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情不悔说船山

——萧萐父先生与船山学研究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湘水》201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二日戊午

          耶稣2020年1月16日

摘要：萧萐父先生是著名的船山学专家。他对船山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962、1982、1992年纪念船山逝世270、290和300周年为契机，三阶段都有其代表作。萧先生研究的特色：1、投注了情感，焕发了诗意。2、深研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共同体，尤其阐发了船山的新贡献。3、建构了船山哲学的逻辑范畴系统，推进了研究方法论。4、培养了学生，形成了团队，传承了学术。

萧萐父先生（1924—2008）对先哲王船山先生（1619——1692）情有独钟，一辈子研究船山哲学，成果颇丰，创获尤多。

一、研究的三阶段

萧先生研究船山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表作是他提交1962年船山逝世270周年，两湖在长沙合办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是敝校前辈老校长、哲学家李达先生。萧先生这两文是重头文章，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上下册），将此二文分别放在哲学类第一篇和史学类第二篇（第一篇是敝校前辈史学家姚薇元先生）。我的另一位老师、萧先生的同事唐明邦先生也提交了两文，即编入论文集哲学类第三篇的《〈周易外传〉的若干辩证法思想》和附录中的《王船山史迹访问记》。唐先生带学生曾于1961年底到长沙与衡阳市县调查了二十多天，探访遗迹，访问老者，搜阅到不少珍贵资料。湖北省知名学者席鲁思、彭雨新（以上为武大教授）、刘先枚等出席了长沙会议，发表了论文。为准备长沙会议，湖北学者先行开了一次预备会，讨论船山学术，为了打磨、研讨提交长沙会议的论文。以上足见湖北学界对两湖船山会议的重视。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作是萧先生1979年撰写的《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又名《王夫之矛盾观的几个主要环节》）和提交1982年湖南衡阳王船山会议的论文，即由若干篇论文（《王夫之絪蕴生化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王夫之认识论的辩证法》）组合成的大文章《船山辩证法论纲》（又名《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以上两文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萧先生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后者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这两个集子，为1982年湖北省、湖南省分别组织召开的、纪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的会议论文集。李德永师、唐明邦师及湖北学界的舒默、钟兴锦、冯天瑜、罗炽、许苏民等师友都参与了。当时我们恰好在萧先生门下攻读硕士，躬逢其盛，聆听了先生讲王夫之的专题课，参与了先生讲义、论文的讨论与整理，又蒙先生不弃，亲自指导修改了不成熟的拙文，在先生提携下，参加了两湖两个王船山会议。（79级硕士生学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等，我们81级的我与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及有的学弟学妹，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事。）萧先生这一时段宏观地讲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微观地讲王夫之哲学，尤重王夫之哲学范畴体系的建构。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深入研究，还启发诱导，带动两湖，尤其是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同仁，特别是扶植后学来做船山学研究。他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做学术组织工作，指导修改青年学者、学生的论文。1982年秋湖南衡阳的王船山会，萧老师、唐老师带我们好几位研究生去了，对我们要求极严，会前及会议期间，两度专门开会，让我们虚心向与会的专家学习，认真听会，积极参与讨论，批评我们想借会议游山玩水的思想苗头。

第三阶段是先生晚年，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去世，属于先生学术总结的阶段。1993年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船山哲学引论》，主要汇编了他前两阶段研究王夫之的成果，还附录了他研究黄宗羲、傅山、晚明学风的论文。这一著作当然是先生研究王船山的代表作之一。此期间，先生的代表作应为《船山人格美颂——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又名《王船山人格美浅绎》），收入罗小凡、王兴国主编《船山学论》（船山学刊社1993年版）和先生的《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此文言简意赅，富有深意。本文的写作背景是作者遭逢了生命中的坎坷，两年不许招生授课。在这种背景下，作者的内心世界与船山发生了共鸣，尤为呼唤做人的应当，歌颂独立不苟的人格与真善美境界的追求。这一阶段的、同时也是先生研究船山的总的代表作，应是先生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王夫之评传》，是书于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许苏民学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萧先生、唐先生、李先生等下放到襄阳分校时，就从学于先生们，从萧先生为本书写的弁言与跋语中可知两位作者合作的默契。本评传全面研究了王夫之的时代、生平、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宗教、文艺美学思想，最后讨论了传主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命运。本书综合了萧老师有关的所有成果，但因先生晚年病痛缠身，精力有限，本书与《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样，有的部分是由许苏民学兄执笔的，有的部分是先生亲自执笔的，美学思想部分则是由高华平学弟执笔的。但两书的大纲细目，全是先生亲自拟定的，最后先生通读并改定全书，十分辛苦。两书所有资料都是从第一手来的。先生与苏民兄仔细通读了岳麓书社新校《船山全书》及有关资料，并且不只一遍。所有引文都曾反复校核，在解释上都曾反复思考、打磨。苏民兄有很高的哲学智慧，深厚的哲学史修养与训练，而且著作等身。当然，以上两书都是两位作者通力合作而成，其灵魂是属于萧先生的。正如许苏民兄说过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和《王夫之评传》皆是先生毕生研究的心血结晶。

以上三阶段即以1962、1982、1992年为中心，以纪念船山逝世270、290和300周年为契机，最后在2002年出版了《王夫之评传》，纪念船山逝世310周年。

二、成就、贡献与特色

以下说说萧先生研究船山学的成就、贡献与特色。

1、投注了情感，焕发了诗意。

1982年秋，他在会后敬谒船山故居，作湘西草堂题咏若干首，尔后又发展为湘西草堂杂咏十首，表达了他的心声。以下选录六首：

芳情不悔说船山，弹指湘波二十年。 

今日漧溪忆风貌，芷香芜绿梦初圆。 

姜翁痴绝和梅诗，慧境芳情永护持。 

雪后春蕾应更妩，愿抛红泪沁胭脂。 

衡岳钟灵岂二贤，邺侯书卷石头禅。 

翩翩少年订行社，冲破鸿蒙别有天。 

雪儿红豆少年诗，梦断章江月落时。 

天地有情容祓禊，雷风相薄孕新思。 

当年瓮牖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 

三百年来神不死，船山应共颂春芳。

第一首诗的首句“芳情不悔说船山”，我们不可轻忽其意。文革中先生曾被批判，说他潜心研究王船山是搞封建主义，走白专道路。那十年期间，先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仍在牛棚偷偷地读王船山的书，并以船山精神激励自己。他一生以船山为师友。

先生倡导诗化哲学，而且是实践者。先生的诗，情文并茂，情理交融，有甚深意味。这里有衡山的风景、典故，有船山的行迹、著述、思想、精神及先生的评价。第三首题岳麓书院，明显反对正统思想，肯定传统的多元多样。衡山有二贤祠，纪念朱熹、张栻，二贤与岳麓书院有不解之缘。先生则认为船山不亚于二贤，并把他与唐宰相李泌、禅宗一派宗师石头希迁等与衡岳有关的大家相提并论。

学术研究要不要带感情？1982年衡阳船山会上，有的专家针对萧先生的论文中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我们对研究对象不能带有感情，应做纯客观研究，如果研究谁就爱谁，容易拔高研究对象，那将无益于学术研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萧先生作了回应，这就是他的《历史科学与历史感情》一文的背景。萧先生认为，个人好恶，确应避免，但历史研究要设身处地，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古人。他指出，应分别两种感情，一种是主观的偏爱偏恶，是私情，另一种是在客观冷静科学分析基础上，通观全局，综合多侧面情况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感情，一种具有历史感的价值判断，即符合历史趋向的“公情”。他认为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产生一定情感，与历史的前进性是相一致的。我个人认为这还说得不够，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产生感情，也是人之常情，有感情才有研究的动力。当然，研究时的理性分析更为重要，理性与情感应互济互动。

萧先生晚年自号姜翁，他与船山心心相应。《俟解》本是船山的一本书，先生的诗“笔隐惊雷俟解人”即化思想、著作于诗句，表明他与船山的心灵相通。他与船山都喜诗，都爱梅，都说梦，都有慧境芳情。

2、深研共同体，尤重此个案。

先生把王船山放在明末清初的文化背景及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予以研究。他继承侯外庐先生的早期启蒙的讲法，并扩而大之，又掘井及泉。他有诗云：

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

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

他认为明末清初学术范式与风格有了重大转型，离开、扬弃了宋明道（理）学主潮，转向经世致用、核物究理之学，由虚返实，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蜕变之滥觞。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王船山、方以智、陈确、唐甄、颜元、李塨等思想家，形成了一共同体，激荡起新思潮。这一思潮摆脱了宋明道学的“囚缚”，实现了学术的多元转向，并在哲学上有所创新。先生指出，这种转向，还不只是所谓的由宋学转向汉学，由性理空谈转向经学考据，值得重视的是此期间的通史之学、诸子之学、新兴质测之学，以及披着经言、考证、复古等外衣的启蒙思想，这些思想继续发展，直到与近代传入的西学合流。前述的先生与许苏民兄合著之《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这一思潮之总体及主要代表人物作了深入探讨，是有关这一断代思想史的扛鼎之作。

在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先生尤重王船山的研究，抉发了船山在思想史上的特殊贡献。先生认为，船山以“入其垒，袭其辎”，“六经责我开生面”，“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方式，遵循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思想实质上总结并终结了宋明道学。在本体宇宙论上，船山以“气本”与“气化”相统一的理论，取代朱熹、王阳明，复归张载之“正学”。在人性论上，船山以“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创见，总结、超越了宋明道学有关人性问题的争论。在认识论上，船山以“己”“物”相依，“知”“行”统一，“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系统学说，把宋明时期的致知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人文主义方面，船山以“依人建极”的原则，深入“古今之变”的研究，创立了他的“理势相因”、“人文化成”的历史进化论。由此出发，在“天人”“理欲”关系问题上，摆脱了宋明道学“理欲”对立、“存理灭欲”的旧思想轨道，提出并论证了人不能“任天而无为”，而应当“竭天成能”、“与天爭胜”、“以人道率天道”，成为天地的主人。船山认为，理欲并非对立，而是“有欲斯有理”，不能“禁欲”，也不能“薄于欲”，应当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在丰富的感性活动中去充分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船山还呼唤体现“大公之理”的“明日之吾”，乃是一个早期启蒙者所向往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上是先生总结的王船山有别于前贤的哲学创慧。

3、建构了逻辑范畴系统，在方法论上有推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先生门下读书学习的时期，老师特重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也是当时中哲史学界的整体氛围使然。在研究方法论上，先生突破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子结构，强调并落实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如论船山的絪蕴生化的自然史观，先生是抓船山的如下范畴来展开的：从“絪蕴”到“两、一”“分、合”，到“动、静”，到“化、变”，到“内成、外生”，到“始、终”。如论船山的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先生首论“人极”，接着是“古、今”，“道、器”，“理、势”，“时”“几”，到“相反而固会其通”、“变而不失其常”、“即民以见天”、“援天以观民”。如论船山的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认识辩证法，先生从“知”与“能”开始，到“己”与“物”，到“心”与“事”、“心”与“理”，到“道”与“德”，到“知”与“行”，最后到“实践”。这第三部分，即认识辩证法，我最熟悉，因为我参与了这一部分的整理工作。

这些范畴体系是今人的建构，当然不是王船山的原意。这种建构是凭今人的知识结构、哲学意识与对船山的理解而来，极有可能是创造性误读。一方面，因为抽绎出的范畴，离开了具体文本而自由解释，可能失真，而范畴之联结，系统之架抅，可能太过主观。另一方面，杂乱无章的哲学史材料堆积如山，不可能不经过整理。先生在方法论上有推进，不再是关公战秦琼式的两军对战史（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统一，如何拿捏得好？先生有论述，有实践，既防止逻辑偏胜，逻辑压制历史，失去丰富性与偶然性，又防止杂而无统，沉溺在史料中拔不出来。

4、培养了学生，形成团队，传承学术。

先生从个人研究到群体研究，发动武大，进而联络湖北学者，配合湖南学者，促进两湖乃至全国学者投入到船山学研究中来。先生呕心沥血，悉心培养、提携了两代学人，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学长，到现在活跃在明清之际与王船山等学术领域中的吴根友、邓辉教授等。学术靠一代代学人传承。

船山曰：“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显微相次而显察于微。”先生是船山哲学研究的典范，他的为人为学之道，启迪着后生。我们要继承先生德业双修的传统，在船山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上“推故而别致其新”。

写于2019年10月

载于《湘水》2019年第5期

2020年1月修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