五经”塑造的，现在你告诉我这是假的，这国家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啊？变法当然可以，但现在变法把基础挖掉了，等于要向上走，把自己的地基给挖空了，你怎么向上走啊，对不对？所以这俩人从南京秘晤之后就彻底决裂了。

决裂之后张之洞就组织他的门人写作了《劝学篇》，这个时候拉出自己的旗帜，以前本来是康有为高举变法的大旗，现在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正道说清楚，所以他就写了《劝学篇》。其实《劝学篇》，我自己觉得他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学”字凸显出来了。因为康有为的核心主张是要建立孔教，把孔子当成教主，模仿基督教来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传教组织。张之洞以他的书名就申明了：儒学就是个学，不是一个神教，我们也不能把它去改造成神教。我认为张之洞说的有道理。他合乎实情，孔子和他所创的教，我们要把它称之为教化体系，它和中国以西的教化体系就是不一样。中国以西的教化体系，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于印度教，它都是要教人信神，所以是神教，我们孔子什么时候让你信神啊，对不对？孔子让你敬天那是不假，但天也不是个人格神啊，对不对？所以孔子教你什么，叫你要“学”。所以《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就理解“学而”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学，然后你就去干其他事去。“学而成人”，这是根本。康有为的主张把这个根本颠覆了。张之洞就要把颠覆了的根本，重新再扶正。这就是他《劝学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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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不能把这个根本推翻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说我们不学习西方，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那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培植我们的根本，所以我要用西方的这个术来让我们的道，更加能够切合今天的“时”，是吧。也就是说要给道，要找到一些新的器，让国家能够富强起来。所以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己，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变成西方人。

张之洞的主张，我认为是中道。守旧，那叫“不及”；像康有为就叫“过”，君子要无过无不及，要守中道。所以张之洞主张应该说是在中道。但其实在当时这个时代，守中道的人是比较少，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激进很容易变成大家普遍的选择。所以其实张之洞虽然提出主张，但这个主张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说20世纪其实是康有为的世纪，他的影响更大。像大家熟悉的各种文化社会运动，大部分其实康都想到了，然后我们后人呢，一个个把它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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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像张之洞这个主张，实际上他是支流，也有一些人坚持，但他影响大概没有那么大，不过到了今天，我想可能张之洞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还是时代变化，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紧迫的国家危亡的焦虑了，也就可以更为从容地来思考，我们应该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应该，守护自己的文化，用西方的技术来让我们自己变得强壮起来。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再来考察康有为、张之洞，我们就可以有不同于20世纪人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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