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孔子》: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和传播孔子

栏目:电影《孔子》
发布时间:2011-01-0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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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沂

作者简介:郭沂,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科隆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威斯康星大学富布莱特研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著有《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子曰全集》《孔子集语校注》等。


 


《孔子》: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和传播孔子
作者: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原载《电影艺术》2010年第2期,略有删节


将孔子搬上银幕意义重大,但难度也不小。电影《孔子》自公映以来,争议不断。虽然绝大部分孔子研究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我觉得这部影片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孔子

1、孔子的事业和电影的片面取材

孔子一生的事业主要有四项,一是政治事业,试图重振周政,二是创办私人教育,三是整理历史文化典籍,四是建构思想体系。

孔子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东周”,复兴文武之道。他三十五岁东游齐国,与景公论政时,就提出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著名政见。五十岁左右,由中都宰升迁到大司寇,后来由大司寇行摄相事,由此参与国政三月,政绩斐然。他周游列国十四载的主要目的,也是施展政治抱负。可惜孔子生不逢时,壮志难酬,临终无可奈何地发出“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绝唱。

孔子一生最成功的事业是创办私人教育。他年轻时就授徒设教,终生不辍,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他对人的心理有深入细致是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卓越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至今仍然被奉为圭臬。孔子以六经为教材,所以其教育活动是与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交织在一起的。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晚年又整理《周易》,并根据史书作《春秋》。夏商周三代古史得以不坠,我们不能不归于孔子之功。

不过,孔子一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还是他建构的一套思想体系。根据我多年研究,孔子思想有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和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尤其孔子晚年学《易》以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孔子的这四项事业中,政治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尤其周游列国一事,按照我的考证,孔子自视为“大过”,即重大过失或错误。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孔子看来,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由此看,电影《孔子》以孔子的政治事业为主线,虽然加强了电影的戏剧性,但其所表现的恰是孔子的弱项,甚至无意中夸大了孔子的“大过”。所以电影《孔子》所塑造的是一个失败的孔子,片面的孔子。

2、孔子的圣人形象与电影的矮化

前几年,学术界热议儒学到底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宗教的问题。其实,哲学和宗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如以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内涵来衡量,儒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但若以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性质和作用看,儒学既是哲学,也是宗教,因为它不但提供了一套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也提供了一套信仰的体系。也就是说,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大致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之和。如此看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西方文明中的苏格拉底+耶稣。

“圣人”是中国人对孔子的定位。作为圣人的孔子不同于苏格拉底,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还具有神圣性;也不同于耶稣,因为他虽然具有神圣性,但不是神的化身,而是一个凡人。所以孔子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正是在平凡之中显示出他的伟大。

我们都知道,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学就成为官方学术和整个中国文化的主干。其实,在诸子百家中,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儒学,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六经为春秋以前中华文明之结晶,而孔子以六经为教,最为全面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学代表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主脉。另一方面,儒学为“内圣外王”之学,最为全面地探讨了人生、社会、宇宙的道理。可见,孔子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思想之正统,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无愧于“至圣”的称号。这就是本来的孔子形象。

以这个孔子形象来反观电影《孔子》,不难发现,这部电影更多地表现了孔子平凡的一面,而圣人的一面显得不足。但从其有限的取材看,这部电影本来是有机会反映孔子的圣人一面的。

当孔子师徒遭到匡人围攻的时候,弟子们十分害怕,而孔子泰然自若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而弟子催促赶快逃跑的时候,孔子淡然一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足以感天动地!文王既没,大道在我!面对死亡威胁,这份自信,这份从容,这份豁达,唯孔子为能,真圣人也!可惜的是,电影虽然浓墨重彩地再现了这两个场景,但上述能够反映孔子真精神的话语却没有出现。

孔子一行在陈绝粮,弟子们都饿得爬不起来了,而“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电影对这一片段表现得淋漓尽致,固然值得称道。根据《论语》,在这个关头,子路曾恼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的回答充满智慧:“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而根据《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等文献,孔子还借陈蔡之厄进一步向子路阐述了自己对穷达与时运关系的看法,表现了孔子对怀才不遇境况的超凡脱俗的态度:“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而逃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板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不衰也,此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这些精彩的对话不见于电影,十分遗憾。

另外,电影虽然反映了子路向荷蓧丈人问路遭到拒绝的一幕,但略掉了孔子对这群隐者的评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文关怀和多么博大的救世情怀!正是这些评论,才表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这也是《论语》、《史记》记载这件事的目的之所在。

以上数点,电影《孔子》都有矮化孔子之嫌。如果电影刻意将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力图表现其平凡的一面的话,那就是有意无视事实,歪曲历史,因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圣人,一个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的圣人!

3、真实的孔子与电影的虚构

历史文学的真实性或许可以大致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历史上虽然有其人其事,但具体情节基本上是虚构的,如《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等。第二类,大部分情节是真实的,但虚构的情节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如《三国演义》。第三类,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即使采诸传说,也要有根有据,少量的虚构和渲染只是为了加强故事的生动性,如司马迁笔下的各篇《世家》、《列传》。那么有关孔子的文学创作应该归为哪一类呢?我的意见是第三类。主要原因是,孔子是中国人的圣人,所以关于孔子的文学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刻意的虚构,无疑是对孔子的不敬。另外,千百年来,借助于各种史料的记载,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孔子形象。超越史料的虚构,自然会破坏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大相径庭,前者是文学中的诸葛亮,后者是历史上的诸葛亮,这是因为真实的诸葛亮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无足轻重,所以可以较为随意地描绘。如果我们采用《三国演义》的手法,在历史上的孔子之外创造出一个文学中的孔子,那么这种创作就是失败的,就是对孔子形象的破坏。

当然,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在有关孔子的文学创作中进行必要的虚构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如何虚构。我认为这种虚构至少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虚构应基本限于史料缺失的部分,而对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情节,应尊重史料。关于子见南子一段,电影中的孔子是出于南子掌握卫国实权的考虑,而攀附权势,主动求见南子,政客气十足。在见面过程中,两人面对面,显得十分亲密。但按照《史记•孔子世家》,是南子主动求见孔子,而“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这表现了孔子独立人格的魅力。见面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就是说,两人见面是隔了帘子的,孔子连南子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关于孔子出走一段,电影中的孔子是被季桓子赶走的,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按照《史记》的记载,孔子出走的主要原因是“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也就是说,孔子出走是出于道义而非政治斗争,当然真实的孔子更令人钦佩,而电影无意中贬损了孔子形象。关于孔子归鲁一段,从电影看,孔子向季桓子提出的条件是回到鲁国后不问政治,但事实上孔子归鲁后仍然非常关心政治,常与鲁国国君哀公、执政季康子论政,被尊为“国老”。另外,颜回死于孔子七十一岁时,子路死于孔子七十二岁时,而电影让他们都死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让本来英年早逝的颜渊又折了几年阳寿。痛哉!

二是虚构要限于细节,而大的情节一定要基于事实。电影中颜渊救书殉道一段极其感人,许多观众为之洒下了热泪,但我流不出泪来,因为我知道颜渊并不是这样死的。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记载颜渊之死,但关于他身体羸弱的史料并不鲜见,所以他很可能死于健康原因。如果真的像电影所说的那样救书殉道,那么古人一定会大加表彰的。因此,这一情节本来子虚乌有,看似树立了颜渊的光辉形象,实则诬枉古人,愚弄今人。

三是虚构要合情合理。已有学者指出,电影中孔子所说的“如果你改变不了现实,就要改变你的内心”一语出自于丹而非孔子。但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是庄子的思想,完全违背儒家精神。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敢于正视现实,改造社会的圣贤,怎么会同现实妥协呢?虽然他时而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情结,但他的内心是不可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有丝毫改变的!

二、国学娱乐化问题

国学娱乐化是一个最近被不断讨论的问题,电影《孔子》则是国学娱乐化的一个新标志,这充分表现在其所虚构的南子和孔子的暧昧关系中。然而,国学应该娱乐化吗?这需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娱乐,什么是国学。

孟子曾经把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小体,二是大体。用孟子自己的话说,所谓小体是“耳目之官”,大体是用来省察仁义礼智的“心之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小体就是感官享受,大体就是价值追求。孟子认为,小体是低贱的,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而大体是高贵的,人只有人才具备的。所以“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虽然孟子只承认大体为人性,但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不管大体还是小体,都属于与生俱来的人性,只不过大体是人性的高级部分,是人类特有的,小体是人性的低级部分,人和动物共有的,宋明理学家分别称之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既然大体和小体都是人性,那么二者都需要得到实现和满足。

我认为,文学艺术就是实现和满足人性的一种途径。根据其实现和满足人性的不同层面,可以将各种文学艺术的功能大致地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娱乐性情,它只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小体的需求,给人以感官享受,让人快乐,但不能提供一种价值观。像赵本山的小品,很有趣,但它能提供一种价值观吗?不能!第二类为陶冶情操,介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既能使人使人愉悦,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像轻音乐等各种纯粹的艺术作品,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类为美化心灵,主要是实现和满足大体的需求,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在这同时,又在更高层面是使人愉悦,并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而实现和满足了小体的需要。

国学这个概念范围很广,但其核心部分是儒道释三教,而儒道释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高尚的,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大体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所以,如果用文学艺术来表现国学,应当将其归为上述第三类。

依此,所谓娱乐化,就是以娱乐为目的,将第二类和第三类文学艺术降格为第一类;所谓国学娱乐化,就是将本来应该属于第三类的最高尚的艺术降格为第一类,以国学充当娱乐的工具。显然,将国学娱乐化,无疑是对国学的亵渎;反之,如果能将娱乐国学化,则是对娱乐的提升。假设在西方有人胆敢将苏格拉底和耶稣娱乐化,那一定是要犯众怒的。而在我们国家,将国学甚至孔圣人娱乐化则被视为理所当然。国人真的麻木了吗?

因此,国学的传播不排除采用娱乐的形式,如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各种文艺形式,古人早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理念,但一定要保持其高尚的内容,避免以娱乐为目的的娱乐化。

一般说来,上述第一类文学艺术属于通俗文学、通俗艺术,第二类和第三类为高雅文学、高雅艺术。通俗文学、通俗艺术所满足的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低级需要,而高雅文学、高雅艺术所满足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需要。在我看来,所谓媚俗就是一味满足人们的低级需要,追求低级趣味,将高雅文学、高雅艺术低俗化;相反,易俗就是力求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追求高品味,将通俗文学、通俗艺术高雅化。不用说,易俗是文学艺术健康发展之路,而媚俗则是对文学艺术的践踏。

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学艺术的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倾向。《史记》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这个“教”字,不但是教学之教,也是教化之教。所以孔子提出了“《诗》教”、“《书》教”、“《礼》教”、“《乐》教”之说,并指出其目的就是移风易俗。其中,“《诗》教”、“《乐》教”,都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如何对待媚俗倾向呢?在孔子看了,“郑声”为低俗文学,他说“郑声淫”,所以要“远郑声”,坚决抵制媚俗倾向。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和现代化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人信仰的儒道释三教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时代所抛弃。其结果是,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同时,礼乐崩坏,信仰失落,价值飘逝,精神迷茫,物欲横流。岂不知,物质享乐所满足的是人作为动物的那部分,而不是人之为人的那部分,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矣!所以,当务之急是在这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安顿价值,抚慰灵魂,重建精神家园。我以为,文化甚至国学的娱乐化正是为了迎合这种享乐主义趋势,从而对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对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反动。看来,国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我们的艺术家出了问题,而不是国学出了问题。

电影《孔子》本属高雅艺术,理应起到移风易俗之效,但这部影片却生硬地注入一些媚俗倾向,是在令人难以接受。子见南子一段情感戏,以孔子之标准,其俗其“淫”,不亚于“郑声”。若孔子在天有灵,必感备受羞辱!

我希望,所有文化产品,尤其高雅艺术和像电影《孔子》这样的严肃作品,都要起到教化作用。去切实提高民众素质,而不是迎合低级趣味;去移风易俗,而不是媚俗;去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

有人会说,不媚俗自然失去受众。我想,这就要看我们如何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民众素质了。民众素质提高了,高雅艺术和严肃作品的受众自然增多,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也会随着提高。八百年前,宋人陆九渊讲解作为高深哲学的心学,听众动辄上千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三、银幕孔子与跨文化传播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今天,电影《孔子》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

1、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建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什么?当然是儒道释三教,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精神的最高代表。

但是,自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以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孔子的形象主要负面的、消极的,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和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对传统的背叛,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文化创新危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未来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然而,任何新的文化形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割断历史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状况如何呢?据报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对于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 

其次,民族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基于文化认同。两千余年间作为官方学术的儒学轰然倒塌了,中国人遂失却了文化认同乃至民族认同。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不正是中国人取消自我、淹没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吗?当全球化的浪潮劈头盖脸地袭来的时候,中国人猛然清醒,对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身份提出质疑:我是谁?谁还认识我? 

再次,社会风尚危机。在社会道德教育方面,长期以来,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思想教育来消灭和取代传统伦理道德和信仰习俗,并为此曾经提出一个又一个口号,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但收效甚微。看一看当今的中国社会吧,道德堕落,风俗败坏,信仰迷失,犯罪猖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一股儒学热潮悄然兴起。人们呼吁回归传统,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挽救这个正在堕落的社会。鉴于孔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要想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要为孔子平反,恢复其圣人地位。

可见,电影《孔子》的拍摄的确具有象征意义,它理应在恢复孔子形象中发挥重要作用。今观这部电影《孔子》,随着剧情的发展,虽然也尽可能地穿插了一些孔子名言,但给人的感觉是零碎的,从中难窥孔子思想和儒家精神之大概。

2、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中国价值观

“天不生仲尼,自古如长夜”可以代表古人对孔子的态度。前些年,孔子被西方人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这可以代表外国人对孔子的评价。近年来,我们在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软实力的时候,也巧妙地打出了孔子牌,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就是明证,人们把这种现象喻为孔子重新周游列国。我以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现代化是与全球化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因此,当今的世界是多核心的,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决定了,这种全球化是双向的和多向的。

如果说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的因素是民主和科学的话,那么我们中华文明能向世界贡献什么具有普世性的因素呢?我觉得,像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天人合一、万物同源是思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思想,以及人文精神、哲学人生、德性学说、伦理情怀等等,都有望成为普世文化,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孔子思想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而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传统价值,正是各个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识。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就这一方面看,孔子和儒学当然代表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被选为中华文明的使者,重新踏上了周游列国之路。当然,我完全赞成以这种方式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这不仅是我们推销自己有效途径,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我深信,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孔子一定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

电影是形象的、直观的,具有在短时间内震撼人心的效果。所以,电影《孔子》应该成为帮助孔子重新周游列国,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价值观的便利工具。但是,我们这部电影《孔子》所塑造的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的形象,远远没有象真实的孔子那样,能够代表中国价值观。

总之,这部电影《孔子》虽然可以算得上孔子银幕形象的有益探索,但还有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一部更真实、全面、正确反映孔子形象的电影作品问世!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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