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杂论（后七篇）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七日乙酉

          耶稣2019年10月15日

辩异求同莫混同

任何自成体系的学派宗派，无论相似度如何高，相通处如何多，必有与其它学说根本性的不同。儒佛道三家，相似度最高，相通处最多，因为都立足心性，强调德行，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存在很多理义冲突和重大原则区别，百虑并不一致，殊途并不同归。可以求同，还须辩异，切莫苟同、混同和乱通一气。

而古来主张三教合一和所谓贯通三教者，多是乱通。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说：“习比附者，绝望于悬解；喜拉杂者，长陷于横通。”（《新唯识论》）

横通，原义旁通，熊先生说横通，应该强通的意思，本来不可通，蛮横地强通之，不通装通。习惯比附、喜欢拉杂是杂家的特色。杂家可分为儒门杂家、佛门杂家、道门杂家和没有基本立足点的一般杂家，思维混乱、思想混杂是他们的共同点。

或说：

“不可以到事相上去找佛，不可到事相上去寻理。何以故？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悉皆无常，皆不可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既已过去，则不常在。现在的事，如泡如影。既如泡影，则无实在。明日的事，还未到来。既未到来，则不存在。天相地相，悉皆无常，皆不可得。昨日是晴，今日是阴，前时是昼，今时是夜，阴晴圆缺，悉皆无常，皆不可得。因此之故，到事相上去找天理，到事相上去找永恒，那是捕风捉影的痴汉，亦名六道轮回的众生。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脱相证体，万法归宗（心）。借缘悟心，唯心是从，是名克己复礼，是名回归自性，是名往生净土。据理发用，妙用无穷，是名天下归仁，是名万法归宗，是名万法归净土。事亲时，纯然无杂，只是一个天理。事君时，纯然无杂，只是一个天理。乃至发一切用，成一切德，皆纯然无杂，只是一个天理。如此发用，如此纯然，是名天下归仁，是名唯心净土。”

这就是横通、乱通的典型。以儒家名相比附佛教教义，说得动听，实则混同儒佛，似是而非。

不错，两家都强调“证体”和“归心”，但要注意两点。首先，佛教所归的是寂灭无生的佛心，儒家所归的则是仁心，其特征是生生不息、至诚无息、自强不息、新新不已。天下归仁，即天下大同，共同信仰仁本主义，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其次，佛教是“脱相证体”，儒家则反对“脱相”，借用佛教的话说，是“即相证体”。体相关系，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关系，即道器、体用、本末之关系。儒家强调本末不二，道器不二，体用不二，即本质现象不二，本体与作用不二，形上与形下不二，形而上的乾元，潜在于宇宙万相包括一切生命现象之中。

关此，熊十力先生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摧惑显宗记》里写道：

“乾元遍为万物实体，即于一一物而皆见为乾元，是故于器而见道，于气而显理，于物而知神，于形下而识形上，于形色而睹天性，于相对而证入绝对，于小己而透悟大我，于肉体而悟为神帝。彻乎此者，不独无生死海可厌离，实乃于人间世而显天德。人生日新盛德，富有大业，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范围天地之化，裁成天地之道。曲成万物，辅相万物，极乎天地咸位，万物并育，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人禀天德以成人能，即于人道实现天德，天人本不二，非可求天道于人道之外也。”（《十力语要初续》）

又说：

“孟子‘形色天性也’一语，直含佛氏《大般若》无量甚深微妙义，有其长处而无其流弊。《般若》破相显性，何如不破相而于相显性？破之固以遮执，而亦易于耽空，且有性相不得融一之过，故孟子语更妙也。诚知形色即天性，即于世间直证为天性流行，岂复有世间相乎？于一一物象或器界直认为天性显现，岂复有物象或器界相乎？于小己直证入天性，岂复有小已相乎？孟子即相显性，则不待破相而相缚已无。”（同上）

这两段话，说明了佛道两家的原则区别。佛教主张“脱相证体”、“破相显性”，自然认为“不可以到事相上去找佛，不可到事相上去寻理。”儒家认证性相不二，故可即相显性。格物致知，下学上达，就是通过事相体征天理。

儒家认为，一切事相都是物，都是人类可“格”的对象；一切事相的知识，都是人类该“致”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包括道德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关于知识的分类，详见东海《道德科学初论》），都是智慧的组成部分，而智慧则是通往道德的桥梁。到了最高处，德智统一于良知天理。

2017-11-1

儒学何以无漏

儒学无漏，是指圣言圣经无漏，基本原则和重大义理无漏。形上形下，内圣外王，五伦八德，五常八目，极天道之高明，道人道之中正，全体大用，用大体全，何漏之有？

有漏的是人。人在养就圣德、抵达圣境之前，都难免有漏。有漏，意谓有缺陷，有过失，有种种问题。历代儒家个体群体的思想和实践，包括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出现种种差错，都是难免的。但不能将这些差错归结或追溯到圣人圣经上去。

注意，无漏指原则没有缺陷，并非拒绝开放和发展。恰恰相反，孔孟的“义”，《易经》的“变易”，《中庸》的“时中”等等，都为儒学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支持。儒家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与时偕宜、礼以义起的时代性，无不植根于原则之中。

儒学无漏，就像种子圆具根须树木枝叶种种信息，就像仁性圆具万德，太极圆具万物，“万物皆备于我”。如果身体德性不能不断成长，宇宙万物不能不断发展，说明太极和仁性有漏。同样，如果儒学没有开放性发展性，说明根本处有漏。

方君曰：“系统和根本的正确和某一方面的先进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此言极是。之所以说儒学无漏，就在于系统和根本特别正确全面。儒学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具有无必无固的开放性、与时偕宜的发展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根本原因在此。

无缺无漏，是为圆学，是为最伟大的文化。

伟大的文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元首，伟大的文化，相辅相成，一荣俱荣。其中文化又最为重要、关键和根本。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圣王之所以最伟大，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伟大。这是真正的中华魂，天下第一文化，人类第一福星。

2019-10-8

关于“佛学漏了外王”答客难

东海言“佛道两家，漏了外王之学，极高明而未能道中庸也。”老x批评曰：

“兄漏见乎？其一、汉初黄老之学大获成功，丝毫不让儒学独尊有获时期；佛门制君王之强权于信仰之超越的《君规教言论》，其善巧方便让君主自作检点善于用人”云。

谨答以三点。

第一、汉初政治非道家，而是儒道并驾。详见东海《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一文。

第二、黄帝非道家。黄帝败炎帝，杀蚩尤，一华夏，在位期间，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等，是个大有为的天下共主，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功文治，卓然无匹。于此可见，黄老并称，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

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五帝政治及其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

《白虎通》明确指出黄帝所得所行就是中和之道：“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第三、人道政为大。儒家对政治的重视和关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现于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制度建设各个方面，制度建设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春秋》《尚书》及“三礼”都是外王经典，尤其是《春秋》，关于政治的大义微言，至广大而尽精微，既无所不包又无微不至，精义入神。《诗经》《易经》和四书也都大量阐述王道政治的要义和大义。佛学对政治不无关怀，但都诉诸于文化道德层面，即使“制君王之强权”，也并无制度考虑。

当然，佛学作为出世法，“漏了外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佛学也像儒学那样，有建设王道的雄心和措施，有自成体系的政治理论，三纲八目俱全，五常五伦并重，那就不成其为佛教了。2019-10-8

就差那么一点点-----儒佛辨异

一

儒佛两家都强调治病救人。动机都很好，发心都很大，都是为了把人救出各种苦难。佛教的心愿尤其大，不仅治人的病救度全人类，而且范围扩大到鬼畜等“众生”。

但是，两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有别。

先说目的。佛教的最终目的在彼岸，是要把人救出世间，度到“三界”外，“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金刚经》）

佛教只讲万法归一，不讲一归万法，所以把“万法”、把宇宙万物及人的生命全都视为“一”的幻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或者说最大的意义就是从万法中，从一切现象（包括肉体及精神）中解脱出来，永离世间，归于“一”，归于“无余涅槃”。

随意网友曰：“‘无住而生心’是在‘心出世身入世’上更上一层：‘心出世、心再入世’（经过出世洗礼的第二个心不同于第一个心）……佛道以‘出世’为重心，因为这是‘入世’的先决条件。”云云。

此君不乏佛学修养，但此言实已有违佛教宗旨。因为，对于佛教来说，“出世”是根本追求，是“最高理想”，不能当作“入世”的先决条件看待。“心出世身入世”也好，“心出世、心再入世”也好，都不是最终目的，都仅仅是“度人”的方便。大乘菩萨乘愿重来，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度离世间。

二

儒家的最高目的在此岸，是为了把人度到“良知”之中，让人成德成圣。儒家也很重视“性与天道”，但特别强调现世现实，认为离开了现实世界别无天道可言，离开了生命现象（包括肉体及精神现象）别无本性可言。

佛教是“出世还家”，把最终归宿安置于“西天极乐世界”或“涅槃”，要求信徒疏离政治、社会乃至家庭，最后跳出三界外；儒家则是“就地回家”，从事事物物中去明明德、致良知。佛教的佛要脱离三界，儒家的良知佛（圣人）则是即世即身的成就，而且只有世间才能成就。“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大同理想就是儒家的“东方极乐世界”。我说过：

在发现更加适宜人类生活的星球之前，儒者的良知国、佛国就在地球上，致得良知、识得仁性者就是良知佛。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将世人的良知普遍唤醒，从中国开始、把人世间建设成为良知世界、良知佛国、人间净土----大同理想的最高境界，此乃东海的最高追求，也是东海派世世代代的理想和伟业。（《东海之骂》）

只讲万法归一，不讲一归万法，“离世觅菩提”是必然的。“一”为性，为本体，为菩提，“万法”为相，为现象，为世间。不讲一归万法，重体轻用，重性轻相，重菩提轻世间，在所难免。

佛教强调“不离世间觉”、“不许离世觅菩提”，其实在根本处仍有性相割裂之嫌，原因就在这里。抛开世界求真如，抛开现象求本质，在根本上毕竟仍是“离世觅菩提”了。熊师十力说佛教有“反人生、反宇宙”的倾向，道理也就在这里。

三

重性轻相的流弊是很大的，比如缺乏科学精神（对格物致知没有兴趣），制度精神轻视外物，轻视外境，轻视现世，轻视世间各种知识学问乃至是非善恶的分别等，所谓“人生如梦”，正是末流“轻相”者的人生态度。

随意网友与东海争辩，强调“体上着眼,跟谁都是哥们儿”、“释尊跟提婆达多是哥们儿”的观点，也是“轻相”的征兆。（详见《三复随意网友》）。

释尊在世时曾与提婆达多的“邪说”作坚决斗争并视之为不可救药者逐出教团，而提婆达多则多次企图谋害、暗杀释尊。如果这算是哥们儿，那也是一种极特殊的“哥们儿”，势不两立的“哥们儿”，不是世人可以理解的。

说提婆达多是释尊前世最初发心学佛时的老师，其分裂教团、发表邪说、折磨并企图谋害释尊是为了“引导释尊”，乃是某些佛经的说法，东海不置可否。但要警惕这种说法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作恶犯罪的借口。

前世是前世，今生一是今生，动机是动机，结果是结果，有联系，但不能完全混同。即使佛经上述说法是真的，释尊也没有因此在提婆达多“叛变”后仍“跟提婆达多做哥们儿”。这体现了释尊对佛法的责任感，可见释尊本人还是有谱的。

“体上着眼,跟谁都是哥们儿”这话本来没错，这正是儒家“民胞物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通俗化表达。随意网友错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分清本体（性）与现象（相）的区别，所以才会与东海争辩不休。

本体与现象不二亦不一。“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不二；而现在，人人各异，物物不同，“亲亲仁民爱物”，不能不有所分别，区别对待。在大善大恶大是大非面前，更是一点含糊不得。

本体无善无恶、非善非恶，超越善恶，但在现象界，善是善恶是恶，是则是非则非，不能任意混同，更不能用恶的手段去达成“善果”。象某些佛经那样，将提婆达多的邪说及其毁害如来的恶行说成“微密妙行大方便”，这在儒家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论动机如何，恶行就是恶行，在儒家看来，为了善的目的而行恶以及打着善的招牌的恶，都是比单纯的恶更可怕的。

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有海外人士一边对东海谎谣攻击，一边却私下表示是为我的安全着想。理由是东海名头太好，只有多泼污水，才能帮我逃避横祸云云，令我齿冷。而今想来，那种“说法”或许是受到某些佛经的启发吧。

四

儒佛两家治病救人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儒家治病救人是不拘一格、“不择手段”的，在仁本立场上，任何方式方法手段都可以使用。格物致知是科学手段，诚意真心是道德手段，齐治平是政治手段，任何手段都可以修身，都归结为修身，修成仁义之身，良知之身。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法律的健全、制度的优化、政治的文明特别重要，所以儒家队这一个方面也特别关注。儒家的礼学、外王学就是关于制度建设、政治文明的学说。

佛教好讲方便善巧六度万行，但碰上政治就不“方便”了。六度万行，偏偏排斥制度和政行（政治行为）。佛教的“五明”，都在儒家的方法之内，佛教的“五明”却涵盖不了“制度明”。这就是“用”上不全面。根据体用不二原则，用的问题就是体的问题，所谓“全体大用”，用倘有缺，体焉得全？

作为个人“修养”，佛教对于某些人是很好的法门，作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显然儒家要适合得多。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对于儒家怎么尊、怎么崇都没关系，越尊崇越好。自古以来，崇儒、皈儒的人普遍高尚，尊儒的王朝都相对文明。崇佛也是好的，但如果崇过了头、崇佛甚于尊儒甚至以佛压儒，那就有问题了。个人如何因人而异，崇佛过头的时代或王朝往往很乱，如南北朝。

曾有“梁上君子”偷盗六祖首级，寺僧认为“梁上君子”这么做也是出于对六祖的爱戴和对佛法的向往，为之说情，要求官府莫究。作为出家人，这是慈悲为怀。但是，世法毕竟与佛法有异，如果对于犯罪行为不予追究和问罪，那么，社会就乱套了。

佛教有其特长和优点，对于儒家和人类社会，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它一个恰当的定位。比如，无论怎样自诩圆满，佛教终究“融”不了儒家外王学说，“融”不了政治制度，“融”不了很多世间法。当然，作为出世法，这无可厚非。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罢了。这是局限也是特点，它如果真把这些东西“融”去了，也就不成其为出世法了。

另外，要治病救人，首先要解决“欲望”问题。因为，人类的各种毛病，人世间各种问题，往往出在欲望的过度和不良上。

佛教对欲望的态度十分严厉，强调禁之绝之；儒家反对纵欲，但也不赞同禁绝，而是主张节制有度和良性引导。显然这是最合乎人性、人道也最合乎本性和“天道”的。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尽管严厉了些，其实仍有分寸。因为宋儒要灭的是不良的欲望，正常的欲望是被宋儒视为“天理”（实为天理的作用）的。

欲望本是“性体”（即道体）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乃至生命延续的必要，一种非善非恶、超越人间善恶概念的至善力量。强行禁绝，属于“逆天而行”，于个体利弊难言（因人而异），于社会则绝对是利少弊多。

小结

儒佛两家人生观、价值观的种种差异，两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差异，无不根源于两家本性论（即本体论）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东海在《大良知学》中论之已透，广而言之千经万论，概乎言之两句话八个字：良知生生，真如无生。一字之差而已。

佛教自诩圆融，比起古今中外各家各派，佛法确实高明，比古今中外诸家学说包括比道学（道家学说）都高明。佛徒往往好辩也擅辩，自古以来不少佛教大师都是“辩”遍天下无敌手的，教义的高明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佛教终究不够圆融，终究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到位。小乘不要说了，大乘包括始、顿、终、圆诸教，终究未能圆证“道体”，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相比，终究隔了那么一点点。东海虽对佛经博览深研，上求下索，最后还是皈了“仁教”，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2010-3-7

所谓王道，在儒一方

很多人谈王道往往悬空而谈，不知王道有其具体内容、要求和标准。王道政治，道是中道，允执厥中，道统高于政统；政是仁政，仁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治是德治，德主刑辅，尊五美屏四恶；制度是礼制，礼乐刑政俱全，包括经济民有制（井田制崩溃之后）和教育科举制（科举制出现之后）。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的基础问题。王道政治兼具道统、传统、民意三重合法性。道统合法性来自于以儒立国和治国，传统合法性来自于政统传承或历史传承，民意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对于王道政治来说，道统合法性最重要，可以涵盖民意合法性。民意合法性最基础。

王道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爱民是国家的第一责任。对于人民合理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只有维护、保全的责任，没有侵犯、剥夺的权力。人民的奉献牺牲必须是自愿的，是源于自我道德驱动而非外力强制强迫。人民不爱国，国家不可爱，罪在政府和领导阶层。

真正的中国是中道之国，建设王道，实行礼制。新礼制汲取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经济上以私有制为基础，教育上实行新科举制。未来中国将从制度上落实“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的原则。详见《中华宪政纲要》。《儒家文化特区构想》也描绘了未来中国的雏形。

东海儒宪主张，中华元首的产生，选举权归三界精英，以便更好地选贤与能；否决权归全体人民，以有效保障人民主权。但这只是儒宪初期的“临时约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儒化的深入和民众德智的提升，选举权可以逐步扩大，直到全体人民。

王道善善恶恶恰到好处。这是民主政治望尘莫及的。民主政府往往恶恶不足，对于邪恶，一则认识不清，二则惩罚不力，常常纵容姑息，流于妇人之仁。废除死刑、绥靖两极就是“恶恶不足”的典型症状，都是仁爱不足的表现。有的政府甚至沦为《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中的主人公，充当两极势力帮凶。

或谓佛教也关怀政治，所以也是王道。这是不明王道真义、政治真谛的外行话。

并非对政治有所关怀和介入就是外王。古今中外很多学派宗派，都很关怀政治并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西学马学更是全心全意投入政治。但是，拥有王道学术和追求者，唯有儒家。所谓王道，在儒一方。

外王学是儒家特有的政治学，有一系列的大义微言，有一系列仁民新民、敬天保民的政治要求，有特定的理论指导、道德规范、政治模式、制度架构、法律体系和社会理想。王道政治，上有道统，旁有学统，自有政统，制为礼制，礼乐刑政兼备；政为仁政，辅之以义刑义杀义战。

外王建基于内圣，内圣扩充为外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缺一不可，同归于仁。人道政为大。儒家既立足于人道，最关怀政治，又通达地道天道，执太极之大象。

《說文解字》解王字说：“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王道能够三通，政治最为文明，自然近悦远来，终将天下归往。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政治，西学正而不中，弊端深重；佛道从理论到实践，亦蜻蜓点水。佛道对政治的关怀堪称旁观式、贵客式和远距离的，相比儒家切实深入无微不至的、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的关怀，焉能相提并论？两家学说虽然高明，立足点不在人道，不足以建设王道政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如理如实的判断，非门户之见也。

2019-10-8

欲求中道只儒门

一

儒家即中道，中肯中正，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四书五经，都是围绕着中道展开的，都属于中道经典，尤其是《中庸》，对中道的精微广大高明中正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述。

中道落实于行为，就是中行。“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

儒家不仅反对一切不道德的“东西”，对各种道德元素及规范本身也保持相当的警惕，各种美德也要讲究“度”，过了度就有可能变成过失乃至错误。例如温良恭俭让五德就有其度，不能无限拔高。“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恭就为左丘明和孔子所共耻。

欧阳修认为：“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易经》小过卦辞）三者，是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易童子问》）过恭过哀过俭，于个人为过失，于政治就会患生乱起。

就德行而言，狂狷虽不合乎中行，也值得肯定。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即行得其中，中道之行。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就是《洪范》中的皇极。孔颖达疏：“皇，大也；极，中也。”正义曰：“极之为中，常训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诗》云莫匪尔极，《周礼》以为民极，《论语》允执其中，皆谓用大中也。”

皇王同义，皇极即王道，就理而言为极，就事而言为道，理事不二。《洪范》说“皇建其有极”，意谓政治的建立有其法则，建极意味着“允执厥中”地建立中道的统帅地位。建其有极，也就是为民立极。《尚书·君奭》：“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中道必然不二，儒家道德和政治不二，内圣和外王不二。只有儒家内圣学，才能培养自强不息的君子，成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只有儒家外王学，才能实践天下归往、天下归仁的王道政治，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其它任何学派宗派，皆不足以成就圣德、实践王道和实现大同，亦非佛道两家所能。佛道虽然极高明，未能道中庸，在政治上亦开不出礼制和王道来。

儒家中道，本体和作用不二，本质和现象不二，形上和形下不二。也就是本末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全体大用，体大用全，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度、一切时代、一切人类。

关于本末，《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有本末之别，有始终之分。如大学之道，三纲领为本；三纲领以明明德为本，八条目以修身为本。这里的身，包括肉体身和意识心，归结于仁。仁是最大的本，最高的道，于人类为道心，于宇宙为道体，道器不二。

对此不二法门，孔孟和历代圣贤君子无不具有高度的自信。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

二

儒家中道，大中至正，普适性真理性至高无上，故具有不可超越性。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政治应该改革，可以超越，但道不能超越。这里的道指先王之道，即王道。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逃离墨学，就会归入杨朱；逃离杨朱，就会回归儒家。回归了，接纳他就是了。杨墨可以超越，但儒家不能超越。

儒家不可超越，是中道不可超越，君子之道不可超越，因为它们可以不断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无止境，不封顶。《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费而隐，即“至广大而尽精微”义。论广大，其大无外；论精微，其小无内。因其广大，愚夫愚妇也可以有所知有所行；因其精微，圣人也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朱熹说：“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中庸集注》）

对此广大又精微的君子之道，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对于“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的神圣境界，亦步亦趋都来不及，终身追求都未必行，怎能奢谈超越，谁又能够超越又能如何超越？超越论貌似高明，其实狂妄。一说超越，必有偏离。

儒佛道伊都讲中道，都认为自家的道才是中道。但据实而论，唯有儒家经典才是对中道最正确的表达，唯有儒家圣贤才能“允执厥中”。作个比喻，大象是唯一的，但诸家所执不同，或执其鼻，或执其尾，或执其头，或执其腿。唯有儒家，执大象之全体，证中道之真实。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此言直中佛道两家之病。索隐行怪，为道远人，远于人伦日用，偏离人道之常，故孔子对道家人物既有赞赏又有批评。佛教也自称中道，毕竟不是大中，以中庸眼光照看，洞若观火。

儒佛道三家既有相通处又有大歧异，对于道家，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深刻批评。对于佛道两家的错误和弊病，历代儒家批判者众，或极其严厉，有破无收，完全否定，辟之如敌；或相当温和，有破有收，有所肯定，融之入儒，态度角度因人而异。

对于两家的态度，东海属于温和派。我认为，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好的道德学。我对两家可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故既有批驳又有赞肯，一秉至公发乎至诚，批驳赞肯皆不逾矩。

有些儒佛道兼修者，自以为超越三家，人亦以博取三家精华而称赞之。殊不知，三家兼修而不能归宗于儒，又不以佛徒道士称，泛滥无归，没有基本立足点，便只能是杂家。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杂家中有倾向儒家者，如《吕氏春秋》，我称之为儒家副经，但杂家著作倾向道家者更多，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三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若非道家，便是杂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认为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唯道家圆融周该，尽善尽美。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大意是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所言不符合事实。儒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统形上形下于一体，集内圣外王之大成，内则格致诚正，外则齐治平，内外统于修身。道家绝圣弃智，有严重的反礼制和反知识倾向，于六经唯推崇易经，于易经只学得半部，怎么谈得上“采儒墨之善”？相反，儒家才有资格说“集道墨和诸家之善”呢。

真正具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特征的学说是儒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些定论，放在儒家身上，才是天衣无缝的。没有道藏及佛经，中国仍然可以是中国，没有了四书五经，中国就不是中国了。仅此一点，足以判定儒家更加重要更加中道。

司马谈特别推崇道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是道家出身，“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向一位姓黄的道家人物学习道家学说。虽然学易，显然是从道家的立场、虚静的角度去理解易经的。

黄子何许人也，记载更少，只知他为景帝时博士，好黄老之术,景帝时,曾与《诗》学博士辕固生争论过汤武革命问题。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高度正义，黄子则认为汤武革命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可见这位黄子思想水准。司马谈以之为师，向他学习，立场和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谈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靠谱的。他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意谓儒家学说广博但不能抓住要领，花费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虽有肯定，还是贬低了。儒学说广博当然广博，说简单特别简单，《易经》三原则：简易，不易，变易，讲得就是儒家的特点。论其要领，不外乎中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王历代相传的就是“允执厥中”的中道，中道之学也就是仁学，内为圣学，外为王学。

司马谈由于偏见作祟，导致学术观、历史观和政治观有失中正，未能对儒道两家作出正确的评判，误导后人不浅，其子司马迁也在所难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氏所述三点中,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点：“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老之学不可能超越六经，而儒家六经则可以涵盖黄老。

对于道家和老子，抬举过高和贬斥过度都不正确，儒家应该给予如实的批评和合理的定位。非者非之，不对之处，否定异议，毫不留情；是者是之，正确之处，同意肯定，礼所应当。

四

儒佛道三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又是主流中的主流，应该占据主体地位。杨雄《法言》说：

或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

意谓孟子不仅懂得圣学的要旨和道德的奥秘，而且能践履实行，诸子就做不到。这就是孟子和儒家高于诸子的地方。孔孟不属于“诸子”的范畴。

明儒吕坤说：

“尧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及。后来人胜他不得，却寻出甚高难行之事，玄冥隐僻之言，怪异新奇、偏曲幻妄以求胜，不知圣人妙处，只是个庸常。看六经四书语言何等平易，不害其为圣人之笔，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嗟夫！”

“庸常”正是圣人妙处和不可超越处。南怀瑾先生喻儒家为粮食店，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应居主导地位，就像粮食应该在饮食中为主要内容一样。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少宗教也倡导孝，唯有儒家之孝，最为合情合理合乎中道。

因此，只有儒家圣贤，才是中道圣贤；只有四书五经，才是中华正经；只有儒家政治，才是王道政治；只有儒家王朝，才是中华政权；只有儒家道统，才是中华道统。佛教有其道统（法统），道家也有其道统，其传道脉络可以从老庄上溯尧舜乃至黄帝，与儒家颇有重叠，但佛道都不足以代表中华，在道德和政治上，只能是辅助性系统。

没有比儒家更中正的中道，就像没有比四书五经更伟大的圣经一样。欲求中道，唯入儒门。

2016-7-7

儒佛道微论

【答客】或问：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答：国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包括儒佛道家、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等。传统文化以儒佛道三家为优，儒家又是优中之优。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儒家五常道，涵盖五伦四维八德。

【答客】或问：中华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其与现实生活实践有什么密切关联？答：儒家文化的价值是永恒的，普适于一切时代，可以引导个体自立自达，成德成圣；可以指导政治趋向文明，建设王道；可以提升家庭、社会的和谐幸福度，可以对治各种极权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体全用大，大用无疆。

【答客】或问：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交流对话？中华优秀文化对人类未来发展有什么重要价值？答：面对外来文化和西方文明，儒家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坚定立场，允执厥中，确立大本；一方面又要从善如流海纳百川，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内圣是人类最好的精神栖居，王道是未来最好的政治道路。

【儒经】有一句西哲妙语：“沒有书籍的屋子如同沒有灵魂的肉体。”东海曰，沒有中华经典的屋子如同灵魂漂泊的肉体。除了儒佛道三家，古今百家都不足以为灵魂提供真实的家，而儒家又最为真正、中正。人生之成功和幸福莫过于宅于中国宅于仁。也唯有仁义群体才能重建中国。

【击蒙】或说信仰中国人无宗教无信仰，只有实用主义的崇拜。睁着眼睛说瞎话。儒佛道都有形而上的信仰，都不是实用主义的。佛道作为宗教，比耶教、伊教等其它神本主义宗教，品格高得多，儒家天道信仰，又更加高级中正，大中至正，可谓不是宗教，远胜宗教。

【骄妄】狂倒无妨，妄则不可。道家杂家往往骄妄而不自知其骄妄。有名家认为儒家狭隘，试图兼取儒佛道诸家的优点而超越之。此君虽然倡导虚静，强调谦德，不知自己骄妄得没边了。这种骄妄其来有自，来自于道家两大宗师。老庄讥评孔子批判仁义，妄言妄语没边没谱，带坏了后世无数无根之人。

【骄妄】真正的、最高的谦德，是面对真理正义和圣贤君子的谦虚。这种谦虚，恰恰是各种异端外道所缺乏的，佛道两家也有所不足。佛道是出世法，极高明而未能道中庸，尽精微而未能至广大，谈玄说妙，驰虚蹈空，论及儒家，惯于明里暗里贬低之。他们理解不了儒家立足于器世间而道器合一的圆满。2017-4-18

【人生】曾经痴迷老庄，差一点进了道门；继而痴迷佛学，差一点进了佛门。但此心与两家终究未能圆惬，终究差一点。亦徜徉西学数年，神学粗陋，一蹴不就；自由主义不错，但限于政治，不足以安心立命。唯有儒家才是最伟大美好的思想、精神、心灵之家，唯有儒家才能汲取古今中西各派精华而超越之。

【人生】佛道两家，虽然得乎道，未能得其全，诚之功夫不足故。不偏不倚，至正至诚，唯我儒家。学佛学道皆大丈夫事，学儒更是大丈夫事。然佛道亦颇为博大精深，加上卷帙浩繁，若不能下大功夫，熟读深思深入其中，继而博学慎思超乎其外，很难辨其不足，很容易迷而不返。

【老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读老庄而不学儒的人，难免索隐行怪，言行偏颇，耽虚滞静，为人或不乏可敬之处，齐家治国往往不行，或没能力，或没兴趣。如老庄本人，如《论语》中介绍和《庄子》中描述的那些隐士高人，如竹林七贤，属于道家中高优者，还不乏可观之处。低劣者则不足挂齿矣。

【理学】儒佛道都说心性，都归结于心性，以心性为本。或认为佛道的心性论比儒家更加高妙，或认为佛道两家虽然说得不尽中肯，没必要批评它们。这两种看法，朱熹有过驳斥。他说：“今人见佛老家之说，或以为其说似胜于吾儒，又或以为彼虽说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与之辨。”

【理学】程朱辟佛老，秉持的是“是是非非”的春秋精神，绝非出于意气之争门户之见。钱穆说：“惟朱子真识得禅，故既能加以驳辨，亦能加以欣赏。今谓理学即自禅学来，此固不是。谓理学家辟禅仅是门户之见，此复不是。然欲真见理学与禅学相异究何在，相争处又何在，则非通览朱子之书，亦难得其要领。”

【理学】理学即中庸之道。道及中庸不易行，亦不易辨。《王阳明年谱》记载：王嘉秀、萧惠好谈仙佛，先生尝警之曰：“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非测忆所及也。”

【理学】道及高处，非圣人不能圆证圆说。王阳明出入三家，究析道体隐微，严辨儒家与佛道根源处毫厘之差。可是，他自己对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理解就有狭隘之嫌，导致阳明心学中科学精神不足，对“下学”、“道问学”的不够重视。王阳明儒之大者，贤之大者，然离圣境犹一间未达也。

【理学】陈白沙《答陈秉常询佛儒异同》云：“自古真儒皆辟佛，而今怪鬼亦依人。蚁蜂自识君臣义，豺虎犹闻父子亲。”对于佛儒异同颇能辨别。然他沾染了禅味而不自知。其学术以“自然”为宗，有耽虚静、轻学问之嫌。论学术，朱熹比王阳明更中正，王阳明又比陈白沙更精纯。

【建议】儒佛道统称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其实三家三观和立场方法大不同，对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看法大不同。今后各家人物发言，最好亮明文化身份，大家为自己的观点言论负责，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避免此家人生病、别家被灌药的现象频繁发生。如丁璇女士就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儒家，相信也非丁女士所愿。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开头就将常道与言语割裂了，神秘化并架空之。故轻视文章和知识，进而轻视甚至排斥文化和文明，重道体而轻作用，重道德而轻规范，就是道家逻辑的必然。常道不易道，并非不可道。仁义礼智信就是五常道，吾家圣人道之何等中正。道不可道，始非常道，非人间正道。

【老子】或主张“只说自家是，不说他家非，免起无谓之争执。”这种态度未免自私冷漠甚至乡愿。儒家要对天下后世负责，故对于人间万事和中西百家，都必须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于是的善的，必须予以实事求是的赞肯；对于非的恶的，必须予以如理如实的批判。

【因果律】因果律是宇宙生命的铁律。儒佛道都懂因果，讲因果，唯儒家所讲最为真实、真诚、真正，不杂一点玄虚、虚夸和荒诞色彩。例如，前身后世如何，儒家置而不论，只讲现世和现实。真而正，极真至正，这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是儒家与其它家的重大区别。

【儒道】陈鼓应认为，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主干，过于抬举了。道家确也得道了，但所得只是地道。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就是地道坤元的特征。其高明在此，不足亦在此。雌性文化不明天道，不足以充当中国文化的主统和哲学的主干也。

【儒道】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也没有错。玄牝之门形容坤元，而坤元也是万物资生的道体。《易经》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只不过，坤元作为地道，还要顺承天道，坤元之上尚有乾元。“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归根结底，乾元才是第一性的天地根，天地万物最原始的资本。

【儒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得道之士也是如此，得坤元而小百家，得乾元而小道家。坤元虽然“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相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乾元，终究是下位法，属第二性。得乎乾元，自明地道；得乎坤元，不明天道。这就是儒道两家的最根本区别。

【儒道】道家的本体论、功夫论、人生观、价值观都带有雌性的特征，虚静，阴柔，退敛，与儒家健动、阳刚、进取不同，原因在此。“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元也有刚动的侧面，但以静为主，故“主静”就是道家特色。儒家也讲定静，也做静坐、静心功夫，但不能“主静”，只能“主敬”。

【儒道】《周易》乾坤并建，仿佛二元，其实一元，归本于乾故。分而言之，有乾元有坤元，其实两者是主次关系，坤不能代表乾，乾可以代表坤。就像一个家，分而言之，父母都是家长，实质上父亲才是可以代表全家的真正的家长。儒家直证乾元，本就乾坤并重。道家知其一，无之毫无关系，有了不妨居以辅统。

【佛道】南山说：“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说明老子意识到乾雄的存在，但仍以坤雌守之，此所谓知之而不能行之，是以终不能尽知也，如其真知乾雄优于坤雌，而不至于一味守雌，定有另一番论说。所谓不得乾雄之奥妙之大用，不能入儒家真正刚健雄奇之门。”没错，知而不行必非真知，真知必有其相应的言行。

【儒道】一阴一阳相得益彰，一儒一道则未必。历史上道家及佛道两教往往不守出世法的本分。魏晋南北朝，道家凌驾于儒家，败德害政；唐宋元明清，佛道常常兴旺过度，利少弊多。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王多主张三教合一，导致政治不正，流弊深重，故宋明诸大儒多以排斥佛道为重任和要务。

【儒道】或问：坤既然不能涵盖乾，如何会有刚健的侧面？答：母亲不能代父，母性主乎温柔，但也有刚健方正的侧面，古来危难关头，贞烈女子不少，这就是“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但是，女子最贞烈，终究非男性；母亲最能干，毕竟非父亲。女性当家，非家庭之福也。

【儒道】政治中君君臣臣，家庭里夫夫妇妇，社会上男男女女，文化上儒儒道道，儒儒佛佛。这是良序的保障，礼制的要求。所谓儒儒道道，就是儒家要有儒家的样子，道家要守道家的本分。出世如陈抟王重阳们，劝君王重治道、重民命；入世如张良李泌们，劝君行仁义，为政用儒术，都不失为好榜样。

【缠夹】论理最怕儒佛道缠夹。如“仁者无敌”论，本意就是仁者不可战胜。很多人胡乱引申，或谓仁者没有私敌，或谓仁者不把敌人视为敌人，或谓仁者活在无对无诤无分别的一元境界里，没有彼此的分别更没有善恶的敌对。都是缠夹，杂染了佛学，自以为高明，其实是混扯，无意中否定了儒家正理和历代圣贤。

【儒道】或谓真儒必然尊重老子，不会批评道家。殊不知，孔子固然尊老，但对道家也有多次直接间接的批评。包括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熊十力等等在内的历代大儒，对佛道无不持严厉批判态度。东海认为，对于佛道，论文化不妨视为辅统，辅我儒家；论理义不容丝毫混杂，严辨歧异。

【儒道】或谓先秦儒道不分家，此言不确。孔子之前没有儒家学派，老子之前没有道家学派。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中道文化之大成，为儒家创派大宗师。故以六经为载体的儒学就等于中道文化。而道家“偷得易经半部”（康有为语）而另作《老子》《庄子》，源于中道而另辟蹊径。2017-9-25

【儒佛道】道家蔽于地而不知人，亦不知天---只知地道之柔静，不知天道之乾健。佛教耽乎空寂，其弊近似。佛道值得尊重在此，不宜信仰亦在此。唯独儒家，彻证天道，将天道、地道、人道圆满统一。故唯儒家，能乾坤并建，能明太极、立人极而建皇极---建设王道政治。

2017-9-26

【儒佛道】对于儒家，不可反，亦不可言抑和超。反儒是背道而驰，抑儒会偏离中道，淆乱根本。言超越，也是狂言妄语，徒然自欺欺人。没有比圣德更高的德行、没有比王道更好的政治、没有比儒家中道更加高明中正广大精微的道术矣。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儒佛道】三家三观不同，立场原则不同。以佛道思想解释圣经圣言，或者以儒家义理去解释佛语道语，就会缠夹不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然万物有高卑贵贱之别，故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道并行而不相悖，然道有圆缺高低之异，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家道不妨并行，事则不必相为谋，理亦不可相混杂。

【儒佛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贤不死，盗贼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诸如此类道家话语，深刻而偏激，高明而不中正，孩童读之，毫无意义，徒增混乱和困扰。某些儒家学者以儒理强为之辩解，成了不儒不道不伦不类的杂家，还自以为高明。

2017-9-26

余东海集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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