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天人: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4-11-24 17: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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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元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兼职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天人: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

作者:郭齐勇

来源:节选自 《中华文化根脉》

 

从儒家的仁心到道家的自然观,再到佛家的众生平等,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更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次书摘节选了《中华文化根脉》一书中《天人: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一章,在这一章里,郭齐勇教授阐释了天人关系论、现代性问题,以及如何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郭齐勇教授认为,面对现代科技的挑战,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科技自身的发展。我们需要从人文学科、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良知指引知识,以文化精神引导科技发展。

 

 

 

书名:中华文化根脉

作者:  郭齐勇

ISBN:978-7-300-32322-0

定价:99.00

出版日期:2024-08-15

 

《中华文化根脉》

——天人: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

 

科技的昌明是我们时代的骄傲。科技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舒适、方便,它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类更加文明;另一方面,科技使人更趾高气扬、更脱离自然万物,科技还使人异化为物、异化为工具。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动物等的相互关系出现了问题,在当下的21世纪,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越发凸显出来。

 

人类应如何对待同类与不同类?对待同类,我们应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待不同类,我们应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具体的、历史的人总是一定种族、民族、肤色、地域、语言、文化、宗教、性别、国家、阶层的人,有着存在的基本特质、需求和利益,而不同背景、不同群体的人的特质、需求和利益,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矛盾、对立,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因此常常发生争斗甚至战争。当人们超越自身的限制,认识到地球上的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整体时,是多么了不起、多么难得啊!认识到这还不够,在实际行为上时时处处真正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更是难上加难了。

 

中国的先哲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有着极为丰富,也极具创见的论说。其荦荦大者约有: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赞美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上述天人关系论说中的智慧,对于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困境不无助益。

 

一、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论说的要义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有着丰富的天人关系说,“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说是其中的主流。儒家如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爱老百姓,乃至爱万物万类。道家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大师说,“众生平等”。从生命本质上看,一切生命无二无别。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能成佛。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人与草木、鸟兽、山水、瓦石同在。人与天地万物是共同体,这就把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类的生存联系起来了,把人类共同体在空间上拓展了,在时间上延续了。

 

 

 

山水人物册页(明陈洪绶绘)

 

在儒学传统中,将天人关系问题上升到形上学层面加以讨论的是《周易》、《中庸》与《孟子》的系统。《周易》的“道”具有包容性,综合了天道、地道、人道三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传》下)这是《周易》的三才系统。

 

以三才系统为主轴的天人系统,有如下维度:第一是人与终极性的天的关系,即人与天命、天道的关系问题,涵盖了人的终极信仰、信念;第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天,“天”、“地”或“天地”,与自然山水、草木鸟兽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第三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与自然物的关系我们已列入前一项,人与物的关系还应包含人与人造物、人造环境的关系,如人所驯化的作为工具的动物、饲养的家禽家畜、栽培的植物及果实、制造的工具和器物及包括衣食住行等人之生存、活动的方式或样态;第四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包括人与人的各种现实关系和人所处的且无法摆脱的社会习俗、制度、伦理规范、历史文化传统等;第五是人的身体与精神世界、内在自我的关系问题,包括身与心的关系、人的意义世界、自我意识、心性情才等。

 

 

 

白潭图(明周臣绘)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是万物之母,一切皆由其“生生”而来。“生生”是“天地”内在的创生力量。三才系统是一个不断创生的系统,也是一个各类物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中庸》以天道为性,即万物以天道为其性。其开篇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与万物的性是天赋予的,这天性之中有自然之理,即天理。一切人和物都是自然地循当行之法则而活动,循其性而行便是道。一切物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道的显现。就人来说,人循天命之性而行,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道。人因为气质的障蔽不能循道而行,所以须先明道才能行道,而使人能明道的便是教化。一般人要通过修道明善的功夫,才能使本有之性实现出来。

 

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中庸》是以“诚”为枢纽来讨论的。“诚”是《中庸》的最高范畴。“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这是上天的本然的属性,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道理。天赋予人善良本性,即天下贯而为人之性;人通过修养的功夫,可以上达天德之境界。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于是能够兴养立教、尊重他人,极尽众人的本性,进而尊重他物,极尽万物的本性,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既然如此,就可以辅助天地生养万物。这使得人可以与天地鼎足而三了。

 

就人道而言,《中庸》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诚”是自己实现、完成、成就自己,而“道”是人所当自行之路。同时,“诚”又是使物成其始终的生生之道,没有诚便没有万物。所以君子把诚当作最宝贵的东西。诚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现,就会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物。当人的本性呈现,即仁心呈现时,就从形躯、利欲、计较中超脱出来,要求向外推扩,推己及物,成就他人、他物。仁与智是人性本有的,扩充出来后成己成物,即兼物我、合外内。

 

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着眼于本心的推扩,实开启了天人合一说的另一条路径。如果借用康德哲学的提问方式,可以说《周易》、《中庸》和《孟子》以“天道性命相贯通”,解决了“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后来宋明理学家正是延续这一理路而展开论说的,其核心论域便是道体、诚体、心体、性体的贯通。现代新儒家“体用不二”“内在超越”“智的直觉”“良知坎陷”诸说都是从中生发出来的。

 

宋明理学家如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百姓是我们的同胞,自然万物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爱人类,也爱自然万物。又如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人之仁心仁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爱给予他人和万物,使爱具有周遍人与万物的普遍性。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又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人之心(良知)—万物之心(良知)—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说到底是一个心(良知),这个心(良知)是天地万物(包括人)内在的根据(根源),也就是最高的宇宙本体。天地万物和人原本一体、一气相通,但由于禀气偏正、通塞的不同,只有人的良知即“人心一点灵明”,才是天地万物意义发窍的“最精处”。

 

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贯通天理、本性与本心。本心“即存有即活动”,由此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与生发之源。不管是有知觉的动物、有生命的植物,还是如瓦石之类的无生命的物体,当它们受到破坏或损害时,每一个人都会从内心产生“不忍人之心”、“怜恤之心”和“顾惜之心”,并把它们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加以爱护。由此,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由“爱人”得以扩展到“爱物”,从而把人与天地万物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对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人们才可能对万物都持有深切的仁爱之心,将整个天地万物都看作与自己的生命紧紧相连的,把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他者”的理论,讲所谓“终极的他者”“自然的他者”“社会文化的他者”等。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和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从没有孤立隔绝的看法,不把天、地、人、物看作外在于我的。传统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也是如此,即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独立客观的自然,人与自然相即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中国哲学中,即使有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对天的自然义的偏重和对人力的彰显,但对神性意义的至上天神的敬畏仍然保留,且对自然神灵仍然是崇拜的。山有山神,树有树神,自然神灵遍在。说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心目中的自然(天地万物)是有神灵的自然(天地万物),而今人心目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宰制的对象。进一步说到人物之性,认为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人性、物性中有神性。至于人,一方面,人不能没有终极信念、信仰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小部分,人与草木、鸟兽、土地、山川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整体。

 

儒家对万物都是关爱的,而且是从其所具的内在价值去确定这种爱的,因为万物的内在价值都是“天地”所赋予的,与人的内在价值同出一源。儒家对动物的关怀也是从肯定其内在生命价值出发的。依照荀子的论述,以内在价值的高低排列,应该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在这个价值序列上,动物离人最近,其所禀有的内在价值应该是在人之外最高的。禽鸟与哺乳动物虽然没有人那么高的智慧、情感,但它们也有一定的感知力,对同类有一定的情感认同,这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物种。万物的内在价值有很大的差异,人对它们关爱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

 

二、现代性问题

 

在儒学中有悠久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良知与闻见、性智与量智关系论说的传统,大体说来,诸对范畴中的前者均与体证本体有关。本体论是境论,体证本体便是量论。这个本体当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实体,中国哲学中本质主义的色彩并不强烈;它着实是关联于心体的,心体与道体是通而为一的,所谓即本体即功夫,这就是天道性命相贯通,也就是天人合一。诸范畴的前后两者是体用、本末的关系,不过其中纯粹知识之学这一面并未被凸显出来,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正是要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儒家的传统,接纳源自西方的现代科学。

 

 

 

春山晚霁(明居节绘)

 

不过,自近代以来,中国在大力提倡、引进科学的同时,引发的问题接踵而至。五四以后的中国,对科学的崇拜,或所谓科学万能论、至上论,把科学“主义”化,这些观点一度甚嚣尘上。五四主流派的启蒙呐喊,始于多元,终于一元,打破了一种褊狭,导致了另一种褊狭——例如把科学讲到不科学、唯科学,甚至科学主义的地步,把民主讲到不民主的地步。科学本来就起于怀疑,科学精神的要旨是怀疑、批判与否定,这种精神有强大的原动力。可是,当科学被神圣化以后,科学就变成不能质疑的最高权威,任何人要肯定某事,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盖上“科学”的印章,便畅行无阻。非科学的东西都被“科学”化、“主义”化了。

 

1923年至1924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站在科学派健将对面的玄学家是张君劢、张东荪,以及林宰平、梁启超(中间偏玄)等。科学派的丁文江、唐钺、吴稚晖、王星拱、胡適等在哲学上主张实验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而玄学派则主张倭铿、柏格森、杜里舒哲学。需要注意的是,玄学家并不“保守”,在政治层面上,玄学家极力推行西方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论战是西方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争论的继续。

 

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样,科玄论战的水平不高,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生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客观必然与意志自由等问题,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就是我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张君劢的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提出了科学不是万能的,纯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和文化、历史问题。他指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造,不能忽视道德修养,应防止西方文明的流弊,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这都是很有价值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初对科学主义的检讨并未能使知识界警醒。科学特别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学界和民众对科学及技术的崇拜与日俱增。技术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然科学被泛化,技术上升为科学,两者联手使科技更加至高无上,高科技像脱缰的野马,不可阻挡。

 

人类无节制地开发、索取、占有、破坏大自然,已引起灾难性后果。第二次工业革命,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异军突起,资源浪费更加严重,二氧化碳和其他工业废弃物的排放达到巅峰,臭氧层出现空洞,海平面上升,生态日益恶化。高科技的后果是自然灾害频仍,土地和水资源被污染,出现淡水危机,疾病增多。人类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人的贪欲、私欲加上高科技,将毁灭地球,终结人类。这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就,如阿尔法狗二代等启示我们,具有极强自学习能力的机器人如用于战争,那就太可怕了。智能机器人一旦生成自主意识,脱离人的控制,与人类为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又如登陆别的星球,或在地球罕有人迹的高原、海洋、沙漠、湖泊、极地做科学观测与研究,是否应多设置禁区?研究必须有限度,至少限制其规模。人类不要侵扰现存的动植物的生存,多保留一些自然保护区,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警告说:人类要想长期生存,唯一的机会就是搬离地球,并适应新星球上的生活;除非人类在最近两个世纪内移民外太空,否则人类将永远从世界上消失。霍金对人类的生存方式表达出的忧思值得重视。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耗尽。人类毁灭地球,需自食其恶果,霍金为人类找出的解决之法就是向外太空移居。

 

人类糟蹋了地球,又想去染指其他星球?这不正是人类自私、贪婪的体现吗?人类正热衷于瓜分、占有月球,现在大国还在搞星球大战。假设将来有所谓移居新星球的工程,那岂不是要祸害宇宙?着眼当下,人类及地球上的万物仍需要在地球上生存繁衍,所谓移居到其他星球上生存只能是空想。重要的是珍爱、保护地球和自然万物,否则,人类将会终结。

 

三、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

 

如上所述,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耗尽,科学技术要有节制。高科技发展中的弊病、问题,除了要靠高科技自身发展来加以调节、解决,也应该接受人文学科的批判和调和,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科学是闻见之知,它当然受良知的指引。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要强调良知才是方向。

 

人的私欲、贪欲膨胀,虐待、虐杀动物,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毫无节制。我们应反思人类欲求的放纵对人性完善的损害,在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方面力求做到有理、有节。我们必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重建生命伦理。

 

我们常讲“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有长久的、有直接的,人们总是迁就浅近直接的目的,牺牲深谋远虑的目的。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看,科技的发展使人异化,人由目的变成工具、手段。反思“人是目的”这个命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科学有永恒的局限,永远被主客观分立限制。文化精神、信念信仰是高一层的原理,主客观统一,真善美统一。我们应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去思考,应善待其他的类存在,回到中国传统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人应珍视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目的。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应受制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两者应是制约的总纲。

 

在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这种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有“前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其“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为今天的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天人合一”为生态伦理的建立提供了人性反思的途径。“天人合一”是儒家特有的人性反思方式,它意味着人对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认同,天赋人性意味着人生而平等(社会平等);“天命之谓性”,则意味着人与万物的共存性平等(生态系统的平等),这种平等性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万物之间的伦理关系。

 

其次,“天人合一”为生态伦理建立了价值共识的基础。儒家生态伦理建立于对人性、物性一体同源的确信之上,生成万物的“天地”是价值源头。“天”代表着应然之理,人是“天地”的杰作。人能“反身而诚”,就能尽人性、尽物性,就能明白物之为物的物性源于“天地”,而人之为人的善性同样源于“天地”。后世儒家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都是沿着先秦儒家的理路。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之上,儒家生态伦理可以建立容纳天地万物的生态共同体,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最后,“天人合一”为确立人的生态义务、责任奠定了基础。人对自然资源的取用和动植物有极大不同,人不但要求维护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要求创造更好的生存状态,包括物质的、精神的需求,这意味着更多的攫取。然而,在生态系统中人的作用是最低微的,其破坏性又是最大的,人该如何去要求一种对生态系统的义务与责任是必须思考的。

 

从儒家的观点看,人虽高于万物,能思及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进而领悟“天人合一”之理,但这绝不是说一个人体悟到这一点就上升到了“天”的高度,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完满的人性、天理的化身,相反,他必然更加担忧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局限。人虽灵慧,但只是一体万殊之一殊,人应该深感欲求的放纵对人性完善的损害,在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方面力求做到有情、有理、有节。“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礼记·礼器》),为满足人类的一己之私而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儒家是坚决反对的。

 

科学是人类的伟业,所以科学的问题最终是人的问题,尤其体现在科技工作者身上。科技领域的从业人员自身人文素养的增强,是一个严肃且紧迫的任务。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调人要常常反省自我,强调修养个人的身心。这对于科技工作者自身的心灵安顿是有积极作用的。科技工作者本身也是普通人,也有精神上的各种问题需要调适、引导。儒家思想中居静、守仁、行义、主敬等各种修养方式都可资利用,为科技工作者自身精神修养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主张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科技工作者不仅研究技术,而且更多时候是为了人类社会谋福祉,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工具理性应该接受价值理性的指导。在科技进步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情境下,儒家思想对于提升科技工作者素质的积极作用就显示出来了。科技只有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才能被正确发展利用。因此,我们应该调动人文理性、道德价值,来批评、监督高科技的冲动与发展。科技界应有职业道德、科技伦理,并受人的底线和人类基本伦理的制约。

 

儒家思想正可以为建立正确价值观提供丰富的资源。比如“仁”的理念,切近地说,它意指人要有同情心、有慈悲心、有爱心,要对人、对物有真切的关怀与爱护。如果科技工作者有这种博爱的胸怀,那么就会认识到科技(项目、功名利禄、金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实现长久幸福凭借的一种手段,这样科技才是服务于人类的,而不是放任自流甚至戕害人本身的。现在的假药、食品安全危机,不都是利字当头、见利忘义的人造成的吗?

 

一般地说,科学实践与文化精神在人类文化中担负着不同的使命,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不仅仅需要技术精良、学问渊博,更需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从根本上说,良知是体是本,闻见是用是末,我们应该厘清两者的关系。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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