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之十六】

专访林安梧：“圣诞节”应该叫“耶诞节”，儒教是觉性的宗教

受访人简介：林安梧，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鹅湖》社主编、社长，现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创院山长，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著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等。
采访人：任重（ 主编）
受访时间：西元2018年12月23日

【提要】

♦西方的重点在“神”不在“圣”，必须回归常态
♦耶诞节过度的浓郁，其实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更胜
♦儒教是觉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
♦应该把“天地君亲师”牌位立起来，塑造神圣教化空间
♦文化认同危机最主要是来自于话语权的不平衡，要通过彼此交谈对话来解决
♦必须对现代性给出一个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名而单向度普通化、一致化

【正文】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经常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赞成将基督教经典BIBLE译为“圣经”，认为应音译为“拜普经”，GOD应当译为“高德”不应译为“上帝”，“圣诞节”应该叫耶诞节。您为何会关注这个问题？

西方的重点在“神”不在“圣”，必须回归常态

林安梧：这个问题其实只是回到一个常态而已。

这就好像“北京”以前英文发音叫“Peking”，其实“Peking”是不合乎“北京”的，后来中国大陆把“北京”就直接翻译成“Beijing”，我觉得这是妥当的。

这也就好像佛教用“般若波罗蜜”来直接音译，而不是用“到彼岸的智慧”，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取代“无上正等正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宗教哲学的语义脉络有它的独特性。譬如你讲“无上正等正觉”，如果放在儒家，就跟佛教有很大不同。

所以，如果“Bible”这个语汇翻译成“圣经”，其实是不妥当的。因为西方的重点不在“圣”，他的重点在“神”，在那唯一的超越的绝对的人格神。他所启示的经典，就不叫“圣经”。

中文讲“圣”，通天接地，通天地人，耳听之于天、口宣之于人，这是“圣”。所以“Bible”翻译成“圣经”是不准确的，而且容易有误导，我觉得现在也到了必须回归常态的时候。

再说，以一神论的宗教来讲，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者《可兰经》，基本上是音译。我觉得对比平衡，就其话语权来讲，“Bible”就应该翻成“拜普经”，直接音译，我觉得这是妥当的。

如果以“God”这个词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就像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主，他们翻译为“安拉”，这也是音译，我觉得很妥当的。你把“God”音译为“高德”，就以它的汉字的表象意义来讲的话，其实也很好。如果翻译成“上帝”，那就混淆了。

中国的《诗经》《书经》以及其他的古书已经用到了“上帝”这个语汇，而中国古书用“上帝”这个语汇并不一定指的是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它可能具有人格神的意味，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最上的存在的根源的意味。

因为“帝”这个字如果用文字学来讲的话，它是像花萼的形状，它代表了万物始生之处。所以，“上帝”是一个至上的万物始生之处、至上的万物万有一切的存在的创造的源头。这跟“God”这个语汇是同一个Level,但是语义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做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平心静气地站在话语权的平衡，站在回到彼此宗教学或者哲学之间的沟通以及文化的对比沟通之上来说的，并且面对两个最大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它也是平衡的。

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两个一神教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平衡来对待这一点，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良善的沟通的一个起点，这一点我是要强调的。

在这里，我们应该避开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站在一个文化交谈跟对话的观点上，强调它的平衡点而已。

：西方“圣诞节”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不仅有商家推波助澜，而且各级国民教育学校从幼儿园、中小学至大学，都组织过这个节日，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和反对，代表者如2006年十位青年博士生生联署发表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耶诞节过度的浓郁，其实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更胜

林安梧：关于12月25号，我想这个节日站在基督宗教文明的观点是值得庆贺的，而且站在人类文明的观点，它也是值得去祝贺的。但是这个节日在汉语文化圈里面叫“圣诞节”，这是不如实的。

中国要讲“圣诞”的话，其实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叫“圣诞”，而我们今天居然把12月25号耶稣基督的诞辰叫做圣诞节，这样不妥，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圣”。

依照基督宗教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是唯一的“God”在人间的“神之子”，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讲“神子节”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恰当的话，就叫“耶诞节”，我想这是很妥当的一个称呼，而叫“圣诞节”，我觉得并不妥当。

相对来说，孔子诞辰没有叫圣诞节，我们叫孔诞节，老子的诞辰我们叫老君诞节，佛陀的诞辰我们叫佛诞节，我想把耶稣基督的诞辰叫做“耶诞节”的话，话语上是很平和的，而且这样是对称的、恰当的、适度的、合理的。

这个事虽然很小，其实它是有意义的。

其实扩大了讲，我曾经呼吁过，譬如说1492年，我们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美洲原先的土著来讲，也是不妥当的一个称呼，应该说哥伦布在西元1492年因为被飓风漂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而误认为是印度，所以就把那个地方的人叫印第安人，把那个群岛就叫印度群岛，后来知道不是，所以就把那个地方改成西印度群岛。

他其实不是发现了新大陆，他是误闯了一个旧大陆，那么依据白人的观点，把它认为是全新的，于是白人就占据了这个大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样的一个描述怎么样是一个世界史的合理观点，我想也是到了一个必要去理解的年代。

这就好像我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史实。西方人把澳洲的独特的动物袋鼠叫做“kangaroo”，其实这是因为，白种人到了澳洲见到一个独特的动物，他没见过，于是就问澳洲土著，“What's that？”（“那是什么？”），澳洲土著因为听不懂英文，就告诉他“kangaroo”，意思是“你在说什么？”，从此之后，“kangaroo”真的变成了袋鼠的称呼。

其实“kangaroo”用来作为袋鼠的称呼，对袋鼠来讲是蒙下了不白之冤，因为袋鼠就变成了“你在说什么？”，这点我想不妥当的。所以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如用中文的“袋鼠”翻译成英文的话，可能还更准确，因为中文的“袋鼠”的意思是它前面有个袋子。

这些都是一种很平衡、平和的说法而已。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话语权要提一个比较平和的说法的时候，国内就会有朋友说，你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情怀。其实不是的，这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交谈跟对话的合理的理性而已，是应该这样去理解的。

而关于越来越多的人过“圣诞节”，我认为这个很难用通过外在的权力来控制。但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整个话语权的不平等，宗教的话语权、文明的话语权在这里是不平等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比较适度的方式，让孔子诞辰以及老君诞辰、佛陀的诞辰逐渐复兴，这样的话一样能够出现比较好的节日的氛围。

在对比的情况之下，才不会让耶诞节过度的浓郁了。因为这种过度的浓郁，其实就代表了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是更胜的，它已经是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要让其他的也生长起来，然后达到一个均衡和谐。

我觉得不是用禁止的方式，而是用调整的方式。而怎么能够调整的恰当，我们必须要去检讨。

譬如说，像“圣诞节”这个语汇恰当地改为“耶诞节”，而为何改成“耶诞节”，我们要有一些恰当的诠释。这样的话，话语权慢慢均衡起来，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体会到人类文明要好好地往前发展。

其实话语权要能够更均衡，才能够真正有文明来交谈跟对话，这个世界才会比较均衡地往前迈进。这需要我们去缔造一些新的可能性，譬如说孔子诞辰、老子的诞辰、佛陀的诞辰、穆罕默德的诞辰等，这几个宗教比较均衡地发展起来，我是觉得对人类文明是真的会有帮助的。要不然一枝独秀，或者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商业利益再一次生长扩张出去，我觉得这样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好的。

要让所有的人类的参与者能够了解到，人类文明必须向更均衡的方向来发展，这样才会更好。

：您认为儒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那在今天，儒教应该如何重建？或者说，儒教重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需要着重从哪些方面入手，比如一些具体的建议、措施或者步骤？

儒教是觉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

林安梧：关于宗教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儒道佛这三个宗教基本上可以划归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他们是强调一种觉性的宗教，或者说心性觉醒的一个宗教。这个宗教不同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我觉得应该把它划归到信靠的宗教。

信靠的宗教是要投向那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那样的一个他者，而觉性的宗教是回到我们内在心性的一个觉醒的宗教。这是不同的两个宗教形态，儒学作为一个宗教来讲的话，它当然是完全满足的。

我记得几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50年所庆的一个讲座上，我做了一个《儒教释义：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的讲座，我在那里讲的是清楚明白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代儒学》（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现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在说，我们的宗教是教化为主，以觉性、心性觉醒的唤醒方式为主导的宗教。这个宗教不同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但是它也是满足所谓的教义、教主、教团、教典、教仪等等的要求，只是形态不同而已。

我常说，筷子跟叉子都叫餐具，但是你不能够说只有叉子是餐具，而拿叉子做标准来看筷子。拿叉子的标准来看筷子，筷子真的不是很好的叉子，或者应该说是很愚蠢的叉子。但是如果相对来讲，你用筷子来看叉子，那叉子显然并不是筷子。

所以，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胸襟去理解。筷子跟叉子各有独特的用法，使用叉子是一个主体通过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控制客体的活动，而使用筷子是主体通过中介者连接客体构成整体，达到均衡和谐才能举起客体的活动，它各有胜场，也各有限制。而我们能够尊重其差异，然后了解其共通性，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他们都是餐具，而且彼此就可以相容而相得益彰了。就好像现在吃自助餐的时候，我们使用筷子也使用叉子，我觉得这完全不相妨碍的。

所以我的提法基本上是站在话语的平衡权，以及其他的更大沟通可能性之上的。这一点，我想从人类的文明史、异文明的交通与宗教的交谈对话的各种经验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认为21世纪是人类再度文明的、有新的交流和沟通的、创造新可能的年代，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个年代。

应该把“天地君亲师”牌位立起来，塑造神圣教化空间

具体的落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家明白儒教是一个觉性的宗教、教化的宗教。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天地亲君师”这样的一个牌位其实应该立起来。因为这个是反映着“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是荀子所说的“礼有三本”。

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语汇的话，“天地”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亲”代表着血缘人伦的共同体，“君”代表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师”代表的一个文化教养的共同体。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民族非常重视的是一种共同体的概念。从整个自然天地、血缘人伦到政治社会、文化教养，人是放在这样共同体里头好好生长的。我们必须得天地之滋养的，父母只是生、教、养，我们也必须得我们的师长前辈去教养，我们也必须得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养育、保护。

总的来讲，人是离不开天地，离不开先祖，离不开政治社会国家，离不开我们的文化教养。圣贤前辈的这样的一个提法很重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把“天地亲君师”的牌位立起来。

其实它也不必太大，在家里有一个神圣的空间，一个神圣的教养教化的空间，一个觉性唤醒的空间。那么如此一来，基本上就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本身是具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一种实践的可能。

有一种提法是把“天地亲君师”的牌位换一下，因为有人认为“君”容易跟以前的君主专制连接起来。其实“君”是一个“尹”加“口”字，其实就是管事了发话了就叫“君”。它其实是多元的，不是指的一个国家唯一的领导人，它讲的是各行各业各个共同体里面的管事的。

有的人说把这个“君”改成“国”，我觉得一点也不必要，因为“君”这个字比“国”那个字还好，“国”这个字有限制，而“君”这个字就更宽广，所以我就主张叫“天地亲君师”牌位，这个顺序也是依照荀子的提法。

另外我认为，为了强化血缘人伦的基础点，应该要出台一个政策。我以前提过，要让祖辈父辈儿孙辈尽其可能地住在一个比较近的社区或者同一个社区，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在同一个社区买房的话，应该给予无息贷款或者最低息的贷款。这样的话，带有文化意义的、带有教养意义的在人文的血缘的一种联系性就会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另外在整个中小学教育里面，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里面增加多一些相关的中国文化经典，这是必要的。在地方来讲的话，像地方志的书写能够重视到这些相关的文化的氛围也是必要的，像祠堂的修缮以及乡先贤的事迹的一些的报道，已经跟文化经典关联在一块了，我想可以有更多的关联。这方面我看已经有很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强调的带有一点仪式性的“天地亲君师”牌位不是一种迷信，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文化教养的理性空间、一个实践的空间。这样一个践行的空间我觉得是必要的，它也带有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新的变化的标志。

另外鼓励三代人尽量有更多的来往，这样才能够真正造成一个人伦共同体的生长。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尚未中国化，耶诞节与佛诞节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吧而很多人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圣诞节”问题，认为这是外来文化入侵，会导致文化认同危机。例如，多年前，德国等欧洲国家联手反对美式圣诞节，原因是“美式圣诞”的商业化让不少欧洲人愤怒不已。比如，目前通常所见的红衣白胡子的圣诞老人形象，其实是美国艺术家桑德布洛姆为可口可乐公司创作的。大吃大喝及过度消费等现象，也是来自美国的“商品”。您怎么看？

文化认同危机最主要是来自于话语权的不平衡，要通过彼此交谈对话来解决

林安梧：我个人认为，其实文化认同危机最主要是来自于话语权的不平衡，如果话语权能够平衡的话，就会好一些。

我个人是主张更开放的胸襟来接纳各个不同的文明，但是也要有深入的主体自觉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文明（记得是诸多文明）。在诸多文明的一个交谈对话、彼此互鉴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才可能进一步好好发展的。所以这不是有没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彼此交谈对话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佛诞节作为佛诞节、耶诞节作为耶诞节，以及老君诞节，乃至穆罕默德的诞辰与孔诞节、孟子诞节等，我想类似这样的称谓以及这样多元的发展是必要的。您里面提到了德国等欧洲国家联手反对美式的“圣诞节”，原因是美式“圣诞”的商业化，让不少欧洲人愤怒不已，我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也应该通过文化的交谈与对话来处理这个事。

而文化交谈对话，当然包括批判，批判的目的不是对抗，批判的目的乃是回到一个事实本身，让它彰显起自己。这是一种真正现象学的方式，回到事物本身。而让事物彰显其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目前来讲，美国式“圣诞”的这种商业化，其实也已经远离了美国原先“圣诞”的精神了。

至于基督宗教在中国也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我也认为他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发展。这也就牵涉到一个本色化神学的问题，或者叫本土化神学，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未来发展的可能。我甚至认为不出30年，应该会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成为中国基督教的特色，所以基督教福音将有可能从中国再传到世界各地去，我想这是一个儒耶会通或者儒道佛耶会通后以基督宗教为主导的的一种方式。

当然，讲佛教的话，就是以佛教为主导，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我想以后可能会有一种带有基督教特色的儒教，这是文明的交谈、对话的各种可能。

：那么，今天，外来宗教中国化主要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相较于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这次的面临的历史形势有何不同？困难何在？如何实现？

必须对现代性给出一个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名而单向度普通化、一致化

林安梧：目前来讲，外来宗教中国化，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相较于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当然历史形势不同，他的义理、思维、系统、类型也有很大不同。

从整个宗教的义理思维系統类型来说的话，我想毕竟佛教还是可以划归到所谓的“觉性的宗教”，心性的觉醒的宗教，它不同于“信靠的宗教”，不同于信靠超越绝对唯一人格神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伊斯兰教要中国化是比较困难。

不过如果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能够慢慢柔化对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的信仰，慢慢地落实到人的内在的心性修为的这样一个信仰，从而有更多交谈跟对话，我想那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中国化，它会使得基督宗教的中国化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有新的发展。

其实截至目前为止，这样的中国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不是没有，只是它的整个力度以及向度，还有它的整个体量还不够大而已。随着整个时代的变迁，文明的发展进到21世纪，我认为这些可能性是有的。

至于困难，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整个义理思维系统脉络的异同。“觉性的宗教”跟“信靠的宗教”要融通是会有一些艰难的，不过它还是可能的。如何实现呢？这就是要更多交谈跟对话。当然目前来讲，它另外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现代化、现代性的一往而不复的长驱直入，带有强烈的文化的霸权色彩，这本身就容易导致文化的冲突，而这个文化冲突就很难化解。

我想我们必须呼吁，全世界各族的文明，以及不同的宗教，应该广开胸襟，有更多交谈跟对话。要不然的话，是难以达到所谓的真正的进一步的文明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现代化、现代性给出一个新的反思。这样的话，才不会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名称而其实是单向度的普通化、一致化，因此又慢慢地贫乏了，这样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另外的语汇被提出来，就是所谓的“在地全球化”（glocalisation），有在地化、有本土性，才真正有世界化，而这样的世界化能够包容差异跟多元，它能够反思到，太过于一致性、太过普同性就会造成一种匮乏。

其实现代化之后的很多思想家们也在想这些问题，我们人类文明必须有更多交谈与对话。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乃至非洲文明应该有更多的对话，这才能够迎来一个新的文明的轴心年代，这是一个对话、交谈、互动的一个轴心年代。这是我们所期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