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两章旧诂辨误

作者：崔海东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二日壬辰

          耶稣2019年6月24日

摘要：《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两章均表达了孔子超越周制、直入唐虞之理想，旧诂皆睽隔此义，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故予以辨误。

关键词：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旧诂；辨误

《论语》“吾从周”、“吾从先进”两章之义聚讼千古，可谓歧解纷纭，莫衷一是。愚以为，此二章皆是孔子表达其超越周制、直入唐（尧）虞（舜）之理想。舍此而解，咸乖其旨。故不避谫陋，择旧诂疑误之要，辨析如下，以就方家。

一．孔子的政治理想

欲辨析此二章，先需了解孔子之理想。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下引仅称篇名）又云：“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则可知孔子的理想即是变革此无道社会，以实现有道人间。其详细条目，则《论语》中孔子论政有三种政体，即变态政体春秋、正常政体西周、理想政体唐虞；其为政步骤亦因之而有两层发展：一是拔乱反正，即批判春秋、回归周制；二是阶及大道，即超越周制、迈进唐虞。此义详见另文[1]，与本文相关则有两点，先行交待如下。

其一，对周制的否定。《论语》中孔子否定周制者甚众，姑分三层来看。一是隐而不发，如“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其时周祚未亡，孔子言“继周者”当继殷、周之损益，创制之心毕露。二是明确否定，如“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此“其”为“岂”义，孔子自言，如吾得用，岂能在东方重复周之旧辙，当辟地自为而王天下也。三是提出方案，如“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此是糅合虞夏商周四代而立新制，典型的超越周制。

其二，对唐虞的塑造。正是孔子在《论语》中塑造出了三代之前的唐虞先王集团。一是塑造尧舜。如云“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舜有天下而不与”（《泰伯》）；“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并塑造出彼时的政治情形，如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泰伯》）其实孔子之前，根本就没有尧舜之说。如钱玄同先生云：“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2]二是将禹由天神降为圣王。禹在孔子之前，演有两种不同的形象。起初为治水之天神，如《诗经·商颂·长发》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西周恭王时《豳公盨》铭文曰：“天令（命）禹尃（敷）土、堕山、浚川。”[3]到鲁僖公时，禹则变成耕种之人王，如《诗经·鲁颂·閟宫》云：“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即是说，周族始祖稷之耕稼乃是继承了禹的事业。孔子本为殷人之后，但在这两种形象中，却选择了后者，继续将禹打造为一位耕稼之圣王，其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又认可“羿善射，鏖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宪问》），表彰如禹、稷以耕稼提供公共益品而为民众推为元首从而组织政权。

我们知道，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也就是说，他当时连夏、商二代的政治文明都很难验证，故所谓唐虞之治当是其对人类政治应然之悬设，而非对历史实然之总结，其托古本为刺今，立名以图创制。既明孔子之理想，则来看“吾先周”、“吾从先进”二章之义。

二．“吾从周”章辨误

《八佾第三》篇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本章旧诂主要有三种，辨析如下。

其一，对比推崇说。如汉孔安国《注》云：“监，视也。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4]555梁皇侃《疏》云：“言以周世比视于夏、殷，则周家文章明著明大备也。云‘吾从周’者，周即极备为教所须，故孔子欲从周也。”[5]宋邢昺《疏》云：“此章言周之礼文犹备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监’，视也。‘二代’，谓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从周’者，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故从而行之也。”[4]555宋朱子《集注》云：“监，视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焞）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6]清刘宝楠《正义》虽将“文”具体化为存鲁之周礼，然其义亦是尊周制[7]103。今人杨伯峻则云：“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然后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主张周朝的。”[8]28

此说训“监”为视，将周与夏商对比；“文”则指礼乐制度；“从”则指推崇、主张。则本章义谓：孔子对比周朝与夏殷的礼乐制度，认为周更加完备，故推崇主张之。此说问题在于：一则释“监”不当，只是平面地、初级地将周与夏殷两相比较而已。二则释“从”不当，“从”并非推崇主张义，若依此义，则原句当作“吾宗周”；况且孔子无崇周之义，如前引孔子所云之“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糅合四代，如何仅仅崇周？

其二，文质三统说。如清刘逢禄《论语述何》云：“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统，周监夏殷，而变殷之质，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乘殷之辂，从质也；服周之冕，从文也。”[9]清戴望《论语注》云：“王者必通三统，昔周公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制礼视夏殷而损益之，使去质就文。夫子因文王、周公之法度而作《春秋》，亦兼取夏、殷损益其礼，使改文从质，故曰：吾从周。从周者，即监二世之义，谓将因周礼损益之也。”[10]

此说解“监”为“效法”之义；解“文”不再是“制度”之义，而是“文”、“质”之文；“从”则是“从之循环”之义。则本章义谓：夏殷周在文质、三正之间反复循环，孔子作《春秋》，实质上是效法殷周，变文更朔，欲作新王。此是公羊家之说，问题在于：一则犹是平面地解，在文质、三正之间简单循环，此不合孔子原义。孔子并非简单地自周之文返殷之质，如前引夏时、殷辂、周冕、韶舞分明损益四代。二则孔子的文、质本无此义。《雍也》篇中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宝楠解之云：“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失其中则偏，偏则争，争则相胜。君子者，所以用中而达之天下者也。”[8]233此当是本义。如公羊家这样将孔子讨论礼的本质与形式的范畴拓展至政治制度、历史规律，当始于邹衍。《汉书·严安传》载严氏奏武帝曰：“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11]2809。直至董仲舒《春秋繁露》方将夏、商、周三代之发展归结为质、文属性之循环流转[12]。至于三统说，在《公羊传》中亦无体现，犹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所增[13]。何况三统以夏开始，无法处理孔子所说的“乐则韶舞”之“虞舜”。故以此文质、三统来发挥解经，只能视为董子等公羊家之意见，而不能视为《论语》原义。

其三，忠、质、文发展说。如清王夫之《四书笺解》云：“殷尚质，既忠而又尽其质；周尚文，既忠质而又尽其文。商非废夏之忠，周非废二代之忠质。监二代之忠质，‘监’者，以二代之忠质监观自之得失也。‘文’是周所尚，非赞词。‘郁郁’乃赞其文之有本而盛，所以体忠质之精义而尽其节文，故其文‘郁郁乎’，非浮华之易尽也。”[14]

此说解“监”为继承发展之义；解“文”不是制度而是“夏忠、殷质、周文”之“文”，即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则本章义谓：孔子认为夏尚忠，殷能够继承此忠又发展自己的质；周则继承二代的忠与质，又发展了自己的文。船山虽未明诠“吾从周”，然言下之义，孔子当效殷周而创制，综忠、质、文为一体。此说近是，然问题在于：此“忠质文”三者并非孔子原义。船山只是杂糅了董子二说：一是文质说，董子《春秋繁露》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15]；二是忠敬文说，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载董子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11]2518同样的，此说亦无法处理前引“乐则韶舞”之虞舜。故此说非孔子之本义亦明矣。

愚以为，本章之义是孔子欲立体地翻上去，效法周损益二代之举，开出新制来。一则“监”当为“鉴”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引《诗》“我无所监，夏后及商”之“监”同于《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鉴”可为证。二则“文”即礼乐制度。其同于《论语》的“文章”，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而非文质之文。三则“从”当如宋儒杨时所解“‘吾从周’，非从其文也，从其损益而已”[16]，言周制乃借鉴损益夏商而来，言下之义，则吾亦当从周之损益而创新制。

三．“吾从先进”章辨误

《先进第十一》篇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本章旧诂甚众，撮其要者，辨误如下：

其一，文质说。如孔安国《注》曰：“先进、后进，谓仕先后辈也。礼乐因世损益，后进与礼乐，俱得时之中，斯君子矣；先进有古风，斯野人也。将移风易俗，归之淳素。先进犹近古风，故从之。”[4]625程朱大体沿承此说。清焦循《论语补疏》解之颇详：“五帝时淳素，质胜于文。三王时文质彬彬，益野人而为君子。自时厥后，文益盛，文又胜于质，遽欲其彬彬还为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谓变化之。‘移风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时文胜质，既非先进，亦非后进，欲其仍还后进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进之野人也。譬如阴阳宜和，病阴盛者宜以纯阳制之，然后乃得其和。孔子从先进，非重野人轻君子，正将由野人而至君子也。”[10]953

此说解“进”为动词“进入”；以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为标准来划分野人、君子；又在时间上分为古代（五帝）、后代（三王）、当时（春秋）三个节点。认为古代人先进于礼乐，其质朴，故为野人；后代人后进于礼乐，其文质彬彬，故为君子；今人则文胜于质，故当以古代人的质朴来矫正之。然此说以今胜古，以“文质彬彬”的三王（主要是周制）为最高标准，已违孔子本义，义见前文。

其二，“学而优则仕”说。如刘宝楠《正义》称：“古用人之法，皆令先习礼乐而后出仕，子产所云‘学而后入政’者也。其国之俊选，不嫌有卑贱，故王大子等入学以齿，所谓‘天子元子视士’者也。夫子以先进于礼乐为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禄之称也。春秋时，选举之法废，卿大夫皆世爵禄，皆未尝学问。及服官之后，其贤者则思为礼乐之事，故其时后进于礼乐为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称也。”[7]438杨伯峻亦承之云：“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8]109

此说是将“君子”解为贵族，“野人”解为平民，“进”解为“学习”。认为西周时行选举法，平民子弟“学而优则仕”，此是“先进于礼乐”；春秋时选举法废，贵族子弟“仕而优则学”，此是“后进于礼乐”。此说问题在于，一则增字解经，原文无“仕”，此犯大忌。二则既便有仕义，则野人亦不适用选举法，周制国野有别，国人为统治阶层，野人为被征服者，且学在王官，世聊世禄，就算有选举之法，那也只在国人之中通行，野人根本就没有学习、从政机会。即便到孔子首开私学后，野人子弟可以就学，但依旧无法加入公职，如孔子寒门弟子大都只能作家臣、私宰，如“仲弓为季氏宰”（《子路》），“子夏为苣父宰”（《子路》）。三则春秋贵族子弟从小也学习六艺，未必都是先做官再学礼乐的，如前518年，孟僖子让其子孟懿子、南宫敬叔二人拜孔子学礼即是明例（《左传·昭公七年》）。

其三，弟子说。如东汉郑玄云：“先进后进，谓学也。野人，粗略也。”[17]邢昺《疏》云：“此章孔子评其弟子之中仕进先后之辈也。‘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者，先进谓先辈仕进之人，准于礼乐，不能因世损益，而有古风，故曰朴野之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者，后进谓后辈仕进之人也，准于礼乐，能因时损益，与礼乐俱得时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者，言如其用之以为治，则吾从先辈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将移风易俗，归之淳素。先进犹近古风，故从之也。”[4]625

此说是按及门前后，将先进、后进训为前、后期弟子。此说问题在于，师如何“从”弟子？《论语》下字绝严，如吾我尔汝皆严格区分[18]，况师弟之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又云：“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恰恰皆以弟子“从”于师！

其四，礼器说。如宋张载云：“不待备而勉于礼乐，先进于礼乐者也。备而后至于礼乐，后进于礼乐者也。仲尼以贫贱者必待文备而后进，则于礼乐终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谓野人而必为，所谓‘不原乎其外’也。”[19]其高弟吕大临亦云：“野人，效外之民。君子，士大夫也。士大夫之文，不备物不行，如衣服不具，牲杀器皿不备，不敢以祭之谓。野人之文，虽不备物亦行，如‘野有死麕’‘瓠叶’之谓。盖礼器之文，在野人则不候物备而先进，在君子则必修物备而后进。当礼坏之时，必候物备，则文必坠地，故孔子救世之急，宁失之野，以振斯文。”[20]

此说是以礼器备否为标准，没有准备好就行礼乐的是效野平民，此即“先进于礼乐”；反之则为君子士大夫，此即“后进于礼乐”。先进质朴，孔子为救时，不待物备，故从之。此说问题在于：一则增字解经，比原文多出一层“物备”义，是为过度发挥；二则将礼乐限定为形下器物，更违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本义。

其五，大小传统说。如余英时先生云：“中国人很早便已自觉到大、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此处‘野人’指一般农民，‘君子’指贵族士大夫，似无可疑。‘礼乐’自是古代的大传统。所以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传统起源于农村人民的生活。……礼属后起，即起于生活的内在要求。总之，根据中国人的一贯观点，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不但大传统（如礼乐）源自民间，而且最后又必须回到民间，并在民间得到较长久的保存，至少这是孔子以来的共同见解。像‘缘人情而制礼’、‘礼失求诸野’之类的说法其实都蕴涵着大、小传统不相隔绝的意思。”[21]

此说别致，将野人先进、君子后进的礼乐解释为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小传统与大传统，将“从先进”解为大小传统的互动特别是大传统向小传统的回归。然问题在于，孔子并无此义。其政治理念，多推崇制度化的官方文化，如前引夏时、殷辂、周冕、韶舞。而当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出现冲突时，孔子恰恰是选择后者，如“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党》）。

其六，殷遗说。如傅斯年先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认为“野人”即农夫，是被征服的殷遗；“君子”即统治阶级，是征服者周贵族，故此章义谓“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22]76

此说以先进为殷，后进为周，认为孔子本是殷后，故要回归殷制。然问题在于，孔子并无全盘归殷之义，如前引之夏时、殷辂、周冕、韶舞。

还有其它一些引申式的解释，基本不再忠于原文，而断以己意，囿于篇幅不再赘析。

愚析本章之义如下：

其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既明孔子对古圣王的塑造，则此段文义为，首先创建、迈入礼乐文明的，是尧舜等古圣王。“礼乐”，指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进”，为动词，即进行、进入之义。则“先进于礼乐”者，指的是率先创建、进入礼乐文明的人。“野人”，按傅斯年先生所释，当为农夫：“‘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22]75-76然此处之农夫并非泛指，而是特指尧舜禹等先王，他们刚刚从大自然中走出来，率先创造出农业耕种文明，而且其生存方式、物质条件等完全同于今之农夫，此如前文所述的禹之耕稼。

其二，“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此“后进”，指随着尧舜禹而进入于礼乐文明的三代夏商周，此“君子”正是所谓启、汤、文、武、成王、周公之属。

其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既明先进后进、野人君子，则此节乃孔子自叙其政治理想，在唐虞之制和三代之制中，我选择前者，也就是说，要超越周制，迈进理想政体唐虞，以开创有道人间。

综上，此二章虽然都有“从”字，但意义有别。“吾从周”是从周之损益，本义是要学习周而超越周；“吾从先进”则是从尧舜之创制，表面是要学习所谓唐虞，实质是要创立新制，迈入理想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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