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哲学之辩与海派中国哲学

作者：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思想与文化》第2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八日甲午

          耶稣2019年12月23日

经学、哲学之辩与海派中国哲学

2017-2018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1】

苟东锋

内容提要：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界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脉络化趋势。从2017-2018年的情况看，一种多维研究的态势已然出现，其中又以经学和哲学之辩最为突出。实际上，上海中国哲学界的这种情况是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有意思的是，这场持续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肇始于上海，源于王元化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之间的一场国际辩论。考察上海中国哲学界的发展，一种包涵了开放和多元等因素的“海派中国哲学”的概念开始浮现。

关键词：经学、哲学、多维视角、海派中国哲学

引子

近四十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来看，一方面其在中国的学术版图上越来越清楚地书写出一种“海派中国哲学”的独特字迹，另一方面则于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各派争鸣和相互促进的学术圈小生态。如果说前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上海的中国哲学逐渐显示出开放、务实、多元、纯粹等海派品质，那么近些年来，尤其是2017-2018年则使我们看到上海中国哲学界的内部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化趋势。

2017年5月23日，此前成立不久的“上海研究院”开设了一个名为“延长思考”的人文社科思想交流平台并于当天策划了其第一次活动，一场特殊的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是“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其特别之处在于：其一，获邀者事先大都不知道主题，也无需做任何准备；其二，与会者囊括了上海中国哲学相关研究机构的众多中青年学者。这场研讨会中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参与者围绕着如何研究儒学明确分为三种立场：一是主张儒学经学化，一是主张儒学哲学化，还有调和或主张其他路向的。实际上，围绕儒学研究的进路，自本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持续讨论，近年来又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争。上述研讨会中的争论从宏观方面讲是整个中国哲学研究大气候下的小气候，从微观层面看则反映了上海中国哲学研究的精微化和具体化。

在这场研讨会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辨识出上海中国哲学界的某种脉络构成，其中，有些学者像朱承、贡华南、刘梁剑等比较明确地站在哲学立场上，另一些学者像曾亦、郭晓东、余治平等人则较为明确地站在经学立场上。此外，研讨会的发言后经整理发表在《澎湃新闻》等网络媒体上。一些发言人还将其完整发言稿公布于《 》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上，引发了更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当然，由于上海中国哲学界所具有的多元性的特点，并非所有学者及其研究都可以纳入经学和哲学的二元架构。总体而言，上海的中国哲学研究还是呈现出一种多维研究的形态。以下我们将通过哲学阵营、经学阵营以及多维角度三个方面，大致描摹上海中国哲学近两年的情况。

一、哲学阵营

上海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应当看作这一阵营中打头阵的，因为那场“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正是他牵头的，他另一个身份是“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处长。朱承教授在这场研讨会的开场引论和结会陈词中表述了两个观点：第一、认为“儒家哲学”的概念可以成立。具体而言，宋明理学或者用某种抽象性的观念来思考儒学的就属于儒家哲学。第二、儒家本身有丰富的维度，可以“一儒多表”。儒家哲学只是思想多元格局中的一支，在世界哲学的版图上，儒家哲学也是多元化趋势的其中一脉。由此可见，朱承教授虽然站在儒家哲学的立场上，但所持的态度却是开放的。或许正因如此，这场研讨会才能在他的牵头下将观点不同的学者聚拢在一块儿。实际上，朱承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这场研讨会举办的五个月之前，他刚出版了《儒家的如何是好》一书，集中思考儒学研究中的难题和困境，提出儒学传统有多重维度，比如观念化的儒学、伦理化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谱系化的儒学以及生活化的儒学等，他希望将这些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与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传统从对立的历史纠葛中解脱出来。【2】朱承教授这种儒学研究进路也体现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一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则于2018年1月出版《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一书，【3】这表明儒家的政治哲学面向是其思考和融汇孔夫子和胡适之两种传统的一种具体的维度。

比较而言，华东师范大学贡华南教授对其与儒学的关系则并未明确表态。他区分了研究者与儒学的两种关系，一是自觉从儒学出发，最后归宗于儒学；二则是与儒学或亲或故，途经儒家。那么，他本人属于哪种儒者呢？其实，只要稍微考索其作品和研究，就会发现他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也就是“从问题或者说从自己的学问出发，中间也会途经儒学。我说途经，因为很多人不会限于儒学，还会读那些儒学瞧不起的书，包括老庄、佛学的书，也会读西方百家的书。”【4】贡华南教授以“味”为基本线索贯通中国传统思想，这种鲜明的研究进路其实就是带着自己的问题途经儒学。从其研究问题的起源来看，贡教授的早期著作《知识与存在》对中国近现代的知识论做了一种存在论的考察，从而将其研究立定在广义认识论的视域中。【5】后来的《味与味道》正是沿着这种视角找到的一条具体的涵摄了存在的中国知识论研究。【6】2018年12月，贡教授又出版了其“味”系列思想的第二本著作《味觉思想》，该书是《味与味道》的姊妹篇，主要侧重于解释味觉思想历史的演变脉络【7】这样就与后者侧重于勾勒中国思想方法基本面貌的立意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史”与“思”结合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显然带有浓郁的哲学的味道。【8】

从这场研讨会的总体来看，可以归入哲学立场上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当涉及“儒家”和“哲学”问题及其关系时，刘教授首先考虑的是对两个概念的开放性予以讨论，并分别提出“哲学如何是好”和“儒家如何是好”两个问题。实际上，这种保持对概念的追问和澄清的立场是刘教授的一贯致思路向。在此前出版不久的《汉语言哲学发凡》一书中，刘教授从汉语言哲学的角度关注哲学语言的古今中西转化问题。【9】2017-2018年的一系列文章则分别研讨了几位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语言问题，比如以“用可感的说理词做中国哲学”讨论冯契思想，以“有‘思’有‘想’的语言”讨论金岳霖思想以及用“可感的语言和中国的哲学”来讨论贡华南教授的味觉思想。【10】从哲学就是概念的反思这一点来看，刘梁剑教授的研究可以加上哲学二字。另一个则是笔者本人。笔者于2016年出版《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之后就逐渐明晰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思路。【11】在这次研讨会中，笔者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注意中国哲学的“底本”，中国哲学的“底本”是“名”，因此儒学研究应当关注“名”的问题，这是一种哲学视角。第二、可以从名理儒家的角度审视和反思经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命名何以可能？什么样的名才是正名？传统经学以天、圣人和王权为依据并不能解决正名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从学理上容易走向经学独断论，从政治上则难以摆脱专制体制，因此我们应当走以哲学统摄经学的道路。笔者2017-2018两年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的。【12】

有些学者并未参加那场研讨会，不过，在听到相关消息之后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就在一篇访谈中明确表示：“我看最近网上传的一个学者的文章，里面就提到所谓儒学的经学和哲学两种研究范式之争。从大的范畴来讲的话，我是偏向于儒学的哲学研究。”【13】方教授在这篇访谈中提出“分析的儒学”，从此立场出发，他既反对儒学的经学方式，也反对儒学的史学方式。按照方教授的说法，“分析的儒学”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甄别儒学的基本价值，剥离出儒学真正的“大经大法”；二是做一个创化的工作，运用儒学的“大经大法”回应当下问题。方旭东教授近些年的著作和文章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对传统儒学特别是儒家道德哲学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是以之为思想资源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2017年4月，方旭东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香港新儒家》的书，其实就是其“分析的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4】因为在他看来，台湾、大陆和香港三方的儒学比较起来，只有香港儒学真正摆脱了儒学对于权力的路径依赖，它在一个多元和自由社会中的形态更接近一种百家争鸣的“分析的儒学”。

如果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主张以哲学方式研究儒学的学者大都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背景。一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出身的学者，即便没有参加和介入那场讨论，其研究儒学的立场也往往倾向于哲学而不是经学，例如上海师范大学郭美华教授，从其近两年发表的论文中对于“生存论”、“认知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概念的强调就能看出。【15】原因就在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特别是中国哲学专业素有“金冯学脉”的传统，近代以来以哲学的方式继承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做法在这里一直延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杨国荣教授可以看作这一华师大传统的代表。对于儒学研究的进路问题，杨国荣教授明确反对儒学经学化的路向，主张扬弃经学的视域，以更为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传统儒学。这一观点在其《走向现代儒学》一文中有集中表达。【16】这篇文章后来于2017年5月10日被“ ”以《经学化将使儒学本身失去生机》为标题发表到网络媒体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影响。【17】杨国荣教授认为在经学传统中，经典的儒学文献往往只能解释，不能批评，其义理不允许有任何异议，这可能导致儒学的独断化、权威化。对待儒学应当持一种理性认同和情感把握互动的态度，仅仅侧重情感认同往往导向经学意义的卫道意识，仅仅强调理性认知则容易将儒学只看作认知意义的对象，忽视其内在的价值意义。杨国荣教授多年来的论著都可以在这一立场中得到理解，其中包括2018年11月出版的新著《政治、伦理及其他》。【18】

二、经学阵营

明确表达了以经学立场研究儒学的主要是同济大学曾亦教授和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他们共享相同的学术立场，但在对自身立场的理解方面却有不同的侧重。曾亦教授主要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变的角度理解儒学研究的进路问题，并由此认为经学的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近代的学制改革导致传统学术的研究内容散入文史哲等不同学科领域，现代意义的儒家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可见，如果要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整全性，回到经学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哲学的进路显然不能担当此任。其次、现代中国学术大都站在西方思想的角度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思想进行比较性研究，就传统思想的理解和诠释而言，这很难说是恰当的。在曾亦教授看来，所谓西方思想的角度主要是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这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根本品质是不相应的。由此，他提出我们或许应当将伊斯兰教作为考察儒家的参照系，也许会更合理一些。上述看法也体现在其2017年5月与黄铭博士合著的《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以及2018年9月出版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两部著作中。【19】总之，对于现代学术特别是儒家哲学，曾亦教授认为“若从西方文明对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来重建现代中国思想，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因此延伸到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理解和诠释，则完全没有合法性可言。”【20】

如果说曾亦教授侧重于阐发经学立场的合理性，那么郭晓东教授则善于廓清经学和哲学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经学化的儒学可以统摄哲学化的儒学”的观点。这个观点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儒学多维形态的角度来讲，儒学的经学化和哲学化之间可能是一种最尖锐的对立，其他维度之间的论说都未显得如此尖锐。第二、近代的学科建制尤其是哲学化的儒学使得儒学主要变为一种知识形态，从而不能担当过往儒学那种安顿世界和安顿人生的总体性任务，因此经学化儒学的内涵要远大于哲学化的儒学。第三、就儒家哲学而言，往往追溯到宋明道学，但是宋明道学亦有经学的面向。第四、人们往往将儒家经学等同于小学化，然而从经学重建的角度来看，今文经学的思路是可以借鉴的，今文经学强调微言大义和通经致用，而这两个方面可以成为今天讲经学化儒学的主要依据和致力方向。可以发现，尽管曾、郭二位学者的具体表述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相互说出了对方想说的话。两位教授的治学方向和志趣之所以如此接近，不仅在于其师出同门，还有赖于他们于近二十年前就共同致力的《公羊》学研究。【21】2017年3月，二人研究《公羊》学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春秋公羊学史》出版，该书为上中下三册，字数达百万，并于2018年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2】可以说，要了解上海儒学界的儒学经学化立场以及整个中国哲学界的经学化思潮，这本书是绕不过去的。

相对于曾、郭二人，有些学者虽然没有亮出经学派的铭牌，但在讨论过程中，或者批判儒学哲学化此路不通，或者对经学进路进行某种辩护。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属于前一种情况，余教授当时表达了四层意思：第一、对儒家哲学化的倾向表达了质疑，一方面，他认为研讨会主办方所拟的主题“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应当正名为“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另一方面，他还对网上流传并被媒体重新命名为《经学化将使儒学本身丧失生机》的杨国荣教授的文章所引起的不同意见做了介绍。第二、对儒家哲学化的现象进行了评价，认为哲学化为儒学提供了一个体制化的寄托场所，但同时也给儒学本身带来了不少伤害。第三、主张未来儒学的研究应当回到儒学的正宗上去，所谓儒学的正宗肯定汲取了现代学科分工的智慧和成果，因此儒学研究范式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第四、明确提出儒学的未来不可能走哲学化的道路，相信“历史叙事无疑会比哲学叙事更接地气，更有未来。”【23】总体来看，余治平教授的早期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进路，后来则偏重于经史进路。比如他2018年7月出版的新著《周公<酒诰>训：酒与周初政法德教祭祀的经学诠释》就从经史的角度对周公《酒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集中探析。【24】即使其西方哲学的作品，2017年7月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念系统引校》似乎也体现了一种以经学方式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的倾向。【25】究其原因，余教授曾引用孔子作《春秋》的那段自白：“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6】这段话同样被曾亦教授等人一再提及。【27】

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站在为经学辩护的立场上表达了两方面的看法：首先、他提醒在近代学制改革的过程中，哲学门的设置“并非要完全复制西方的哲学系模式，因为它吸收了之前经学科的内容，也就被寄予了类似经学的地位，以及阐发经书义理、引领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的期望。”【28】因此，中国的哲学系应当通过容纳经学义理来丰富和扩大自身。其次、从经学在近代以来的情况来看，其权威地位已然丧失，下降为诸子之一，因此经学的一些价值和立场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由此可见，当代经学是需要自我辩护和证成的。然而，这种辩护和证成，不一定非得走先悬搁、怀疑的路径，而应当立足于当代最关键的问题，通过反求诸经典本身的义理系统来思考一种新的解决。总体而言，继明是希望在哲学或哲学系的名义下展开一种新型的经学研究。这种立场也表现在其近年来的研究中，2017年3月，他出版了《周易正义读》一书，概述历代围绕《周易正义》的学术史问题并作了回应，在这部扎实的经学著作中，他力图能赓续和发扬经学传统。【29】

说到上海学界的经学研究，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之外，还存在着一条特殊的学脉，这条学脉的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陈居渊教授。陈教授于2017年12月出版《汉魏<易注>综合研究》，全书共123万字，分上中下三册。【30】此前，陈教授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经学相关著作。考察陈教授的师承，一方面，他曾经跟随沈延国学习，沈延国不仅有家学渊源，而且是章太炎的弟子；另一方面，他还是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的高足，朱维铮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最后的经学家”，而朱教授的老师则是在新中国的学科体制下唯一开展经学研究和开设经学史课程的周予同先生。由此可见，以经学的方式研究儒学，一方面是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对以哲学进路研究儒学的一种反动，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经学学脉延续至今的表现。可以说，传统经学在清末以后并没有完全瓦解，只是转变了存在形态，正如陈教授所言：“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传统经学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经学的研究形态开始转向学术层面。”【31】陈居渊教授的研究可以视为这种转变之后的经学存在形态之一。

三、多维视角

除了上述可以分别判定在哲学阵营和经学阵营的两派学者之外，那场研讨会还有一些学者并未明确表态，表现了儒学研究的多元或调和的形态。比如华东理工大学陈迎年教授认为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古今中西交汇的现代化视野并未过时，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儒家的多维视角中找一个“一”，由此他主张重建一种新的儒家政治哲学。陈教授早年研究牟宗三，近年来的文章多涉及政治哲学，由此可以看出其基本的研究进路。再如同济大学陈畅副教授反思了宋明理学研究中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化研究方式的问题，他主张应当以经学等研究方式对哲学的研究进路做一个多维度的补充。陈畅于2017年12月出版《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一书，该书重点在于还原理学的思想史面貌，这显然与其谈到的致思路向是一致的。【32】又如上海财经大学朱璐副教授，她认为就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来看，大家基本都是从儒士的角度谈的，如果从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分疏来看，是否存在“儒农哲学”、“儒工哲学”以及“儒商哲学”呢？朱璐个人的研究似乎偏于政治哲学，但是她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则致力于“儒商”概念和问题的研究和推广，比如他们于2016年12月召开了“首届中华儒商论坛”，2017年7月又成立了“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东华大学沈云波副教授的观点可以视为一种调和论，他认为我们的目标都是回到原原本本的儒家，那么儒家的经学化和哲学化就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所谓原原本本的儒家就是“以中国为中国而居于中国与天下（世界）之间的儒家”，“儒学要有这种抱负”。【33】

前面谈到，就上海的经学研究来看，除了有曾亦和郭晓东教授这种因时而起的经学研究之外，还有以陈居渊教授为代表的经学学脉的现代传承。【34】同样，上海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并非铁板一块，实际上，从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学脉传承来看，有两个学脉显得生机勃勃，一个是以熊十力为源头的“十力学派”，另一个则是经金岳霖而由冯契开创的“金冯学脉”。从前面两派争论的情况来看，哲学派主要是后者的延续，但这并不能说明前者在上海哲学界没有影响。从地缘角度看，熊十力晚年定居上海十几年，其《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均写于这一时期。当然，十力学派后来的影响主要经由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而在港台，但他们的学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回溯到大陆，包括上海。因此，上海哲学界受到十力学派影响的学者大有人在。当然，这种影响也分厚与薄。

厚者以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为代表，杨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牟宗三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易越过去的，他常常自称其是牟宗三的私淑弟子。杨泽波教授专精研究牟宗三几十年并于2014年出版巨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35】但是由于这套书有五大册，字数多达240万，所以他又于2018年12月出版了一个浓缩版《走下神坛的牟宗三》。【36】对于该书的评价不是几句话能够概括的，可以肯定的是杨泽波教授的研究进路显然是一种受到了十力学派影响的哲学的进路。杨教授批判继承十力学派的这种哲学进路也影响到其弟子，就上海而言，复旦大学徐波的牟宗三佛学思想研究可以视为对杨教授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的补充，上海大学曾海龙的熊十力哲学研究则是对十力学派源头的挖掘。【37】作为杨泽波教授的学生，笔者的哲学立场也与十力学派的这种当代影响有关。

薄者则以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为代表，张教授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后来进入中国哲学。2017年6月，张教授出版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一书，这是他近年来有关中西哲学的一本论文集。【38】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发现，张教授站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中，一方面掘发西方哲学自古至今隐微而关键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并系统反思了近代思想尤其是熊十力和冯契的哲学。他一边将熊十力的学说看作“中国哲学的《独立宣言》”，另一边则盛赞冯契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的做法。当然，张教授最后都以其“实践哲学”的主张加以批判和厘定。这种开阔的哲学视野使他不可能局限在一家一派的哲学中，而是站在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立场上直面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不管怎样，从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张汝伦教授的学问是一种哲学的进路。

诚如郭晓东教授所言，儒学的经学化和哲学化之间的紧张是儒家多维形态中最尖锐的对立。不过，在经学进路没有强势崛起之前，上海中国哲学界的研究本来是在中国哲学史的名义下自成脉络的。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类研究近年来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些研究可以根据“反向格义”的经典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个区块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比如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认识论等等；另一种则是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的划分，比如诸子研究、魏晋玄学研究以及宋明理学研究等等。当然，这些研究也可以有交叉。

就前一种类型而言，从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是一个热点，而这种研究又往往与政治哲学牵涉在一起。2018年12月，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主办举行了“经史之间——古典时期的中国历史哲学工作坊”，向外界宣示了一种不同于经学和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路。会议主要召集人邓辉教授是以历史哲学的进路研究中国哲学的典型，2017年7月，其代表作《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出了修订版，增加了多篇近年来研究该问题的力作。【39】其他几位学者也于近期推出其历史和政治视角研究的作品。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于2018年5月出版《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治政制研究》，该书从反思历史的角度回到作为儒家政制起点的汉代，以“德性政治”为核心系统讨论了汉代政治哲学。【40】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于2018年10月出版《孔教运动的观念想象：中国政教问题再思》，该书不仅梳理了儒家政教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重点考察了近代新儒家的政教观，进而指出政教问题依然是我们的时代课题，关乎未来。【41】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于2019年1月出版《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该书集中体现了作者近几年的为学方法，即一种经史之学的进路，由史而经，进而探究中国思想的起源。【42】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历史哲学，上海师范大学吾淳教授的《重新审视“轴心期”：对雅斯贝斯相关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则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哲学的大视野。【43】此外，就政治哲学这个大概念来讲，其实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有所涉及，比如杨国荣教授、朱承教授、朱璐副教授，以及上海社科院张志宏教授、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等等。【44】当然，也有从语言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比如复旦大学才清华副教授对魏晋言意之辨的语言哲学考察。也有将其研究定位为认识论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张永超副教授等。也有从伦理学角度切入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德安博副教授对中国古代思想中撒谎与假装的研究。【45】也有从本体论角度展开的，比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苟小泉教授有关老子及陶渊明的研究。【46】

就后一种类型而言，诸子哲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无疑是重点。复旦大学林宏星教授多年来专注于荀子研究，2016年12月出版《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荀子思想研究》，2017年1月又推出《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47】。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则深入老子哲学，2017年4月出版《道论九章：新道家的“道德”与“行动”》。【48】复旦大学刘康德教授长期从事魏晋玄学的研究，2017年10月推出其代表作《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的修订版。【49】复旦大学徐洪兴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于2018年10月出版新著《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50】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亦专精于宋明理学尤其专注于阳明学，近年来，新作迭出，2018年11月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这可以视为阳明《传习录》整理解读的一部集大成之作；【51】2018年12月，又推出《朱子思想再读》，以一个阳明学专家的视角解析朱子思想。【52】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哲学史各个区块的研究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是一大重镇，前面是老一辈学者，新一代学者中张子立的研究涉及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何益鑫的研究则侧重于先秦子学。复旦之外，其他学者也涉及此类研究，比如同济大学陈徽教授2017年7月出版《老子新校释译》，【53】季蒙教授2018年6月出版《周易的思想体例》【54】。上海交通大学杜保瑞教授于2017年推出两本著作，《话说周易》和《牟宗三儒学平议》，一本涉及先秦哲学，一本涉及当代新儒家。【55】上海师范大学崔宜明教授2018年出版《从鹏扶摇到蝶蹁跹：<逍遥游><齐物论>通释》；【56】上海电机学院赵丽端2017年出版《在通与独之间——庄子哲学的阐明》，属庄子哲学研究。【57】上海社科院张锦枝主要研究宋明理学。【58】上海健康医学院陈焱近年来聚焦王船山哲学的研究，属明末清初哲学。【59】

除以上各种类型的研究之外，上海中国哲学界的多维视角还有以下几种：其一、观念史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长期从事近代观念史研究，就近两年的作品来看，2017年发表的《重建“信德”:从“信”的观念史出发的考察》可视为一篇代表作。【60】高教授的弟子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副教授分别于2018年6月和7月推出《从“天理”到“真理”——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认识自由论》和《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政治自由的诞生》两本书，关注“自由”观念。【61】上海财经大学吴晓番副教授以及上海社科院鲍文欣亦涉及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教授于2017和2018年相继出版《论责任》和《责任中国》两本书，关注“责任”观念。【62】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副教授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公私”观和“义”观念的研究，也属于一种观念史研究。【63】其二、古典学的视角。同济大学中国哲学在古典学的旗帜下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列成果。2017年12月，柯小刚教授出版《生命的默化：当代社会的古典教育》，力图探索在当代社会开展古典通识教育以及重建古典生活方式的可能性。【64】2018年5月，张文江教授则出版了其《古典学术讲要》的修订本，重申了其通过阅读古代经典而获得生命启迪的古典学立场。【65】其三、地域儒学的视角。吴震教授于2018年1月出版《东亚儒学问题新探》，涉及“东亚儒学”的概念。【66】由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等主编的《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共5辑30册，于2017年3月出版；石教授等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也于2018年1月出版，这两项文献整理工作涉及日本汉学及思想。【67】2018年11月，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上海儒学院等举办的“江南儒学构成与创化”学术研讨会则提出了“江南儒学”的概念。其四、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68】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的研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与华夏传统的关联等问题。【69】其五、身体哲学的视角。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张震从身体哲学对王船山的讨论。【70】其六、诠释学的视角，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近年来提出“德行诠释学”的概念，力图建立一种中国诠释学；【71】上海交通大学王金凤有关宋代经典诠释学的研究亦属此类。【72】

余论

本文的目标是围绕2017-2018两年间上海中国哲学界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评介，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描摹。总体而言，上海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多维视角的态势，各种视角之间既有相互依存和共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和紧张的一面。其中经学和哲学的对立和互动最明显。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分化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反思的结果。具体说来，当以西方哲学裁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反向格义”的研究范式逐渐老化以后，必然有一个儒学走向何处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思路无非两条：一是远离哲学的进路，经学就是这种进路中突出的一种；二则是反思哲学的进路，即依然坚持哲学的进路，但是拒绝对哲学产生教条化的理解。进一步来看，经学和哲学的对立源于对“整全”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经学派看来，经学代表了某种整全性，但在哲学派看来，哲学才意味着真正的整全。这种吊诡的现象说明两派之间的争论或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双方完全可以在进一步的对话和争鸣中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73】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海中国哲学界的范围内，一种多元共存和诸家争鸣的风气正在形成。这样的风气将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出上海的声音并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

2001年9月11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访问上海，在设宴招待环节，德里达于席间有意无意地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句话引发了在座上海学者尤其是王元化先生的错愕，于是他便与德里达进行了一番辩驳和交流。【74】以此事件为导火索，一场遍及大陆甚至延伸至海外的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持续讨论就此产生。十几年过去了，这场国际性的对话所产生的影响余波未了，上海中国哲学界近年来所逐渐形成的多维互动的局面尤其是经学、哲学之辩可视为一个突出代表。有趣的是，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源于上海而又在上海酝酿出一个典型，其中的原因或许只能诉诸于上海中国哲学界的上海性，由此，“海派中国哲学”的概念就浮出水面了。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名”为考察背景的儒家知识论研究》（17BZX124）。本文还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18ECNU－QKT010)以及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道德发展智库”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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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那场研讨会中，有学者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就予以评论，另一方面“ ”还以这篇文章的观点为契机采访蒋庆，并于2017年6月5日发表了名为《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的文章，提出了与杨国荣教授针锋相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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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学者之外，研究中涉及经学的学者还有一些，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王江武副教授，其近期的代表作为《浅论康有为对“孝悌”观念的重新诠释》，《现代儒学》第三辑，三联书店，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亦从事经学研究，其近期的代表作为《日本古钞本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续考》，《历史文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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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张震：《“显诸仁,藏诸用”奚以可能?——论王船山以身载道的道德哲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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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金凤：《欧阳修的经典诠释范式及其有效性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就笔者之见，经学派拒斥哲学，但作为其根本关怀的“整全”问题仍然是一个哲学问题，舍此问题则经学的合法性无从谈起。因此，如果可以消解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的偏见，那么经学和哲学之间的互相理解还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在“中国哲学”的名义下来谈经学问题的一个理由。

参见：《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