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诗人到青年法学家  

——35岁年份上的追忆与致敬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涟水日报》2018年10月18日、《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十六日己丑

         耶稣2018年10月24日

十年前，在青岛海边度假时，高中班主任周红老师联系我，希望给母校80周年华诞写点庆祝性文字。那时我刚刚结束北大法学院硕士学位的攻读，准备继续读博。更关键的是，那时我还是一名“失踪”之前的校园诗人，曾自编诗集《临海听音》（目录详见：http://flyingdragon.fyfz.cn/b/269382），所以也许确实可以写点文字，而且是特别的文字。据说，伟大的诗人都是法学院逃逸的学生，而我进行的是逆向逃逸。对涟中母校，我是深怀感情的，她是我人格成熟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为了表达对母校感铭之情，在青岛海边的一个午后，我奋笔写下了百行长诗《大山与驿站》（详见法律博客个人主页：http://flyingdragon.fyfz.cn/b/256068），以“大山”喻人生特定的知识与意义迷障，以“驿站”喻接力支持个人成长与知识突围的关键支撑。是的，尽管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大山”需要翻越，有千山万水需要跋涉，也有诸多的“驿站”需要感铭，但高中岁月却是第一次最为关键的“大山”之旅，也是最为铭心刻骨的“驿站”所在。恰恰，我又是一名“高四生”，因为理想而转进滞留，竟对母校有了相对他人更深切的碰撞与互动。

不久前，孙辉校长带队拜会北京诸校友，在座者当然是有些“杰出”意味的。我颇为诚惶诚恐，不仅因为自己年资偏浅，更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写诗了，甚至不再有十年前那种奋然向外、马不停蹄、俾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我知道，特定的情怀是与特定的年龄及生存处境相关的。孙校长邀请我写点文字，我自然是需要答应的，但却不可能再写诗了。于母校而言，已90华诞，作为代际相承的“教育法人”，它在逻辑上是不朽的。因此，这里的90所相对的不是凡人生命的尺度，而是一种关于教育理想的长远尺度，故母校可以一直处于“青春芳华”。但具体的个人是有朽的，其年龄与寿命的大致比例就是一种生命成熟与道德成熟的测量指标。因此，如诗歌般的青春逐渐逝去，诗歌的时代结束了，而理性的散文时代开启了。这是我在35周岁年份上的真切感受。故而，给母校的文字就只能是散文了。这是大山之外的回望，这份回望是真切的，甚至是有些沉重的。因为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拂拭久违的曾经往事，就难免舒张那因为奋斗前行不得不裹紧的灵魂，任着思绪与情感回溯流淌。

一、寄宿涟中：人生开始独立

我是1998年入读涟水中学的。那一年的中考，我记得是考了全县第三名，也是我初中母校第五中学历史上中考成绩最好的。那时涟水的教育格局还没有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鼎盛而衰之际，涟中当时是“一枝独秀”，能够考上涟中，尤其是考上免收培养费的“统招生”，对乡下学子而言是一种确定的荣耀。那时涟水的乡下初中实力还比较强，有不少好师资和好学生，因此高一入学时，我能够感觉到周围同学的大致经历与志向。当时的乡下孩子，经常被教育要好好读书，其目的大体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类的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但即便今日我已确立牢固的独立价值观与理想，又何能轻慢父母辈曾经的无私付出与正当期待呢？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有着太多的辛酸、卑微与不甘，因此这种通过教育的理想性寄托，即便有所功利，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高中是住校的，这也就意味着自己需要独立生活了。这种校园寄宿制非常重要，它使得我开始独立面对及处理学习、生活及情感上的遭遇和挑战。乡下的学生是普遍选择住宿的，而城里的学生则大多继续住家。我觉得，这是乡下学生提前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学习当然是首要的，对于我们乡下学生来说，学习不好不仅很难找到推卸理由，更是触及某种“道德原罪”。你会发现，当父母不顾一切、起早贪黑地挣钱供养你读书时，尽管你觉得很感动，但同时也极有压力。我当时就感觉到周围乡下学生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及精神紧张，我也有一样的遭遇。后来在看赵薇的电影《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时，特别感动的是这样一句话“农村孩子的一生就像只能建造一次的建筑一样”，当时已无可掩面。2018年高考后，有一个考上北大的女状元写了一篇“感谢贫穷”的文章，转载甚众，好评如潮，但我也替她捏了把汗，因为这条路不会一直平坦，更因为这样的出身没有向后的退路。

我的高中共遇到过四位班主任。第一位是马文睿老师，他是资深的语文老师。应该说，我的写作，由文字感觉提升到文字能力，与马老师的训练、激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马老师经常在课前“训话”时简要提及农民生活的艰辛，父母的不易，这样的“忆苦思甜”式教育对我而言绝非说教，而是必要的提醒及道德责任的加重。马老师还要求我们写日记，并且在初期检查日记。日记是私密的，但日记写作也是一种写作训练。马老师不是为了窥探学生隐私，而是强化写作训练。过了半个学期，日记不再检查，但我的日记写作习惯却一直保持下来，直到大学四年级。日记是一场心灵自查式写作。这种习惯我之前没有，但经过半个学期的训练及要求，竟然养成为一种自我要求。从此，在独自面对高中生活种种压力与遭遇时，日记成了可以暂时逃遁与栖息的理想居所，日记中偶尔也写点小诗，但更多是散文，夹杂着对人生、理想与时政的稚嫩分析。除了日记，马老师对我的“作文”训练与写作规范指导也很用心。有一次，他出了一道“我眼中的孔子”的作文题，我以自己的大胆行文赢得了老师的赞赏。当时我并不知道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但朦胧之中感觉到儒家必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重新公共化”。读大学之后，每逢寒暑假我都还有拜访马老师的习惯，但后来工作日渐忙碌，回家很少，联系不再频繁，但心中还是时常牵挂。今日的自己，通过专业积累和公共写作，成为一名有一定公共影响力的学术型专栏作家，与马老师在道德责任及写作能力上的着意培育密不可分。

高一结束时文理分班，我的文科总成绩与理科总成绩排名均为年级第一，我是非常热爱文科的，但当时的态势是理科至上的，好的师资与学生基本都集中于理科，而且关于理科更有前途及更有用的说法是压倒性的，我选择了读理。人生有时候是被社会观念与多重外部期待所塑造甚至强制的，但我并不埋怨这样的塑造和强制，因为它们有着“爱”的质地，而且学理对于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及推理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高二上学期的班主任仍然是马文睿老师，这似乎是一种幸运的继续。但一个学期后，学校又要求将所有理科班的前三名合组为一个“奥林匹克班”，简称“奥赛班”。在这个新班级，我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孙中亚老师。孙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和蔼可亲，朴实真切。但奥赛班有个特殊的影响，也就是成绩优秀而相近的学生过于密集，竞争压力陡增。这种“群狼”班固然可以激发斗志，提升战力，但也对很多同学造成了过大的压力和负担。当然，这是学校的一个实验，是应对外部竞争及保障升学质量的理性选择。一年半之后的高考，即2001年高考，不少原来成绩很好的学生在奥赛班里并没有发展得很好，高考结果也不尽理想。当然，这是一种实验，也是一种心智磨炼。历史不能假设，不能设想没有这个新建制，我们今天会如何。

奥赛班到了高三，我遇到了第三位班主任周红老师。这是一位资深的英语老师。我复读时的第四位班主任陈桂军老师也是英语老师。两个“高三”，对我而言是昂扬的，也是压抑的。一方面，高考前的教育已到终点，所有的前期积累和荣辱皆系于最终考试，父母与师长的所有期待也凝聚于此，所谓“一考定终身”。这种“决战”氛围，有时我特别不习惯，不仅仅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抉择时本能的慌乱，也是因为所谓的“农村孩子没有退路”的紧箍咒。后来的我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考试，跨过一座座“大山”，我记得唯有2008年考博前一夜失眠过，其他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波澜。另一方面，青春人格开始成形，有某种“叛逆”情结，或者一种“反规训”冲动，希望证明自己不仅可以通过成绩保持考上很好的大学，还可以在最后一年的高中岁月里“恶补”前期人生的亏欠，比如学生会竞选与履职，比如开启一段有节制的情感之旅。但所有的叛逆和任性都是有代价的。第一年高三下学期的状态及心绪有些漂浮不定，既骄傲自大，又患得患失，终于没有圆自己的“北大梦”。

二、高四岁月：心智的反思与成熟

2001年的暑假回想反思了许多，心智加快成熟。挫折是财富，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在调整心态复读的日子里，周红老师成了我的心灵挚友，对我帮助很大。后来遇到了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很多老师，比较而言，我发现高中老师非常朴实真挚，没有“老板”（Boss）气息，没有对学生的忽视或漠视，而有着一种近乎“亲情”的关怀。我想，一切“不朴实”都是名利密度的函数。高中的师生关系，保有了一份天然的纯真，这也是我一直感铭的因由。那一年，上不了北大，但成绩也还可以，被南邮录取了，与我同一届的文科第一名刘昊昊似乎也没有考好，但选择上了南邮。我知道，人各有志。我不甘心，那么就吞下所有的艰难困苦以及心理波折，再来一次吧。当时想，如果那一次经不住摔打，受不了挫折，以后的人生路上又何谈披荆斩棘而勉力向前呢？而且一定会后悔。

复读之前有个插曲，就是涟中东邻的竞争对手、新建的郑梁梅中学教务处长来我家里游说去复读，并承诺提供优待。我婉拒了。当时的朦胧想法是，如果第二年我考好了，何颜再回涟中面对师长，而如果再次考砸了，更是无地自容。还是回涟中复读，在曾经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无非是要克服某些误解与自己内心的虚荣不安而已。这种选择是一种不逃避、不回避的选择，是一种内心的感念和倔强，也是对涟中的一往情深。复读的一年，让我人生更加丰富，不仅增加了两厚本日记，而且心智沉稳勇毅，这似乎是复读选择的最宝贵财富。这也是一种类似“心灵闯关”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一年里充分发现了自己的热爱与责任，坚定地立下了“文以载道”的人生理想。在复读的独特处境中，我在一次作文里写下了自己微妙而坚强的心智取向，作文题目是《莲叶与荷花》，以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切入，以“荷花”自况，追求一种强烈的“精神精英化”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这篇文章被年级语文组拿到各班作为样板作文宣读学习。这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强烈愿望，一种在日记写作、复读遭遇、情感波澜、前途浩渺之际的“自我立约”。当时的想法趋近于：此生不求富贵，但求思想有功于民族及人类。这种开阔心智，在之前的三年高中生活中不曾出现，是复读的一年给了我敞开理想之门的内在动力，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召唤。

第二年的高考轻松许多，因为心智沉稳与基础扎实，发挥得也不错。分数超出了北大线，但没有信心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父母希望我读军医大学，认为学习一门技术很重要，而且包分配，无论政治如何变幻，都有口饭吃。我早就受到鲁迅“弃医从文”的影响，怎肯“弃文从医”？我最想报的专业是中文系，我隐约感到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极大进步，但道德人心无从收拾，需要有“文以载道”的思想性作家出现。但父母坚持认为中文系毕业没有前途，在市场经济中会迷失。学校自然希望我报北大，给母校增光，不管上哪个专业。但我最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又适当做了妥协与修正，选择了南京大学法学院。不过，本科四年，我听了无数的中文范畴讲座，自我训练为一名校园诗人，写作了无数的散文。我觉得，这种缠绕在“法学”本体上的文学与思想之梦，不是对“法学”的反动，而是一种提升与扩展。没有文化和文明根基的“法学”只能是精致功利的工匠之学，但我在意的则是“法意”、“法哲学”与“时代精神”，是通过法律与法学传递和表达的独立思想体系。

总之，走自己的路，发现自己的热爱，是我高中四年生活的精神主轴。给予我巨大帮助的当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四位班主任，还包括每一位具体的任课教师。在走出第一座“大山”的崎岖道路上，母校严谨的学风、朴实的师资与教诲、不屈的奋斗精神及充满温情和善意的细节扶助，成为我人生无法忘怀的宝贵记忆与财富。

三、砥砺前行：在“法治报国”的路上

2002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南京大学是非常适合我的综合性大学。除了专业课程，我还有机会听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学科讲座。本科四年，我一半多的知识以及对“法治”理想与使命的透彻理解，竟然是来自跨越文史哲、政经法的各种讲座。中国的法学界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及公共思想家，他们的言谈举止尤其是文字和观念力量，通过讲座及公共写作传达于转型中国的多重角落。这种“法学公共性”对我吸引和启发很大，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吗？

我听讲座有个习惯，就是必须记笔记，先草记，事后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讲座中又没有搞清楚但给出文献线索的，我会去图书馆查资料自主研究。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及有意义的知识探险过程。这种跨学科听讲及延伸学习，不会增加学分，甚至与专业课程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非常关键，塑造了我对更宽广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兴趣。不要小看了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兴趣，它会帮助人养成一种特别的思想气概和风度。我现在的公共写作甚至专业写作，也会时时展现这种跨学科与整全主义的思想风格。这种风格更像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盛行后的专家。当然，身处我们这样一个技术理性主宰的精细分工时代，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在专业槽与思想面之间求得动态平衡，否则或者“一叶障目”，或者“志大才疏”。因此，我现在常常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最优秀的法学家必须做到一流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咨询专家的结构性融合。

本科四年，我最终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保研北大法学院的资格，在2005年9月下旬经过激烈竞争通过了北大法学院的保研考试。我清晰记得，保研考试那一天，李敖先生在北大公开演讲，而第一次走进北大，绕湖徜徉之际，赫然见识“未名湖”碑，未名地感动，认为自己最终属于这里。这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高三与高四错过的“北大”又在本科毕业之际来临。硕士两年，博士四年，我立足“宪法与行政法学”的专业训练及公法学思想基础的打磨，取得了学术上的较大进步。2012年7年，我博士毕业，入职北航，成为一名法学讲师。2016年7月，我晋升法学副教授。

在“法治报国”的路上，从学术选择与布局来看，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聚焦的过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村民自治，这与我农村生活的切实感受及对中国基层治理秩序的深切忧虑有关，当时的学术思考是以“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重构村民自治，将村民塑造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并通过自治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及参政权利。但随着新型城镇化及国家主义法治逻辑的向下延伸，以及不平等城乡关系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半社会化”，村民自治的“民主递进”理想没有实现，甚至其自身也遭到了乡镇行政权力的重重渗透与控制。这是自治民主与国家建构的法权难题，我们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法权结构之中，村民自治难以按照原初规范设计顺畅运行。于是，在博士攻读阶段，我选择了“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作为主攻方向，希望通过对宏观宪制结构及民主政治过程的制度激活，推动国家政治的规范转型。这一学术方向需要进行法学与政治学的多重知识准备，也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体系化的关键阶段。博士论文最终在2015年以《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为名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洋洋40万字。原高二（4）班举行毕业15周年师生聚会时，将我的这本书作为回报礼物赠送给参加聚会的每个老师，得到好评。这也是我颇感欣慰的一种回报形式。这个学术方向得到了一直的坚持，它事关对中国宪制模式的整体解释与改革设计，也事关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类型化比较与建构。这一方向的延伸研究已有新的专著体现，即《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14年—2015年，我有机会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Leslie Wright Fellow），从事关于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专题研究。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一国两制。这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一国两制是中国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具辩证法色彩、制度实用主义与改革试验精神的宪制安排。一国两制最初针对台湾问题设计，但优先适用于港澳，并具体形成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宪制成果。在这一领域，我坚定了国家改革开放及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看到了国家治理的弹性与智慧，看到了国家主导下的一个中国版“全球治理”样本的形成。一国两制的成功，尤其是近来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将使世界确信，中国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是全球制度公共品的正当供给者。在这一领域，我已相继出版两本专著：《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和《后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我还有幸受邀作为嘉宾做客CCTV4的回归特别节目，解析一国两制二十年的成就与智慧。

从村民自治到政治宪法再到一国两制，这些具有现实关怀又深植法学理论根基之中的学术研究方向，对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学思想体系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当然，我还时时记忆并保持着高中时代历练而成的思想与写作习惯，不仅在国内诸如《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法学评论文章，也在诸如《南华早报》、《明报》、《多维CN》等开设“名家专栏”，以学识和责任感向海外解释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内在智慧。

总之，这是我在母校90周年华诞之际提交的一份游子答卷，也是一种真挚的回报与回馈。我了解并理解，这些年涟水的中等教育格局早已打破了曾经的“西周”范式，而进入了一种“春秋战国”式的大分化格局，更有来自市区名校对优质师资与生源的残酷竞争和吸纳，因而母校之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通过我这些年与母校老师及师弟师妹的实际接触来看，母校整体上的朴实奋斗的精神依然强健，只要政策配置合理、激励得当以及坚持优良传统，其未来发展仍然可以期待更加辉煌。有高潮就有低谷，有辉煌就有挫折，这本是人世万物之常态常理。

这是我的个人回忆与理解，也希望为母校的再接再厉及转进奋斗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支持，更希望能够为具体奋斗在一线的每个母校教师和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局部可参照的过往个案，也许他们某一刻的困惑及求解与我类似，因此可据以获得知识及精神突围的某种启示。“大山”依然横亘，高考依然显示其最公平和最残酷的本质，而母校的“驿站”角色与功能必将在90周年华诞之际更加异彩纷呈。除了祝愿与分享，作为母校校友的一分子，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愿意回报及密切关注的热情，我想这也是90年“涟中精神”给我们校友打上的必然烙印。

（本文摘要发表于《涟水日报》2018年10月18日和《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涟水中学2001/2002届校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