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少学者对儒家持“精华糟粕”说，半是精华半糟粕。这种说法，貌似持平，实为乡愿，对拥儒反儒两派都不得罪；或者无知，不知儒家精华所在，也不知某些历史糟粕其实与儒家无关或关系不大。

历史上某些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如太监、宦官、小脚、贞节牌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确是严重偏离甚至根本违背了经典教训和仁义原则的。

问题在于，世易时移，那些与君主制有关的历史性糟粕，多已随着君主制的消失而隐向历史深处。比如“君君臣臣”的规范，随着君主制的消失极其合法性的丧失，重提已无意义。法家意味甚浓的“三纲”更是毫无约束力，君主制早已不合法，何谈君为臣纲？（另外二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质上也早已普遍不在了。许多家庭倒有“儿皇帝”、妻管严现象，说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倒还差不多。）

问题更在于，那些历史糟粕是否真的属于儒家？它们是否为儒家所主张或认可，儒家在其中是否要负责任、要负多少责任，这都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太监、宦官、小脚、贞节牌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都是非儒家的东西，而且本质上都是反经典、反儒家的。

当然，明清儒家受专制主义“污染”过重，儒家的原则立场有失鲜明，对于那些糟粕东西不能起而反对，甚至推波助澜，确实是有相当责任的。

只要我们回归孔孟回归经典，所谓区分精华与糟粕的陈词滥调就没有必要再唱了----其实此“调”已成为反儒派的一个借口。真让他们区分，所有精华都会被划为糟粕，而所谓抛弃糟粕实质上是抛弃整个儒家。一些人自称只反伪儒不反真儒，却将包括孔孟在内的历代大儒都骂成伪儒。


二


看到网友摘录的《南方都市报》訪問稿《我为什么呼吁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尊师日》中的杜維明的一段话，东海吃了一惊。杜維明说：

“儒家的阴暗面太大了，从五四以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儒家的弊端，别忘了现在这种弊端还在。五四时期说的封建遗毒，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现在变本加厉。反而儒家的温良恭俭倒没有，将来如果是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霉，这是儒家未来在大陆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要清醒。”

这样的话与“精华糟粕”说异曲同工，如果出自一般学者，不奇怪，出自杜維明先生，未免有负儒冠。

“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这些弊端或阴暗面，何时姓了儒？恰恰相反，它们为历代大儒所不耻和反对，与儒家的经典教导更是格格不入。《论语》中孔子谆谆教导弟子们“为政”、从政的注意事项，包括走正道举贤能认真负责任等等，无不与“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相反。

《论语》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有捷径不抄而走大道，没公事从不进领导家门，两件都是小事，却足以看出一个人的刚方廉正来了。孔子师生欣赏澹台灭明这种“呆板”的人，可见儒家的取向和人才观的“与众”不同，取人、荐才皆以德行为先。

杜維明所说的弊端，“封建”时代或许存在，那是“封建”官僚未能真正践履儒家经典所致，“现在变本加厉”，则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完全违悖儒家仁义之故。杜維明有所不知的是，在“现在”的中国政坛，“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这些“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人们都已司空见惯。大量“封建”时代难以想象的邪恶和黑暗，不知又是谁家的“遗毒”？

至于杜維明对儒家政治化的反对和论断，在儒家被“心灵鸡汤”化的时代危言

“将来如果是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霉”，就更加不可理解了。论义理论实践，儒家与政治的关系从来是至为密切的，政治道德是儒家道德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内圣外王，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正是外王学的着力点。儒家政治化和政治儒家化，是为了让政治道德化文明化，这也正是解决“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这些不正之风的根本性办法。

但愿上面这一段话是杜維明先生的口误或记者的笔误。


三

回归孔孟和经典，树起儒家的最高标准，才可以更好地区别什么东西是儒家的，什么不是，从而更好地防止自己言行出偏、行差踏错，更好地“防范”别人对儒家进行思想栽赃，把非儒、反儒的东西暗塞给儒家。

儒家文化，上则形上本体，下则形下万象，内而道德修养人格建设，外而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方方面面无不涉及。但概乎言之也很简易。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也；三个字：仁智勇，三达德也；两个字：仁义也，中庸也，良知也，一个字：仁。

儒家这个历史悠久、内容丰厚、影响广泛的文化体系，可以称之为仁本主义，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也可以说为中庸原则、良知原则，名异实同。）这也是儒家的最高标准。四书五经作为儒家经典，乃是这一原则和标准的文字载体，是对这一原则和标准根本性方向性而又具体化形象化的表述。

任何言论行为、法律制度或道德规范，任何个体和群体，如果违背了经典教训，违背了仁义原则，那就不是儒家；如果偏离了经典的教训，也就是偏离了儒家原则，即使是儒家，也不够正、不够“大”。

当然，在判断某种法律制度或道德规范是否仁义的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考虑到历史的局限性。时代不同了，某些标准就会有变化，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论断古代。儒家有个重要的概念：时。礼经云：“礼，时为大”，合乎时宜即为义。时，正属于义德的范畴。历史上某些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现在看去是很“反动”，在当时或有其合理性。


四

有反儒者曰：“儒家的道理、道德不一定都是对的。”并抬出古人“理无常是，事无常非”之言为证。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此言出自《列子-说符》，原话是：“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 从功利的角度、局部的角度看确是如此，天下的道理没有一直正确的，事情没有一直错误的，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不论事物怎样不断发展变化，有些根本性原则性的“理”都是不能违背的。儒家的仁义原则（又可称为良知原则、中庸原则等）就是这种“常是”之理。它不仅是儒家、也是人世最高的道德和最大的道理，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普适性，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人。

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理”或“事”，就是“常非”的，不仁不义、违道悖德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可见，理有常是，绝对正确；事有常非，必定错误。

仁义原则之下，又有许多“子原则”，在不同范畴中各有其普适性，也属于一种“常是”之理。例如“以直报怨”原则，在处理人际以及国际关系时普遍适用。“以怨报德”完错“非人”，“以怨报怨”、“以德报怨”不一定错，但都容易出偏，不宜作为普遍原则。2010-9-22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