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儒行——熊十力1940年代给徐复观等人部分信札读后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国嘉德拍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十日辛亥

          耶稣2019年5月14日

现代儒学的开展以来自西方的哲学思考为主要方法，归属于遭遇古今变革的中国启蒙时代。既然现代儒学关乎现代中国人对本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那么，以哲学为其主流形态的现代儒学在思想界发生的巨大影响表明来自西方的哲学思考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认知、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工具。由理性全盘主导的这项诠释事业在直面轴心时代就已基本成型的儒教文明时可能会有圆凿方枘、龃龉难入的问题，这一点也不难想到。但如果意识到因西方的进入而带来的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全方位相遇可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又一“大事因缘”，那么，就不会对这项诠释事业轻掷批评。而可以想见的常态则是，伴随着理解上的焦虑以及对比附的指责，诠释的张力将持续存在。

熊十力（1885-1968）

诠释的张力在直面那些“极高明”的超越性经验时可能表现得最为严重，既然在强劲的启蒙信念下理性的局限并不容易被认识到。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科学精神鼓舞下的一些哲学主张甚至倾向于否认那些超越性经验的正当性，遑论承认其重要意义。此一关乎超越性经验之形式与意义的问题自然不会逃出作为民国新儒家三先生之一的熊十力的法眼，而被他更为直接地表达为：本体只能靠体验来证悟，仅靠推理与言诠无法达至本体。对中国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在古代早已呈现出来的一个老问题，究其原因，则在于人的超越性经验与人对具体事物的经验迥然不同，而此义无关乎古今。启蒙时代理性所获得的空前权威只是将这个问题加重了，而其极端表现，正是来自科学主义的那种想要彻底否认人的超越性经验之正当性及其重要意义的或公开或隐秘的企图。

1946年9月返汉口经上海时，熊十力在学生朱慧清家与徐复观、牟宗三等合影留念。后排右三为徐复观，左一为牟宗三。

在1945年前后给徐复观等弟子的一些信札中，熊十力仍言之凿凿地说明本体必须靠证悟的道理。比如在1943年的一封信中他就理气问题批评徐复观，欲引导徐复观以证悟之法读《新唯识论》：

理气问题，《新论》中卷有一段说得明明白白。先生或于体用，犹在若明若昧之境，故于此犹用猜拟耳。此义也，中西古今哲人，解者无几。哲学上纷纷之论，由根本义不透故也，而况吾子非专事于斯者乎！望将全书字字句句反复多玩，虚怀而后有悟，勿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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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1943年写本

1通3页纸本

尺寸不一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472-474。

熊十力一面说自己在《新唯识论》中已将理气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一面又说论体用关系只能“权言之”，其实仍是为了说明证悟才是探究本体的直截法门：

辟可以言体，是就体之显为用，而权言之也（注意权字）。辟固是理，翕可曰非理耶？体者，举翕、辟之浑全而言也。用者，即本体之显为一翕一辟者而言也。《新论》每云“体显为用”，或云“体成为用”。“显为”二字最吃紧，细玩之！……体是无形的，而显为用，则名一翕一辟。翕即幻似有形，假名为物。辟则是体之不舍其自性而显现者，故于辟，可以言体也。然一名为辟，便对翕言，便是就体之显为用而言，已不是克就浑沦的本体而言。故其名以为体者，权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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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徐复观、牟宗三信札

1947年写本

1通2页纸本

26.7×38 cm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499-501。

以翕辟来论宇宙，可谓至简。而只能由用见体，表明人类的理性认知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思想史上这个“论体无达辞”的老问题，在新的语境中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现在所针对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深受科学精神所鼓舞的哲学思考方式。如在1947年写给牟宗三、徐复观的一封信中，熊十力就非常有针对性地批评了罗素的“数理哲学之宇宙论”，认为其难免于“空肤”，原因则在于缺乏“深切体认工夫”。在前引1943年写给徐复观的那封信的最后，熊十力则将批评的矛头明确指向了深受西方逻辑学影响而“把逻辑上的概念应用到玄学上来”的冯友兰：

今又有一种谬说。因为西洋人谈共相者，如方圆等等是共相，种种方的物，或种种圆的物，便是自相。共相是一件一件的物上的形式，譬如许多大大小小、或漆的、油的、种种方的桌子，各个体（即自相）是实有的，而共相则是这些个体的物上所共有的相。此本是假的。西洋人谈逻辑者，却有把共相看做是一种法则；如方（共相也。）是一种法则，各个方的物，都是依此方的法则而成。有派颇有这种意思。而冯君把逻辑上的概念，应用到玄学上来，于是分真际、实际两界，把理说[成]离开实际事物而独存的一种空洞的空架子的世界。此真是莫名其妙，理又难言了。

熊十力在民国儒学界成为开山立门的一派宗师，与他对证悟之法的强调有极大关系。他的弟子大多受到过他的当头棒喝。从一个敏感于时代处境的角度看，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正是在科学获得空前权威的启蒙时代，证悟之法变得极其难能可贵了。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将很难解释像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这些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有深厚哲学、史学功底的现代学人，为何会如此服膺一个从普通的革命老兵半路转入学界的儒门狂士。

1945年，《读经示要》出版。这是《新唯识论》之后熊十力最重要的著作。从1944年写给徐复观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熊十力在尤为强调读经之重要性的这段时期，其心境是悲苦的、晦暗的：

吾先父母皆早世，吾何忍说寿？况民生涂炭如今日耶？！其祝我为何许人？……国人素无知识，浮浅、卑靡、凡百无远虑。总之，缺乏真诚，不成为人。此清末以来教育之过也！吾欲讲经有苦意也。然而世既滔滔，天且梦梦，孰可与言斯事耶！吾每灰心欲一切不谈，然转念夫子之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吾又不忍不尽吾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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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1944年写本

1通2页纸本

26.5×38.2 cm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480。

在这封信中，熊十力从弟子欲为他祝贺六十大寿之议说起，直接向弟子吐槽“讲经有苦意”，又提到自己感念于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自况而极力自我振作、自我提撕。而对于与此“读经之苦意”相关的国人之素质低下、缺乏真诚等劣根性问题，熊十力则将主要原因归诸“清末以来教育之过”。我们知道，在清末，严复曾以“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八个字来概括他眼中由来已久的“中土之风”，从而发了现代以来国民性批判的先声。在半个世纪之后，熊十力则将国民劣根性主要归诸清末以来的现代教育。将这两种看法加以对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细察之下，熊十力与严复一样，也将国民劣根性归诸秦以来的专制政治，只不过作为比严复小31岁的晚辈，他有更充足的机会反思启蒙时代自身的流弊。在1949年写给张其昀的一封信中，熊十力正是将中国人“萎靡无能与自私自利之个人主义”归诸秦以来中国所遭遇的历史“大劫运”：

自秦人一统而专制，百家学绝，儒学精神始亡于秦。中国之大劫运也。曰辅相万物，辅嗣开宋学义[理]之端，而偏溺虚玄。至宋又益拘碍。《易》自秦以后成绝学，而五经之宏旨不可窥。孔学既丧，佛、道之教实浸淫于中国社会，二氏末流日敝而精意早失。此中有千言万语，兹不及详。中国人萎靡无能与自私自利之个人主义，自秦以后，渐养成之。今后，教育必于此注意。

在1949年写的几封信中，熊十力屡次提到他的《正韩》一文。在那个风云突变的重大历史时刻，他的这一举动一定会被那些具有更现实的政治意识的人讥为迂腐。但坚持王霸之辨，倡导仁义之政，这种往往被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具有强烈复古倾向的主张，难道不正表现了一个儒者应有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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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张丕介、徐复观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1页附1封纸本

29.5×39.7 cm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594-596。

在儒门教理中，王霸之辨的基础是义利之辨。义利之辨是政治问题，也涉及个人出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在1949年写给张丕介、徐复观的一封信中，熊十力提到政治巨变后的可能处境，而他在忧惧之中表达出来的处变底线则是“苟活以不去义为主”：

解放后将何往？此吾所欲一商者。可苟活以不去义为主，义不可活方一了之。

在同时期的这批书信中，这个在忧惧之中表达出来的处变底线与他对《周易》“参赞化育”的人文精神的高标阐发形成了鲜明对比，读之不能不令人生怀思之长想：

儒者道在六经，而《易》为五经之原，此汉人承七十子口说流传者。《易》之本体论及宇宙论，首明乾元始物，刚健不息。故有曰天行健，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曰动而健，天之命也。曰变动不居，曰生生不测，未尝如二氏偏从虚寂处显道体，致令不善学者耽虚溺寂成自了汉也。（二氏者，道家、佛家。）其自天道以推之治化，则曰裁成天地，曰参赞化育，以视彼谈征服自然与利用自然者，不尤的宏阔远乎！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何尝以消极与守故为人生常道乎？曰开物成务，则异乎老氏不敢为天下先之教；而西洋人革故创新之精神，反有合乎此。曰备物致用，曰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则科学对于宇宙乃发明与改造，皆自此精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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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张其昀信札

1949年写本

1张纸本

20×131.3 cm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534-537。

在1949年写给张其昀的这封答书中，熊十力几乎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学思经历，对于我们描绘他的思想肖像颇有助益，此处不惜纸墨，分段长引：

吾自清光绪三十年即投身军队以谋革命，几遭不测。辛亥起义后默[察]北洋昏乱，党[人]气习又颇难言，深怀来日之忧，因此进而探研吾国民性之所由陶成。曾一度研史，而慨叹汉以后迄今将二千年，常为夷、狄与盗贼更迭为帝之局。号为盛世者，止汉、唐、宋、明四代。汉只西京差胜，东京已是乱局，五胡之祸胎于此。唐只太宗一世，其后藩镇，几皆夷与盗。宋代始终不振。明祖光复，业盛于宋，而卒覆于外朝。自后汉迄宋、明，抱民族与民主思想者，非无其人，而皆不得以其思想，倡诸当世见诸事业。黄、农、虞、夏之胄，长沦苦海。余实长怀此痛。鸟兽犹爱其类，何况于人！

吾欲究了吾国民性，乃不得不从哲学思想上探索。汉以后，所谓哲学思想，实止儒、释、道三大派。吾出[入]于三大派之中，而首欲改造本体论及宇宙论、人生论。于是乎续《变经》而造《新唯识论》（晋人称《易经》曰《变经》），又欲[撰]《量论》，以成立吾哲学上之知识论。更欲别为一书，衡论儒、道、[佛]三家大要，与其得失之影响与吾社会者。继此，欲为《化道》一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参以法、墨、道、农诸子思想之略可征者，西洋思想亦当和会，以求至当备将来人类之需，非为目前作计。

余生而孤穷，少年极人世难堪之境。弱冠从戎革命，劳筋骨、饿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盖失学已久，及年三十五，始奋志好学。向学晚而用思苦，始患神经衰弱，漏髓日厉，不得写作。余年四十、五十之间，在杭养疴久，生活赖蔡孑老设计为多。余病，冬时不可衣裘，外貌似好人，而实不堪劳损。六十后，年衰一年，文籍渐失忆。

《新论》语体本，抗战时付商务馆印行，而辞义间有须增损者，犹未及改定。《量论》且未及草，他更勿论。智小谋大，诸所欲造述，弗底于成。民三十六年，乡邦拟为印丛书，所列书名数种，自《新论》外，皆心事之散见者耳。《新论》语体本文字顺俗，然义旨宏远，非虚怀深研中国各派思想者，鲜有能窥其中之所蕴也。学问之事不亲历甘苦，可相喻乎？

余之一生，非忘怀世事，亦非故意与人不合，孤遁鸣高。盖决志于学问一途，不得不与世绝缘。而所以志乎学者，则又出于实感之所不容已。虽人生之感，至为复杂；而生丁衰乱，首谋革命，则族类兴衰尤为情之所寄。可惜心思所至，未能达出，每念及斯，惆怅而已。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有证悟体验的儒者，熊十力始终以夷夏之辨来诊治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疾患与政治病痛；作为一个早年参加过革命的现代中国人，熊十力始终以民族、民主思想为其政治思想的归宿；作为一个以求索真理为学问之鹄的的学者，熊十力始终以著书立说呈现其淑世情怀与社会关切，以至于在前引写给张丕介、徐复观的那封信中有“我视此合订稿为性命”的非常表态。处古今之变局而能特立于世，逢中西之易势而能独行其道，真可谓乱世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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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1943年写本

1通1页纸本

27.5×36 cm

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P474-475。

己亥年春，余读熊十力1940年代给徐复观等弟子、友人的部分信札，思绪漫过现代中国之历史而及于当下，不胜感慨，遂以《乱世儒行》为题，联句以记之。曰：

讲经有苦意，论体无达辞。 

求真在彻悟，理数终不及。 

宇宙一翕辟，大道至简易。 

狷者有不为，狂者尚进取。 

著书存孤诣，立言显心迹。 

长恨逾百年，遥情通万里。 

栖栖何所依，汲汲辨夏夷。 

思古发厉响，念圣叹谁与。 

赞化不容已，苟活不去义。 

颠沛能独行，居乱尤特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