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研究文献集成》序

作者：虞万里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十七日丁亥

          耶稣2024年7月22日

藏之名山，寿之金石，是古人希冀记载圣言与事迹的文字世世相传以致永恒的信念。然七朝石经镌刻之初衷却并非如此单纯：熹平石经之刊，是为统一各家经师歧出文本；正始石经之鎸，则因今文经衰落而古文经已成为官学；开成石经之立，是朝廷希望消除日益纷乱的别字俗体以归于字形纯正而形成一个便于科举的标凖经文；广政石经之刻，意在补充汉魏经注；嘉祐石经之栞，似欲彰显文本之渊源有自；绍兴石经之树，显系权臣奉承圣上之举；乾隆石经之列，无疑是高宗显扬文治武功之心理。尽管初衷不相一致，其欲长久流传则是人心所同。然自熹平石经刊立至今千八百年，乾隆石经刊立亦已二百余年，今唯清石经岿然屹立，唐石经因地震而有毁损，南宋石经残缺而模糊，孟蜀与北宋石经则仅存一鳞半爪，而汉魏石经仅能凭借出土残石略窥一斑。溯其镌刻之初衷与意图，亦可谓天拂人意，事与愿违。

若再深究其拂意违愿之历史原因，熹平今文石经刊立后，虽曾有各地学子毂击洛下，匍匐碑前，然不久今文经本已非考试所需；正始石经尚未刻全，顷间司马易祚，纸张普及：故汉魏石经不为人所惜，任凭迁徙损毁，易作他用。开成石经刊立之时，李唐皇朝已走向衰败；五代战乱，广政石经偏立于西南，与唐石经南北睽隔。碑石旋即为版刻所代，书籍卷藏方便，石经只能作为文化之象征。缘此，唐五代以前，载籍记述石经，或语焉不详，若陆机《洛阳记》、杨衔之《伽蓝记》之记碑数异同；或颠倒汉魏一字三字，若范晔《后汉书》、魏征《隋书》谓汉古文篆隶三体、魏隶书一体石经。

唐宋之际，六朝所拓石经打本渐次澌灭，洛阳偶有残石出土，初不为人所重，宋人好古，遂有收藏、传拓者，有校勘、考证者。先是，郭忠恕、夏竦取三体拓本之古文入《汗简》《古文四声韵》，后有苏望、胡宗愈翻刻汉魏残石文字以为怀古与观赏。至嘉祐间再次出土，引起学者重视，董逌、赵明诚、黄伯思始加校録，著其文字异同，辨其文献异说，推考碑式刊刻形态，纠正一字三字误传。惜其校録之原始文献已散佚无存，仅一二片断载于《广川书跋》、《金石录》与《东观余论》。南宋洪适承继董、赵、黄之成果，将北宋出土熹平石经与唐代留存之三体石经残拓收录于《隶释》《隶续》，并加校録、考证，是为留存至今第一部综论汉魏石经之著作。第以间厠于《隶释》《隶续》，不为时人重视。

宋代以后，已出残石旋皆散失，又无破土新出，拓本零落，翻刻圮废，故石经研究复归沉寂。清初顾炎武重新校勘唐石经，著成《石经考》和《唐国子学石经》（在《金石文字记》中），开清代石经专论之先河。朱彝尊纂《经义考》，专辟五卷篇幅，辑录石经资料。其后杭世骏《石经考异》、桂馥《历代石经略》、徐嵩《石经备考》、李兆洛《石经考》等相继搜辑考辨，致历朝石经之刊刻、书手、经数、存毁等细节越趋明白。洛阳汉魏石经残石出土后，张国淦著《历代石经考》一书，以综合其研究所得，著为提纲，将前人记载、论述之文献一一注之于下，参证广博，材料翔实，诸凡刻石年代、石经经数、行款、书者、字体，以及石经所立之方位、历经之丧乱、残字之搜集、拓片摹本之流传，乃至碑式之复原等，都有综述、考证与独见，至于七朝石经以外之唐玄宗石台《孝经》、宋高宗《真草孝经》等，亦有涉及。是乃迄今为止搜集、梳理石经资料最为全面之专著。

洪适所録存之汉石经残字，王昶转录于《金石萃编》，并辑集注家题跋，汇成一卷。翁方纲得孙承泽、黄易、钱泳三家汉石经拓本，著《汉石经残字考》，揭其行款，为后世复原汉石经碑图开啓新涂，并依式重鎸于南昌学府。冯登府遍考七朝石经，于汉石经尤所致力。其每注意于石本与今本之异同，故多引先秦两汉经师训诂、金石铭文及同时代学者新见以证石经文本。稍后瞿中溶《汉石经考异补》、孔广牧《汉石经残字证异》等皆折衷群言，各有发明。上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大批汉石经残石出土后，罗振玉利用其在学界友朋与学生之关系，数年中广搜拓本，集腋成裘，先后纂辑十多次，依循翁方纲、王国维之方法，校録残石文字，著其行款，汇成《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成为汉石经之经典名著。张国淦即在参考《集录》基础上，详细征别今古文文字，反覆推勘碑式行款，初步复原千八百年前之熹平石经碑图。马衡在罗、张书外，又益以遗逸与新出残石，分録文与拓本两部分，辑撰《汉石经集存》一书，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洛阳出土汉石经残石之总结性著作。屈万里在台湾获得《集存》后，又对《周易》《尚书》残石作更详细校録，重新复原碑图，并指导学生对《鲁诗》《春秋》《公羊》《仪礼》《论语》五经作进一步研究复原。

开元间所传三体石经《春秋左传》残拓，经锺绍京、王溥、苏望、洪适等收藏、摹録，一线单传，不绝如缕。五百年后，《尚书》学家臧琳率先剖析出《隶续》所载《左传遗字》中之《尚书·大诰》《文侯之命》《吕刑》残文，引起学者对三体石经之兴趣。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冯登府《魏石经考异》相继深考，三体石经行款、内容越趋明朗。逮及光绪十八年（1892）洛阳发现三体石经《君奭》残石，王国维取以与《隶续》残文作参照，撰《魏石经考》二卷八篇，从汉魏石经碑数、经数、经本、经文、篇题、书法等全方位考证，奠定了石经学之基础。五年后洛阳出土大块《尚书》《春秋》残石，王国维又草《魏石经残石考》，而吴宝炜、陈乃干、章太炎、白坚等竞相传拓考证，各有著作传世。期间虽有王小航、孙次舟对残石或古文字体持有疑虑，撰文嗤点，却非主流意识。及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面世，三体石经研究暂告一段落。上世纪五十年代，马衡在完成《集存》后有意重新集录三体石经残字，终因不假天年而止。之后又陆续有三体残石收集与发掘所得，台湾吕振端和邱德修都曾汇集最新残拓撰写新著。

自顾炎武校勘唐石经文字，其后王朝�《唐石经考正》、钱大昕《唐石经考异》、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冯登府《唐石经误字辨》、李祖望《唐石经笺异》等皆有事于斯，于顾氏所业，或证或驳，皆有功于“今本之祖”之开成石经文字，其中尤以严可均一书用功最深且最负盛名。诸家皆究心于文字，魏锡曾则关注其碑式。《唐开成石经图考》以图表形式图示十二部经典之文字分布与各经起讫并予以描述，为研究经碑碑式和唐代经折拓本形态提供思路。

蜀石经是七朝石经中经碑最多，而其消失后所存鳞爪亦最为希珍者。清代在学者间辗转流传之残拓与影写文字，仅《毛诗》与《周礼》聊聊数纸。其先为黄丕烈所得，而吴骞、陈宗彝、冯登府各有校録，近代缪荃孙亦曾有校记，虽皆有遗略，犹可参考。至刘体干汇集诸家所得，辑成《孟蜀石经残存》，遍请名家题跋，亦为一时盛举。

北宋石经存者亦希，乾隆间唯彭元瑞所得《周礼》《礼记》数百行而已，后李遇孙又从徐寿鱼家得十叶。冯登府著《攷异》，考其真书、篆文与传本同异，犹足可致思嘉祐石经与源于长兴本之景德刊本来源。咸丰间，山阳丁晏又从书肆购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周礼》《孟子》诸经共三百九十一纸三万余字，遂著《北宋汴学篆隶二体石经记》纪其事。民元初年，王秉恩避地沪上，取此拓本，溯其始末，据依《说文》，考其文字。察其所论，多有愈于冯、丁之说者，为治嘉祐石经所不可或缺之书。南宋石经系高宗所书，其所据依犹为北宋国子监刊本，以较元明以下之传本，仍有其价值；即其点画之别，亦可察书法习惯。清代杭州所存碑版，已模糊不清，冯登府《南宋石经攷异》，详记各碑起讫，并校其文字异同，足为研治绍兴石经者参覈。

乾隆石经之原本系蒋衡书写，其所据本至今难以确指。方其乾隆初年进呈御览，曾有励宗万为之校勘，及五十六年开馆鎸刻，由彭元瑞领衔校勘，刊成后遭和珅批驳。今存《陕拓十三经考异》《石经考文提要》《石经考文提要举正》《钦定石经改正字样》诸书，可以研考乾隆石经刊刻始末与彭、和争端。冯登府即曾取唐石经及宋以下诸刊本勘其异同，证其是非。清季又有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参校彭、和意见及阮元校勘记，提出拟修文字八百余，是皆读乾隆石经不可或缺之著。

石经丛刻，向少其著。昔冯登府遍考七朝石经，乃于道光八年（1828）汇而刊之，曰《石经补考》，是其独著。光绪十六年（1890），王秉恩在四川，取顾炎武《石经考》以下十种，包括《石经补考》十一卷，成《石经汇函》，由尊经书局刊之，此皆清人著作居多。一九七六年，台湾许东方刊《石经丛刊初编》二十一种，兼取近代洛阳石经残石出土后之名著，较之王氏《汇函》，更为实用。然流传颇少，閲者不便。二○○五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印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汇集五十五种石经著作，兼有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然亦偶有张冠李戴者，如误将一九二八年（戊辰）刘体干所抄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益郡石经”文字，题作“清曾宏父纂述《石刻补叙》”收入。以上所辑，皆直接影印，未作校覈处理，故有不尽如人意处。今所辑《石经文献集成》，不仅有愈于以上诸家者，更于每书撰写提要，叙其源流、内容，俾读者不仅读其书而知其人，更进而知其书之要。今所辑之外，仍有未收入之石经专著，第以作者版权、馆藏条例种种原因，不克尽收，愿俟诸异日。

二○一九年九月于榆枋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