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主编《七朝石经研究新论》出版暨前言
虞万里主编《七朝石经研究新论》出版暨前言
书名：《七朝石经研究新论》
作者：虞万里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内容简介】
本书共辑石经研究论文共26篇，体现海内外经学研究、石刻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优秀成果。以石经刻成年代与专题为划分标准，列汉、魏、唐蜀宋、清及石经学者研究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各时期石经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字研究、文献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拓本版本学研究、音韵学研究、礼制研究、校勘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献学术价值很高。
【作者简介】
主编虞万里，1980年底应聘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工作，被录取进汉大任编纂工作。1997年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辞室，修订《古汉语大词典》，主持99版《辞海》审音工作，并策划音序版编排。2001年10月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院学术委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主编，“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带头人，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2013年7月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特聘教授。
【目录】
总序
石经研究与石经学之建立（虞万里）
汉
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平议——兼论小序产生之年代（虞万里）
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虞万里）
汉石经《仪礼•乡饮酒》记文探微（马涛）
汉石经《周易》阙文述臆（蔡飞舟）
赵明诚所记《汉石经遗字》之价值（虞万里）
熹平石经字形与汉代文字的规范——以石经与后汉简牍文字的比较参照（赵立伟）
《汉石经碑图叙例》叙《隶释》残字与新出残字一节二版本异同述略（徐炜君）
熹平石经刊刻动因之分析——兼论蔡邕入仕（顾涛）
东汉政府对太学控制的不断加强与熹平石经的刊刻（吴涛）
魏
魏石经《尚书》第廿四碑的复原（赵振华、王恒）
曹魏太学石经三碑六面复原研究：以新获《尚书•召诰》《春秋•宣公》拓本爲中心（赵振华、王恒）
魏石经《尚书•多士》篇残石的发现、研究及相关问题考述（田成方）
《古文四声韵》引《古尚书》字理疏证例释（许学仁）
魏石经、传钞古文与隶古定本之尚书文字合证（许舒絜）
三体石经与《书古文训》隶古定文字来源问题初探——以《尚书•君奭》经文之比较中心（侯金满）
《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解析：溯源与寻流（虞万里）
上海博物馆藏未着録三体石经拓本考察（赵振华、魏小虎、王恒）
汉魏石经群经异文参互勘证刍议（程克雅）
“今字石经”辨（王天然、马楠）
唐蜀宋
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刘玉才）
开成石经磨改添注补刻现象综考（侯金满）
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王天然）
孟蜀石经性质初理（王天然）
晁公武续刻蜀石经考——以隶古定本《尚书》经碑复原中心（晁会元）
北宋太学二体石经新证（晁会元）
清及近代
由刊刻动机与影响论定乾隆石经的性质（张涛）
清代学者臧庸的石经研究（叶舟）
试解读《奏修石经字像册》（王琳琳）
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据石经释《诗》研究（程克雅）
章太炎与魏三体石经（蒋秋华）
马衡与汉石经研究（虞万里）
徐森玉先生与汉魏石经（柳向春）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经类”条目辨误（赵立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经类”校读记六则（张涛）
【前言】
石经研究与石经学之建立
儒家经典由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言语南北，意义异辙，篆隶兴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违行。汉武帝儒术独尊、经典政治化之后，需要有统一文本，作爲稳固政治的施政、教育和铨选之基础。经籍由书于竹帛到鎸于碑石，多是基于文本歧异和政治需要两个要素，熹平石经如此，正始石经如此，开成和嘉祐石经亦是如此，而广政、绍兴、乾隆石经或多或少亦与此相关。
东汉末年党锢之后，因发生铨选考试而贿赂官吏偷改兰台文本事件，乃由李巡上书鎸刻一字隶书今文石经。偷改文本只是表面的偶然事件，而统一文本、抵制古文经文本和经说的侵蚀以维持三百多年今文官学之地位，稳定已经飘摇欲坠的政局是其内在主要因素。熹平今文石经虽经董卓之乱而稍有损裂，尚无毁坏，曹魏代汉，扫除尘埃，修复石碑，石经岿然屹立太学。然时仅隔六七十年，曹魏何以再度鎸刻三体古文石经？其直接原因虽史阙无载，但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之盛行导致今古文经文本的融合，这在马郑所注中已有所反映，在郑、王争论中愈益显现，而在卢植申述“古文科斗，近于爲实”之上书中更可窥见今古文消长之情势。曹魏替汉，明帝以“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下诏选拔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政治铨选之亟需，古文经本之炽甚，导致古文经先后立于学官，隶书今文石经已形同虚设，三体古文石经应时而立。唯曹魏祚短，未及刊全而夭折。六朝隶楷字形变迁，今古文经本混杂，文字多歧不一，陆德明《经典释文》所集二百数十家异文可觇一斑。唐初虽统一义疏，颁布定本，然从敦煌写卷之简率、《干禄字书》之规范中，可以推知李唐经典文字仍未能划一，因而科举取士只能趋便采用习本制度，于是校勘经典，由泥壁而木板，由木板而石碑，不断追求统一永恒的文本，而文本永远无法划一。与开成石经相先后，唐代已有雕版印刷产生。后唐长兴雕印九经，出现刊本，而后蜀仍取太和旧本再次上石鎸刻蜀石经，其原因可以探考。北宋一统之后，率先从校勘《释文》开始，衍及《五经正义》，随即雕印梓行。校勘后之印版，与唐、蜀石经自有差异，故至庆历中有鎸刊二体石经之举。以上五朝石经，皆与政治统驭、官吏铨选、教育文本相关。南宋高宗书经刊石，颁赐群臣州学，笼络之意浓；清高宗取蒋衡所书刊石，矗立于国子监，表功之意多，而亦皆与政治有关。
汉魏石经，几经迁徙，损毁沉埋，至唐初已十不存一。唯时六朝拓本尚存，可资研究取法。迨及开元之际，魏石经拓本仅存十三纸。至是，汉魏石经共刊几经，各经所用何种文本，虽有记载而持论各异，皆已纷乱莫可究诘。先时，洛阳曾有熹平石经残石出土，至宋时营造掘地，时有所得，计各家所述，无虑数十百段四千二百余字。好事者传拓把玩，视爲珍宝，若苏望、胡宗愈等翻刻石经，以爲古刻珍玩，虽曰传承汉魏石经，而少作学术研究。唯董逌校覈传世本文字，着有札记；赵明诚更将校记集辑成卷，惜皆散佚湮没；南宋洪适承董、赵之后，集録所存，着于《隶释》，所存字数虽仅苏、胡之半，而其功亦已伟矣，惜其后五六百年间，石经研究，几成絶响。
清初顾炎武等人有感于元明经典文本之歧出，始关注石经文字，朱彝尊、万斯同、杭世骏等人继起，搜索文献，辨正史实。尤其是杭世骏，不仅补充、纠正前贤不足，辨正范晔一字熹平和三体正始石经之误，更对熹平所刊经数、书丹人数，以及史志记载有所发覆考辨，兼及唐石经、蜀石经、北宋和南宋石经，对石经由文字校勘而进入到史的梳理，拓宽了石经研究范围。清初另一学者臧琳对洪适《隶续》卷四所收《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进行分解，析出其中有三体石经《尚书•大诰》《文侯之命》《吕刑》三篇文字，跨出了魏石经研究艰难一步，功不可没。孙星衍继臧琳之后更进一步，不仅离析《左传》和《尚书》，更分《春秋》和《左传》之别，并重新连缀石经残文，着成《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将纯粹的迻録残石原文转入到分析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被同时期的前辈学者钱大昕斥责爲“踳讹复沓”的《汗简》文字来与三体石经古文印证，在当时也别具慧眼。继臧琳、孙星衍之后，冯登府博征典籍，全面校勘七朝石经文字，尤以《汗简》《古文四声韵》证魏石经古文，用事实证明了其书之价值，既开王国维爲郭、夏二书平反之先声，也爲百年之后与迭出之楚简古文相互印证铺路。自洪适在《隶续》中云《仪礼》残碑“每行七十三字”，在文字校勘中凿破混沌，翁方纲循其思路，“于诸经所见残本下各记其每行字数”，可谓已撩开汉碑形制复原一角。但真正全面考证复原的工作，则有待于王国维的出现。
光绪十八年（1892）丁树桢得三体石经《君奭》残石百余字，文字清晰，行款整齐，显现了汉魏石经的真面目。1916年4月，王国维在结束《史籀篇疏证》之后，欲对《说文》古文予以探考，乃取杨守敬所得《君奭》拓本比勘其古文字形。因爲《君奭》残石行款俱在，王氏校取以覈冯登府《魏石经考异》，推定魏石经每行皆六十字。王国维有极强的系统思维，有翁方纲、冯登府等导夫先路，又得此行款概念，于是萌发全面复原汉魏石经之想。经前后五个月的沉潜研究，着成《魏石经考》二卷八篇。
《魏石经考》上卷六篇爲：《汉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数石数考》《汉魏石经经本考》《魏石经古拓本考》《魏石经经文考》《魏石经篇题考》，下卷爲：《魏石经古文考》《魏石经书法考》及《隶续•魏石经图》六幅。汉魏石经鎸成之后并立洛阳太学之前，旋遭毁弃搬迁，所以晋以还文献如《洛阳记》《洛阳伽蓝记》《西征记》《北齐书》《隋书》《隶释》等书记载熹平石经经数各不相同，且将汉魏石经石数混记错转，歧出不一。王国维认爲，“欲考魏石经之经数石数，必自汉石经始”，所以第一篇即梳理熹平石经的经数石数，依清人成果考定爲七经，并帮助之所以亦称五经或六经之原因。魏石经则依据其复原的《三体石经左传遗字》图计算，推测当时鎸刻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庄公中叶以前文字而止。经数与石数密切相关，而关联的焦点就在每碑基于行款所能容纳之字数。汉石经每行字书已有洪适、翁方纲等推测在先，魏石经每行六十字恒定不变。所需考定者，是每碑行数。他反覆计算，最后汉石经取《洛阳记》四十六碑，魏石经取《西征记》三十五碑。
汉石经用今文本，魏石经用古文本，古文本《尚书》有马郑、王肃、梅颐本之别，今文本五经更有十四博士师法家法之异。王国维撰著时，熹平石经残石尚未出土，只能根据洪适所记，《诗》用《鲁诗》，参校齐、韩两家；《公羊》用严本，参校顔本；《论语》用某本，兼存盇、毛、包、周诸家异字；从而推测《易》《书》《礼》亦必以一家爲主，兼存诸家异文于后。魏石经虽有《隶续》文字和《君奭》残石，但文本很难确定。王国维从《文侯之命》和《吕刑》之间容不下《文侯之命序》十五字，因而定其爲用马郑本《尚书》，不得不说是慧眼卓识。
经数、石数、经本是石经最基本的要素，其他诸篇涉及拓本、经文、篇题、古文、书法等问题，对唐初皇室所藏萧梁拓本的流传，《三体石经左传遗字》离析后的拼接，石经篇题的书写格式，科斗古文的书法及其与《汗简》《古文四声韵》异同等一一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因当时所见汉魏石经残石太少，其中不免多主观推测成分，故其纂辑《观堂集林》，已删去《经文考》《篇题考》《古文考》诸篇及图。迨其见洛阳新出之大块《无逸》《君奭》《春秋》僖文二公残石，又作《魏石经残石考》一篇，将残石涉及之篇目文字全部用碑图形式图示。王国维对魏石经的前后两考，基本奠定了魏石经的研究格局。其对汉石经的考证和认识，在其逝世后由罗振玉来完成。
罗振玉于1929年开始纂辑《汉熹平石经残字集録》，循王国维复原石经的思路，对每行石经文字都计算其行字数。嗣后随得随刊，至1931年，已编集十二次，收字近六千。《集録》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收録熹平残石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中拓本大多数都爲王国维所未见。所以罗振玉在王国维认识之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罗氏最大贡献在于，依据残石，综核自己心得和时贤研究成果，新考定《易》用梁丘本，《书》用小夏侯本，《礼》用大戴本。其次，揭示今古文文本的差异，如《鲁诗》和《毛诗》的篇次、章次乃至章节多寡都有不同，《二雅》分什有别，用实物证实了九百年前赵明诚“篇第亦时有小异”之说；《仪礼》之记与传本文字亦有多少差异。经其以残石文字实证，使我们亲睹二千年前的西汉今文本样貌，极爲可贵。至于各经书写款式，如篇题占一行，《易》卦文连书，卦画当一格之位不空格，《十翼》每章、《鲁诗》每篇、《春秋》每年、《公羊传》每岁、《论语》每章前都空格加点以示区别；各经每行字数虽有恒定而时有参差，并非一律；今文本与今所见传本字数多有差异等，都非经目验残石者所无法想象，不仅加深了世人对西汉文本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凸显了石经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爲复原石经碑图奠定了基础。
张国淦在1929年完成《历代石经考》，适值罗振玉《集録》陆续印行，于是参据文献，比勘文本，考验《集録》行款，于1931年着成《汉石经碑图》，将熹平石经七经文本排列成九十六碑，第一次主观展示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石经样貌。1937年孙海波出版《魏三字石经集録》，图示魏石经爲二十八碑。张、孙二书之出版，标志着儒家石经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立。
石经学不同于石刻学，它局限于儒家石经而不包括其他所有碑刻；石经学不同于经学或儒学，它是专门针对经学的石刻文本，是相应时代的标凖文本而非一般文本，由文本异同来认识今古文和经义之异同。石经学是广义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有其独特的内容。石经文本建立在当时政治统摄下由官方选定一种文本精校、用当时正字（必要时兼用数体）书写、鎸刻的定本，具体落实在石数、碑制（篇题、行款）上。因其材质、书法导致其有拓本，故有书法研究之价值；因年代久远鎸刻经数不明，故有历史考证之必要。儒家石经在宋代仅是着録与校勘，清代有意识从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认识，但仍多局限于文献与文字字形考证。到王国维着《魏石经考》，才从经数、石数、经本、拓本、经文、篇题、古文、书法作全方位考订，经罗振玉、张国淦、孙海波之努力，综合八个要素成果，树立了汉魏石经碑图。之后罗振玉整编《熹平石经集録》，马衡汇辑《汉石经集存》，只是在做规整和增量的工作。
石经学由研究汉魏石经而建立，可以辐射到其他五种石经的研究。其中唐石经、清石经形制具存，而蜀石经、二宋石经之形制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即就汉魏石经而论，张、孙所图远非定论。台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屈万里着汉石经《易》《书》二书残字集证，以及和其学生所撰《诗》《公羊》《论语》等残字集证，都是在张《考》、马《存》基础上精益求精；吕振端《魏三体石经残字集证》也是在孙《録》的基础上重新考证。大陆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出新汉魏石经残石，学者先后缀合考订，都有新的突破。至于熹平《尚书》所据究竟是欧阳本抑是小夏侯本，学者反覆论证，结论越来越接近事实。
纵观八九十年来的石经之学，缘其他学科相继兴起成爲热点和石印石经书籍难觅等原因而显得沉寂。“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课题试图将所有石经拓本、题跋、专著、论文汇爲一编，方便学界参考利用。在儒家简牍频繁出土的现今，汇集资料重振石经之学，意义重大。儒家经典文本之文字，二千多年来因字体更替和传钞错舛，显得异常复杂。将七朝石经作爲不同时代实物坐标，不仅楚简古文与魏石经古文相印证，可觇字形嬗变之迹；其文字文句文本与汉魏石经相校覈，亦可窥两汉今古文文本之异同。锁定唐石经文本，朝前与敦煌残卷、《五经义疏》、《经典释文》和汉魏石经、出土文献乃至汉魏六朝碑刻引经相校覈，朝后汇集宋刻本，尽可能参证蜀石经、嘉祐石经残石，则我们现今文本的流传、演变之迹大致可得。
张国淦、孙海波图示之碑式、石数、行款都已被新出残石和深入的研究修正或调整，其间有行款问题，亦有今古文文本之异，今可参据新出残石和简牍资料覆覈、校正汉魏石经碑图。由汉魏石经碑图推衍，蜀石经和北宋石经的碑图形制，以往少所涉及；石经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固无可疑，然在专注于文字碑制的过去，往往爲学者忽略，近已有学者在这两方面作出努力。
集文献、文字、文本、碑刻、经学史、历史于一身的石经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与路径。七朝石经是历史留存的儒家经典珍贵文物，藴含着丰富的文字与文本信息。如何深入研究，恰当利用，是当今经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碑刻学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