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四大界碑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一日乙亥

            耶稣2018年8月11日

儒家既有通权达变的灵活性，又有坚定强烈的原则性。有些问题可以随顺大化，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有原则就有判教和分界。邪说邪教不用说了，即使是正学正教，儒学与它们也有各种本质区别和明确界限。故儒家与其它学派宗派可以求通求同，不能横通、混同和苟同。

儒家最高原则是仁本，一切立场观点方法，无不源于仁本主义三观，即乾元为首的世界观、本性至善的人性观、五常统帅的价值观。体现于外王，则是以民为本的政治观。这是儒家文化四大道德支柱和思想根本，来不得丝毫模糊、混淆和动摇。是否儒学，学之纯杂正偏，皆由此而决。

这四观堪称儒家四界碑。进入四碑之界内，就是儒家；有一违离，就非儒家，或为杂儒或儒门外道。如荀子，有违性善论，便为儒门外道。

外道之正邪，以与此四碑关系为准。全部背反为邪，有所接近便正。以此来判教，判断古今中西各门各派之高低优劣正邪善恶，便可洞若观火。

例如，政教合一之黑暗，根源在于神本主义，与仁本主义远距离。法家之邪，是因为政治、制度大恶，其政制之恶的根源又在于性恶论，与性善主义相反。

纳粹之邪，也是因为政治、制度大恶，其政制之恶的根源则在于集体主义，与民本思想背离。纳粹者，民族社会主义也，种族主义加社会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有学者认为儒家是集体主义，严重误解。儒家反对任何性质的集体主义。任何集体，包括国家、社会、民族、种族、家族等等，都不能主义化。集体主义是双刃剑：对内有害于个体，对外有害于其它集体。纳粹就是最好的榜样。

又如，道家之正，是因为有得乎道，对太极有所觉悟。然所得有限，只知坤元不知乾元，蔽于坤而不知乾，蔽于天而不知人，不明人道，不通外王，故不如儒家之中正。佛教亦类似。都讲天道，儒家是立足于人道，佛道则是离人道而讲。

或说：“净空法师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甚至还说文王、武王、周公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通达了仁本主义四观，就知道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儒家是圆证“性与天道”，道家只是偏得，略有所得。论明心，孔子、孟子、文王、武王、周公是大明，老庄是微明。

又如自由主义，其哲学依据是人本主义，与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有所近似，故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但与儒学的区别非常鲜明，都讲人道，但儒家是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统一，内圣与外王不二，非自由主义所能媲美也。

不存在什么“自由主义儒学”，这个概念本身不正。主义者，主体、本体、本位、第一位、第一性也。在政治上，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可以有一定的认同，但不会把自由当成主义，让自由主义凌驾于儒学。

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政治性的，可作为比五常道次一等的价值，在新礼制下获得相应安顿。因为儒家也是很重视自由的。在政治上，礼乐制度提供的是秩序和自由的双重保障：既保障良好的秩序，又保障官民享有各自的自由。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民众的自由以法为边界。

同时，自立自达、希圣希贤就是追求道德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可称为道德自由的最高境界。求仁是追求这个境界，成仁是成就这个境界。

立稳了四大界碑，就抓住了大象，就可以此解释中国，以此观照和解释西方，就可以反本开新，即返回仁本主义之道德和政治原则，在学术上与时偕宜、因地制宜地开出新的思路和观点，在政治上，建设新的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