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受访者：彭林

采访者：王霞 张树军（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十二日壬午

          耶稣2019年6月14日

彭林，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出版《〈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专著，点校出版《礼经释例》《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观堂集林》等古籍。

在中国历史中，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士大夫精神有哪些历史贡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中华文化关注人的修身进德

记者：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彭林：与世界所有古代国家一样，古代中国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们常常以“卿大夫”连称。士是贵族社会中最低的一级，再往下就是平民。

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是被称为“轴心时代”世界的三大古典文明中心。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以人作为中心，是将人如何通过修身进德成长为君子，如何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作为社会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命题，这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士大夫群体之花盛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根本原因就是在这里。

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中指出：“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所谓“流品”，不是指一个阶级或者集团，他们不是集中存在的，而是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无论你是大官、小官，还是普通平民，只要具备了它的条件，就是士大夫。

记者：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

彭林：早在西周立国之初，中国的人本主义就开始觉醒，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发端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不仅物质生产发达，还最早提出精神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理念，《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显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人文觉醒。牧野之战，使周人清楚地看到了殷纣失德亡国的教训，为此，周公“制礼作乐”，进行道德制度的建设，倡导“德治”理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而其谋虑“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人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之一，希冀把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纳成一个道德之团体，稳步推进整个国家道德建设的水准，达到天下大治。

周公的德治思想影响很大，响应者相当多。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行高尚的贤者，如鲁国的柳下惠、臧文仲，齐国的管仲、晏婴，卫国的遽伯玉，宋国的子罕、向戍，晋国的赵衰、叔向，楚国的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秦国的百里奚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

孔子最崇拜周公，孔子思想的源头是在周公。孔子晚年著书立说，对尧舜以来的文化进行整理，流传至今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乐》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就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堪称是中华典籍文化的源头。孔子创立的儒家，把周公的德治、礼治思想理论化、体系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取径。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治，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培植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深厚沃土，有德之士，代有其人。

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彼此攻伐，诸侯都意识到人才是克敌制胜的核心要素，所以彼此争夺。有一句成语叫“楚才晋用”，楚国人才虽多，可都被晋国吸引去了。这一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学者，他们打破了往昔“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鲜血液。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与融汇，秦汉以后，人们把一生为社稷江山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知识精英，统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在公言公绝不营私

记者：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有哪些？

彭林：历史上“士大夫”很多，如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清初的顾炎武等。他们身上体现的士大夫精神，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有学识。学问与知识是力量，是软实力。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列宁也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古代，人们同样懂得知识是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工具。古人定义“士”，不仅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闻一知十为士”，要能够举一反三，标准很高。古代中国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是靠学问立足于社会的，所以《汉书》说：“学以居位曰士。”士是靠学问居于官位的。《礼记》说士“夙夜强学以待问”，夙夜强学，是指刻苦学习的态度；待，是等待明君的顾问，而不是用知识换取官爵。真正的士，淡泊名利，清高以待问。

有德行。士大夫不仅有学问，而且立志追求“道”。“志于道者之谓士。”“朝闻道，夕死可矣。”德行高尚，是他们的重要特征，所以古人说：“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有道德之称。”就像今天的社会，不缺有学问的人，而是缺道德、文章都好的人。《礼记》说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士所怀抱的不仅是知识，还怀有忠信这样的美德，并且始终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他们努力做好自己，等待社会和国家的举荐与任用。

有操守。操，是操持；守，是固守。操守，是指有正确的理念与德目，终身执持，牢牢固守之。士大夫有正确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判断，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颜回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能“不改其乐”。士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绝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变节。

历史上清廉自守的人很多，如王球是东晋宰相王导的曾孙，司徒左长史、丹阳尹王劭之孙，司徒王谧之子，太常王惠的堂兄弟，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但王球没有官宦之家的坏习气，日常生活，“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当时的尚书仆射殷景仁和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王球与他们是通家姻戚，但极少与之来往，绝不借用私亲关系牟利。王球负责铨选官员，而接客甚希，凡是为求官者说情的书信一律不看，勤于职守，清廉公正，做到“铨衡有序”，所以“朝野称之”。

不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广泛团结大众，不朋比为奸。《荀子·强国》赞美古代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士大夫在公言公，在朝言朝，出了家门入公门，出了公门回家门，绝不到处串门，拉关系。小人结党营私，搞人身依附关系。

有抱负。士大夫以身许国，或发誓“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豪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立志为天下万民奉献终身，诚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有担当。士大夫有抱负，更有担当、敢于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舍生取义，决不当叛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是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

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士大夫精神有哪些重要的历史贡献？

彭林：首先是树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士大夫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

“学统”成为国家的稳定器。中华文化是独立形成的文明体系，经过历代知识精英不懈奋斗，不断完善提升，逐步形成了举国认同的“学统”。其后，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入主中原，政统易于上，而学统存于下，中国依然是中国，成为维系中华大家庭的稳定器。

天下情怀。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点，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外敌入侵等原因，他们的固有文化出现了断裂，他们今天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只有中国文化始终没有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惯性，时至今日，“士”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的学位叫学士，高一层级的学位叫硕士，最高级别的学位叫博士，最高学衔叫院士，都是“士”。但是不少拿了这些学位的年轻人，很少静心细想：我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追求“道”，内心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顾炎武等传统士大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的我们，如何继承他们的伟大胸怀与格局，做无愧于时代的典范，恐怕是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认真作答的人生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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