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以北大、南开、北洋三校为代表(1895-1928)

作者：吴展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传统中国教育与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5）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二日己未

           耶稣2018年3月28日

【前言】

中国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战后朝廷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各地督抚所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会大学。清季与民初的「教会大学」规模多微小，难当大学之名；他们既主要为传教的目的而设立，又非国人自办，影响及重要性均有限。[1]相较之下，清末国人自办的大学堂规模虽未备，主其事者亦普遍对现代大学缺乏了解，然而在此草创期却已展现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prototype)。民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风起云涌，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际均有长足的发展，从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是为我国现代大学的奠基时期。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高等教育一方面进入成熟与扩张期，另一方面则受党化教育的影响渐深，其理想性与开创性不仅不如前一时期，对原有之大学理念反而产生不少干扰。因此，要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我们应着重于清末的草创期，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当前台湾的大学之主要型态，一方面继承了这些原型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也大量丧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内涵。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对台湾的大学之建设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系受深重的国难与国耻的刺激而兴起，其所具有的第一个中心理念便是「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这使得现代中国的大学从清末开始便具有强烈的爱国救国意识、实用乃至功利主义的心态、实事求是排斥虚文的精神、领袖意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运动的热情。这些特色主宰了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爱国救国常为现代中国有志青年追求学问的根本原因，却也常为政府打压学术，学生与学者抛弃学问的理由或借口。实用与功利主义使得工程、医科、农科、法政、商科、教育等应用学门，在绝大多数时间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实事求是排斥虚文虽有其正面的意义，却也使得读书人的人文水平日渐低落。至于领袖意识与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热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压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汹涌。近二十年来，海峡两岸的情势都有重大的变化，然而上述因素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仍然班班可考。而其中尤其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心态，在救国与爱国的热情已式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行的今日台湾乃至大陆，显然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化的高峰，而主宰了两岸目前的大学教育。

「救国实用」的理念影响虽然深刻，流弊却也无穷。若非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入主北大，郑重提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第二个原型─以「研究高深的学问、纯粹的学理」为大学唯一的目标，则中国现代大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恐怕都将变成极为现实而低俗。民国革命新成，袁世凯与军阀专权，北京大学（唯一的国立大学，全国学校的领袖）的学生在沈闷无出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社会上传统文化的根底虽在，然而全国的学术、文化、思想不仅是无出路，而且非常贫乏，完全不足以因应新的世局。[2]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实用功利主义与学术政治化的危害，乃极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唯一的宗旨，离此宗旨，则大学不成为大学。蔡先生彻底地本于这种理念办学，北大的校风亦为之彻底改变，迅速地聚集了全国学术文化界的菁英，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领导中心，并随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蔡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大学的理念，就必然没有重生的北京大学，也不会有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其后的五四运动、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亦必然大为改观。一种研究高深学问与纯粹学理的主张，竟然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这大概是一般的实用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

早在甲午战后，便有一些最优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相信必须从根改变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而改变文化的首要途径便是学术与教育。清末之时，「教育救国」的呼声已响彻全国。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与学术事业，更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因此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常以绝大的热情投入教育及学术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为日后所不及。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各类文化理想高涨。武人专政之下，文人的言论反而相对自由，国共的政治斗争亦尚未激化，学者们以全副的热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中所塑造的种种理念，对中国现代史之发展，尤其是文化、学术与教育等方面，尤其有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虽然混乱，然而它一方面继承了旧社会深厚的人文传统及尊重知识与教育的态度，一方面受到了时代动乱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产生了中国近代最优秀也最具影响力的一批教育家、学术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他个方面的人才。本文针对于该时期「大学的理念之原型」作分析，除了因为当时的思想与制度对中国现代国学制有着最根本性的影响之外，亦因吾人今日正处于一个「后理想主义」、「工具主义」，或曰「功利主义」的时代。当今学风之低靡，一般人对学术与教育兴趣之低落，均与缺乏可行的远大理想有极大的关系。重温那提倡「教育救国」及「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时代中有心人士所倡言的种种理念，一方面可提醒我们是否失去了许多不应失去的理想，一方面也可以省察当时人的理念是否含藏了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与限制，而做为我们大学改革的借镜。。

清末民初之大学堂与大学数目有限，以民国六年新文化运动初起时计算，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校，省立的有北洋、山西两校，另外尚有其他私立大学约二十余所，其中教会大学占大多数，然而规模都很小。[3]清末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性质近于大学预科，民国之后大都结束停办。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创办之大学才较多，其中著名的南开大学成立于民国八年，清华大学大学部之正式成立则在民国十四年。在这些大学之中，教会学校自成体系，其教育目标与组织型态均与国人自办之大学大不同。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之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远非主流，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加以讨论。清华大学之前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与「清华学校」都是留美的预备学校，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不能表现民初大学之真正理念。清华大学部之成立已在民国十四年，深受当时各种已成风潮与其特殊历史之影响，并不能代表民初大学理念与型态之「原型」[4]。另外师范大学之教育，亦自有其特殊的宗旨目标，与普通大学不同，在此也不拟加以讨论，以免治丝愈纷，模糊了本文原有的主题。

本文所集中讨论的三所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沿自京师大学堂，民国之后则为唯一的国立大学，民国六年之后又由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向来是全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单位的模范与领袖，最能代表我国大学理念之「原型」。南开大学的精神理念直承南开中学，为甲午战后「教育救国」理念的直接产物；其大学部成立虽较晚，然而成效卓著，影响深远，为私立大学之楷模，应该特别加以讨论。北洋大学为我国第一所公立大学，亦因甲午之战的刺激而生，并随着国内之情势而变化，很能表现国人自办大学之最早型态。合此三校而观之，当能略知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之原型的主要面貌。

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

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一开始便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大学的教育也不例外。新式大学堂的开办起于甲午战后，台湾割让，国土岌岌不保，举国士大夫从醉梦中惊醒之际，从一开始便带着强烈的救国意识。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督抚开始创办新式大学堂，而朝廷也因应形势筹设京师大学堂。各校的成立莫不以培养新式的救国人才为目的。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怀在天津办北洋大学堂；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盛氏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的上院。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中分斋督科的专斋，相当于大学；后更有山东大学的设立。同年，浙江求是中西书院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及江苏巡抚聂缉槼奉准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苏州省城大学堂等。都代表了在危机的情况下一种救国的努力。[5]

当时教育上的指导思想为张之洞所提出的「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对于新学有所谓「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说法。然而其所谓「西政」主要在学习西方人现成而且为中国所需的制度，对于西政在文化上的本源，不但不加重视，而且决意不使其妨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固有文化。对于西艺则明白提出士大夫亦应学习其原理，徒工匠不足以成事的主张。换言之，政教文化乃至身心性命的大本仍应本乎中国的传统，对西方的兴趣只限于其实用的部份。[6]读书人固然必须研究西法及世界大势，然而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大本大源，尚无暇亦觉不必顾及。当时各省所设的大学堂，大抵均偏重实用。学科多偏于工程、法政、自然科学之类。其中唯有京师大学堂以培育国家新式的领袖人才为目的，规模较为宏远，以「经学科」为诸科之首，并设文科与政治科，列其他技艺科目之前。然而，即使京师大学堂所设的技艺科目仍然多于前述的科目。清末的实用、功利、偏重工、农、法、商、医等「实用」科目的心态，显然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重视救国实用的倾向，随着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的情势，只增不减。而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便带着浓厚的实用及求实主义的性格。虽经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执掌北大后大力提倡「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目的」的大学教育以矫正之，仍然难以改变其根本性格。救国的宗旨也使得大学生对于国事极为关心，积极发动或参与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大学生代表中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最少数人，又身负救国的重任，他们一方面以国家社会的领袖人才自居，一方面积极的学习并从事各类活动，其努力奋发的精神，实为今日的大学生所远远不及。以下当分别介绍北洋，北大、南开诸校的历史，以表现这种实用救国心态的强度及影响。

一、.救亡图存与新式高等教育

1.北洋大学

中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北洋大学的创校史便是这种救国与实用心态的具体表现。北洋校友雷宝华、叶秀峰记载：

甲午之役，中国败于日本，朝野愤激，而兴学救国之议，遂益嚣尘上，于是北津大学乃于斯时诞生于天津，而为中国最早之大学。[7]

甲午的败绩使得津海关道，也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大臣，盛宣怀倡议，划拨海关解部库款设立大学于天津。由伍廷芳与蔡绍基二氏分任总办，并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其学科的设立则充分表现出当时重实用的心态：「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内复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及机械工程四学门。……嗣应京奉铁路之请，复增设铁路专科。」[8]完全以工程与法律等适合当时立即需要的应用学科为重。而其成立之初，「一切由官费供应，月考优异者，尚有额外银两之奖励」，学制则完全模仿傚美国大学，也是这种求速效，培养立即可用的技术人才之心理的自然结果。而当时国家需才孔急，北洋的毕业生往往可居要位，如日后「法学、外交、工程矿冶各界之名宿，如王宠惠、王正延、王宠佑、李晋诸人」，均为北洋最早之高材生。[9]

光绪末年至民国六年，为求进一步地速成，北洋更模仿日本帝大制度，将工科本科由美制的四年改为三年。不仅如此，在光绪末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袁氏为求立刻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还曾「先后资送北洋大学未毕业生全班赴美留学者数次，赴日留学者亦数批。」[10]这些作法都明显的反映出当时急需新式人才的情况。而这些清末北洋的留学生，因为奇货可居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产生了许多民国以还国家社会所倚重的人才。如「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名医学家刘瑞恒，名数学家秦汾，盐政名宿锺世铭、朱庭祺、马泰钧等，名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名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等，名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等，名军事家温应星，交通名宿刘景山，名工程教育家罗忠忱，名师范教育家李建勛、齐国梁等」[11]。基本上都为实业界、法商界、科学教育界内的实用、技术人才，与北洋创办的初衷，甚为契合。

民国元年以后，北洋「分为第一部与第二部。在第一部毕业后升入法科，并以法文为必修之第二外国语。第二部毕业后升入工科，以德文为必修之第二外国语。预科均系三年毕业，本科仍为工科三年，法科四年毕业。教学风尚，则一仍旧贯，如是者以迄于民国六年。」[12]仍然延续清末的学风。至民国六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以德法两国大学编制，夙无工科，而北京大学与本校校址，相距不远，法工两科相互重复，爰建议自该年起，北大工科毕业预科毕业生悉升入本校工科，本校法科预科毕业生悉升入北大法科肄业，民九以后，北大工科与本校法科即先后停办，嗣后本校遂专办工科」。从此北洋便成为纯工科的学校，学生的训练与格局更为狭窄，不容易有宏伟的眼光与气魄，所以北洋的校友也认为「此一变动，影响本校精神匪浅。」[13]北洋的校友，从此亦更偏向于实业界发展，法政商界人物的比例，远教前期为低。而这一点，似乎也影响到北洋在台复校的能力。[14]

2.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直接的原因也是中日甲午之战的刺激。然而它与北洋不同之处在于京师大学堂是变法维新运动中的关键机构，也是维新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呈现。[15]这使得它一开始便完整地代表了当时学界与政界开明份子的改革理念，而不仅是一所学制全仿外国，以训练实用技术人才为目的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为官书局，而官书局的前身则为康有为、文廷式、张之洞等创办的京师强学会。强学会固然是晚清变法运动中应甲午战败而起的重要组织，官书局也是甲午之后传播新思想与新知识的重要机构。[16]光绪二十二年，新派任主管官书局的维新重臣孙家鼐拟定了官书局的开办章程。章程中提出收藏图书仪器、刊行书籍、设立教肄等「兴学育才」的建议，是即后来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蓝图。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摺中建议成立京师及各省大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全国学堂表率，「选举监贡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分科治学，并给予出身。[17]光绪二十四年，列强侵华之形势日亟，德宗乃下「明定国事诏」，谕令以中体西用的思想为基础，立即开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之表率，并同时开始积极推行变法。而于派任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之诏中明令：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倣泰西学堂，纲举目张，已属周备，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物，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总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人，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并精选，中西并用。[18]

兴办京师大学堂成为百日维新中的重要项目，也代表了维新派培养新式的国家领袖人才的主要机构。[19]大学堂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是要保存原有的政治与教化的本源，一方面则要向西方学习新法。就当时而言，其倡议者的心胸气魄与见识都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等，代表了推动时代学术、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往前进的先锋。中国由中央主办为全国各学堂表率的第一所大学，从一开始便与时代政治、学术、文化、教育的命运紧密地扭在一起。

百日维新失败，京师大学堂的理想为之重挫，然而因其筹备已久，慈禧等允其保留，同年底正式开学，唯气氛相当低迷，来学者相当有限。[20]光绪二十七年，拳乱与八国联军之役甫定，清廷痛定思痛，派任张百熙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重新彻底整顿大学堂，并准备废科举，以学堂为未来培养及选举人才之地。二十八年，张氏奏呈学堂章程，是即所谓「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内设大学院与大学分科。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大学则分专门科与预备科。专门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科及医科等七门，预科则分政、艺两门，并附设仕学馆与师范馆。[21]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奏进新拟学堂章程，即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其关于大学堂本身部分为：改大学院为通儒院；大学先设预备科；本科分设经学、政治、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等八科。[22]基本上仍然是维新变法与「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表现。先驱者的理想虽一时遭挫，终究得以开展。[23]

细究张百熙与张之洞的办学意见，两者仍略有不同。张之洞以经学列第一，加于张百熙所原列的七科之上，一方面凸显其〈劝学篇〉以经学为中学之体的主张，一方面也表现了张氏对于经学日渐衰落的忧虑。张百熙则以研究政治与律学的政治科居首，以经学入文学科，并将研究普遍自然原理的格致科列于他科之前，其学术观念较张之洞为现代。二人均以政治、文学（含中外史地文化语言）列诸学之前，并重视对于旧学的研究，这仍是儒学以政教为先的传统。然而其余医学、格致、农、工、商诸科则全为实用取向了。其实际招生的情形，则是来学者均只具进入速成科师范馆、仕学馆或大学预科的资格。宣统二年才开始试办大学分科，然而「志愿入经科者尤少」。[24]无论速成科、预科、与大学本科，来学者多对外文及新学较有兴趣，或是只求一个更好的出身。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的精神，既已受挫于创办之时，庚子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虽粗具现代大学分科的规模，然而分科大学迟至宣统年间才成立，初期只设速成科与预科，学风与规模当然不符理想。大学堂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说」对于西方学术之本源又全无了解，学者难以感受到西学的兴味，多为做官而来，初期之督课考核虽严，学业水平不免仍然在奠基阶段，学风则明显偏重实用，并无学术文化方面的长远向往。整体言之，京师大学堂实难符现代大学之名。

民国成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于民国元年三月出掌北大，虽有意整顿，然而阻力甚多。且严氏的思想日趋保守，以经科文科专治旧学，作为立国之本，并以西学为致用之具，这已退回他当年所批评的「中体西用」思想，自然无法作有效的改革。元年十月，严复离京，北大由章士钊、马良、何燏时等相继代理，为时均非常短暂。民国二年十一月之后，改由胡仁源接掌，亦无甚作为。北大学风与学生，均深为人所诟病。[25]这个情形要到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一月出掌北大，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的宗旨后，才得以改善。

3.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为近现代国人以私人之力所办的最有成效的大、中学校。南开中学创立于光绪三十年，南开大学则成立于民国八年，大学的精神与南开中学一脉相承，所以南开人常合称南开的初、高中及大学部为南开学校。创办南开学校的关键人物为严范孙及张伯苓先生，南开人认为「无严范孙先生，即无南开的诞生；无张伯苓先生，即无南开的成就」[26]。两位先生都是高度的爱国者，笃信唯有透过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方能救国。甲午战败，严、张两位先生均认为出非振兴教育不足以救国。光绪二十四年，严先生出资正式开始倡办新教育，「特请志同道合的伯苓先生教其子姪五人，以英、数、理化为主要科目，号严馆，可谓南开学校之先声。」[27]至光绪三十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同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半年，「知彼邦富强，教育振兴为主因，益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着手」。[28]于是回国创办「敬业中学」，由张伯苓主持校务，南开人以此为南开学校之历史的正式开始。[29]

开办中学之后，南开的声名日益远播，规模亦日益扩大，私人学校原本资源有限，其一切力量最主要的来源，则是张伯苓先生以爱国精神与高尚的人格所做的领导。张先生于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入海军实习舰通济号作见习军官三年。「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了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有说不出的悲愤交集」[30]。于是他「决心脱离海军，从事教育救国事业。」[31]张先生不仅以爱国救国为其毕生最高之理念，同时更以之为其全人格与精神之凝聚中心。其感人也深，而人们亦均以「赤诚的爱国者」视之。[32]其爱国精神深深的刻印在学生的心中，成为他们人格中的重要成分。校友孙彦民先生记道：

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只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先生时时对学生凯切训讲，借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但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实救国能力；到服务时期才能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在平津陷落以前，华北学生之爱国运动，大半由南开学生领导，先生之心血可谓未曾白费。[33]

本乎爱国救国的初衷，张伯苓先生明白宣示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其的宗旨为「痛矫时弊，育才救国」。[34]而其教育的目标则在于革除民族愚、弱、贫、散、私五大病根，并积极「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35]

为了要去除此五大病根，张先生乃以「公能」二字为其教育理念，力求以「公」去中国人的私，以「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的训练去中国人的愚、弱、贫、散。[36]而其平日教学生则要求学生立志「有我在，中国不亡。」[37]自己对救国运动亦身体力行。如民国十六年，张伯苓因日本觊觎东北，事态日益迫切，深为焦虑，乃与傅恩龄同去东北实地观察。回校后并组织东北考察团，「由教授组团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据。」此事深招日人仇视，故于抗战期间，对于「抗日中心」之「南开」，大肆轰炸，企图将南开「从地皮上完全的灭迹」。[38]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整个南开的教育都浸润在这种「育才救国」的精神之中，学生们感于校长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各自努力奋发，日后多成为国家社会的领袖人才与中坚份子。学校虽然非常小，却产生了极多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与南开学校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既然是「育才救国」，其教学也就不免带着实用主义的倾向。民国八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下设文、理、商三科。以文科及理科为大学之骨干，系蔡元培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目标的实践。然而加入了商科，则与此目标大相违异。这显示南开的学术目标，从开始时便不够清楚，并且相当强调实用性。张伯苓先生与其同一代人都深感我国科学不发达，物质文明远不如人，所以他平日提倡科学以及务实的精神不遗余力。[39]然而为救国提倡科学，对科学的精神所理会自然有限。同时，不仅是重实用，张伯苓并强调要从做中学。于是他「发动大中学生去社会各阶层团体、机关，如工厂、银行、政府行政机构、市场组织、劳工组织等，参观视察；对于实际情形，如发生怀疑，或有不解之处，可向各该负责人提出询问，记录簿册，回校后师生将各问题提出，共同分析、研究、讨论，然后再编成报告，以资参考。翌年，设立社会经济研究会。」[40]

这种「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去，才是真正的学问，亦是教育的目的」的想法，固然有其切合现实的价值，也不免有其很大侷限性。

张先生的长处在于笃实的推行爱国、救国与人格教育，然而对于现代学术的复杂内涵，各种学门分类的原理及相互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等问题，其实了解有限。所以他对于大学的教务多委任各方面的专才，自己仅作精神上的领袖。张先生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南开的名教授并不少，管理更是井井有条。然而大学教育到底与中学教育大不同，南开大学在学术，尤其是文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影响力）就不能与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相比了。

二、.实事求是

与救国救时的实用思想并生的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这种思想固然也有其实用的意味，然而它主要是针对近世中国的学术文化中「虚文过多」的情形而发，用心于学习西方人，乃至中国古人，重实行、务实际、讲实学、做实验的态度。有其较远大的、文化上的关怀。而成为晚清以降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一种重要思潮。北洋及南开两大学本以培养救国的实用人才为其根本目标，影响所及，乃同时以「实事求是」与「笃实」、「务实」的精神作为教育宗旨，而成为该两校具有代表性的特质。

1.北洋大学

北洋本以培养实用的救国人才为目标，民国之后的北洋大学又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凡事要求确实、踏实、务实，故其校训便为「实事求是」四字：

民四以还，由校友赵天麟氏长校，……以「实事求是」为全校倡，遂垂为校训焉。[41]

而其校风亦向来以朴实著称，影响及于每一位同学：

本校以朴实无华，刻苦节约著称。这种质朴风气，表现于学生们的衣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一般同学均衣着朴素，而怡然自得，绝无竞逐时髦讲求服饰的陋习。同学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德行学问如何，对于浮奢表现，反有不屑一视之意向。新生入学，间有少数衣履稍涉浮华，必为大众歧视。而受到精神上的制裁，蓝布长袍为多数同学的常服，西装革履者甚少。在平津学生界北洋大学同学有蓝衫队之称，崇朴尚俭，蔚然成风。[42]

希望以「践履笃实培养学生治学治事，努力弗懈，精益求精的至善风格」；全校师生不尚空谈，以期「说到做到，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甯静致远。」[43]北洋对课程要求之高，督课之严，更是到了每逢大考必定抬一批人进医院的地步。其严肃、朴实、笃实之风可以想见。

2.南开大学

南开张校长所代表的本来便是一种笃实、务实的精神，这也变成了南开大学最主要的精神。校友唐际清记道：

南开精神代表一种践履笃实的校风。伯苓先生生平不尚空谈，说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实学的培养，无论教学与训练都是脚踏实地的做工夫。

张校长成立事务性的研究所、实习工厂、学会、并鼓励学生自行举办学术讲演会、辩论会、实习银行和合作社，调查工作、及其他各类课外活动，尽量发挥「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精神，形成了该校的特色。[44]而这种务实、重实行的态度也使南开的教育成为一种活的教育，强调「从做中学」，而且「鼓励学生到『社会』上去，让学生把在课堂上所得的知识，与实际的社会情形加以印证」。所以，「南开的学生所得的知识是活的，所培养出来的人是能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人才，不是书架子。」[45]于此同时，南开督课亦极严，以充分表现务实的精神。[46]而这些特点，正是南开最成功的地方。

结合了救国的热忱，务实踏实的精神，与张校长伟大人格的动人力量，南开虽小至师生合计不过数百人，[47]却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一流人才，「做过部长、大使、大学校长、科学家的，车载斗量」，[48]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的成就。

3.北京大学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四年代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为京师大学堂所拟的办学章程中便曾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的主张，开办之初的学堂课程便依此原则而订定。[49]而后的孙家鼐，张百熙、张之洞诸人，也都切实的想要引进新式的实学。[50]民国之后的北大，初期的校风虽不佳，然而自从蔡元培长校之后，校风丕变，师生认真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态度，为全国学术界之表率。也可以说，北大实事求是的精神最主要表现在其追求学问与知识的态度上。有关其追求真理的情形，详见下章之讨论。至于其重视实行的部份，则请参见后文有关北大之课外活动的讨论。然而北大的风气自由而宏大，朴实不如北洋，笃实不如南开，督课更绝不如前述两校之严，却自有其一种领袖群伦的风格。

三、.大学生与社会运动

既因救国而有新式教育，有新知识的大学生们一方面以先知先觉的领袖人物自居，又遭遇到国家的种种危难，自然就发而为各种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最能代表这种风气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生运动始于京师大学堂时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俄军违约拒绝撤出东三省，明显的地企图强占，引起国际震动，然而多数中国的士大夫却仍然「歌舞升平，安然无恙」。此时大学堂的师生发起全校大会，草拟了〈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请朝廷拒绝俄人的无理要求。并同时电请湖北、安徽等地的学堂一起采取行动。这是中国近代大学生第一次的学生运动，随即遭到当局的压制，部份的同学乃愤而退学，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抗俄及其他爱国活动。[51]从此之后，随着国事的日趋败坏，京师大学堂与北大的政治性的抗争运动也此起彼落，其中以领导全国民众的五四运动影响最为深远。此运动之经过与意义已为国人所共知，在此不加赘叙。在五四之后，全国各种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五四的领袖北大学生在其中乃继续扮演关键的地位。

北大的学生于国难期间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可是这与蔡校长所提倡的「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之目的相冲突。蔡元培先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曾对学生从事政治运动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读：

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对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行，必难幸致。……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52]

所以当时的大学生一方面要负起「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学术与文化的责任，一方面却又肩负着士君子关心政治的传统。在政治与文化均十分混乱不振的时代之中，两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大学生的本务到底是学习，大学的本职则是传递与开创真善美的文明。北大虽然积极的参与了政治与社会运动，却未失去其根本立场，在学术文化方面有高度的成就。一时的政治激情，与外在迫切的政治要求，并未改变北大的根本性质。民国九年以后北大的学生并「不肯轻易干涉政治上的事。」[53]这不能不归功于蔡校长高瞻远瞩的领导，与师生们识大体的抉择。

北大的学生除了于国难期间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外，于平时亦常从事社会教育与改良中小学教育的活动。蔡校长虽然不赞成学生经常参加政治活动，对于学生主动办理教育活动却是鼓励的。因为这一则对学生本身便是一种教育和训练，可以培养主动活泼的精神与对社会的关怀及了解。二则以北大肩负全国教育的重任，本身便有从事各类教育活动的责任。[54]学生们试验了多种社会教育与改良中小学教育的办法，[55]并「发行白话书报，以增进平民知识。遇有国家重大事发生时，普通人民不注意，北大学生乃大声疾呼，为国民先导。」[56]这种社会使命感与实践的能力，为今日的大学生所难以想象。这不仅是当时政治社会的特殊局势所造成，亦与京师大学堂与北大向来居于全国学术与教育的领导地位有关。

北洋大学虽然向来以埋头读书的朴实风气见称，于关键时刻却颇能领导大众参加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当北京学生大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北洋的学生也立刻响应，配合北京学联会的代表领导天津各校罢课，并成立组织，督导抵制日货。他们要求商人罢市，而「天津商人对武库的北洋大学，向来很尊重。北洋同学出面大家都能接受，纷纷上门，当天便蔓延成全市罢市了。」[57]当时大学生的社会影响力从此亦可见一般。北洋的学生同时在街头演讲，对全体市民报告此次运动的意义。又聚集数千学生预备作抗议大游行。结果引起天津政府派兵干涉，而造成了悲壮的「老西开事件」。[58]

除了参与五四运动之外，民初的北洋学生参与的其他政治社及社会运动较少。较特别的仅有「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天津各界共同参加的活动。另外有部份的同学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而引起军阀褚玉璞的搜捕。[59]然而大体而言，北洋的学生在爱国表现上，固然毫未落后，「而校内读书精研之自动启发，无稍疏懈，以是风潮起伏，而良好学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60]

南开大学成立于民国八年十一月，未能参与五四运动。然而一成立后，对国内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亦积极试图有所贡献。民国九年一月，直、皖战事发生，人民流离失所，南开「在校师生加入妇孺救济会，分队出发战地，赈卹灾民。」[61]民国十四年六月，「全校师生组织五卅后援会，募款救济上海罢工工人」。同年十一月，「直奉战事紧急，津地秩序紊乱，本校师生组织临时妇孺救济所，收容左近居民，并组织战地视察团，募款赈济灾民。」[62]南开的学生，私下加入国共两党的数目亦相当多。积极参与国事的结果，使南开受到当局的密切注意。民国十六年四月，「革命军北进甚速，津埠无形戒严，本校受地方当局严重监视，颇形恐慌。」[63]至于南开由张校长带头抗日的情形，已如前述，更是全国闻名。

自由地研究高深的学问

中国近代开办新式大学，本来是为了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不免从一开始便带着强烈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变法维新时期全国学堂教育的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说，除了实用的西学外，还应有以传统学术文化为体的教育。然而甲午战后，一般有志学人多痛感旧文化有着许多的问题，眼前迫切的要务应在于学习新法。传统的汉学此时已走到一个为人厌弃的境地，新的中国式的学术路径又未曾开启出来。所谓「中学为体」到底为何物，张之洞本人的劝学篇也并不能给人以满意的答案。至于康有为所提倡的宋学、今文经学，以及当时开始流行的佛学，也同样不能解决中国学术所面临的现代挑战。传统的学问既然尚无出路，所谓中学为体只好落空。中国积弊已久，值此中西大交通之际，时代精神的大趋向本将以学习西方事物为主，中学为体之说既成门面与空谈，学者更将倾慕西学。所以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王大臣于议覆京师大学堂章程时，首先检讨近年各省所设学堂，便指出各地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义理之学固不讲究，经史掌故亦未尝厝意，浮慕西学而无心得，徒增习气而有余，」[64]这也成为各省学堂因而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其实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中国学术界在缺乏自己的真精神的情况下，只能培养出一些「浮慕西学而无心得，徒增习气」的人。

这种情形，要到了蔡元培先生才有了重大的改变。而蔡先生的作法则是引进西方现代大学的学术精神，以自由地研究学问为大学的精神命脉，以追求「高深的学问」为大学的第一天职。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才脱离了狭隘的实用主义，而开始有了自己可大可久的真正向往。中国的大学从此才有其属于大学的真生命（否则与专科或职业学校无殊）。从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开始，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旋干转坤的大变革。这是中国大学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蔡先生于国事蜩螗之际，竟然能够始终坚持大学应有之理念，于今思之，尤其令人无限感佩。

然而蔡先生所引进的学术精神到底是西方文化悠久历史的产物，不易与中国的土壤配合。橘越于淮而为枳，这种以追求真理与学问为第一义的态度，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只绽放于一时一地。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对学术与真理就未必能坚持，北大之外的各校对于西方学术精神的体会就更为肤浅。现实的考量通常压过了长远的，有学术基础的考量。国共斗争转激烈之后，一般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多转移到救国的政治问题之上。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国民党更是企图全面控制学术思想。民国三十八年之后，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于学术的操控又更趋严厉而彻底。而台湾在解严之后，学术界一则仍旧没有自己的真精神，二则又仍然时时受到政治的干涉与影响。中国的学术界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尚有待努力。民初人士的为其理想的奋斗虽不足以根本地解决问题，却仍然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一、.以研究学问为大学的精神命脉

1.追求高深的学问及纯粹的学理

蔡元培初至北大时，北大的情形是：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65]

蔡先生对这种升官、科举、与实用主义企图作全面的改革。他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蓝图则取自在西方造成现代大学教育革命的德国大学：他说：

中国始办新式大学。初办大学时，注重养成有用人才。兄弟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制，故亦注重研究学问。[66]

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善。[67]

他从一种历史的眼光注意到大学演化的通则与进步的关键：

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盖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以其应用最广。而所谓哲学者，包有吾校文、理两科及法科中政治、经济等学，实为前三科之预备科。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近年弗朗福脱新设之大学，遂不设神学科矣。[68]

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对全世界的现代大学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正是因为新式的德国大学以研究学问，追求真理为其最主要的任务，突破了「实用主义」的限制。蔡元培在他留德期间，「对比较著名的大学，如柏林大学、门兴大学及来比锡大学，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大学的观念，无疑地深受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Silbelm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69]从此而有他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宗旨的构想。

蔡先生希望大学的师生「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70]而他引导学校师生对研究学问的志趣，又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关学校宗旨的阐扬。民国十一年时，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已进入第六年，他说：「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71]其中又以民国六年蔡先生第一次主持北大的开学典礼的讲话，最引起普遍的注意与反响：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甚者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72]

一番话直指当时教育界的要害，并提出鲜明伟大的新理想。这正是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的地方。对此主题，他在每年的开学式都曾用不同的语词加以表达。如民国六年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民国七年是「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民国八年是「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民国九年是「本校也就循这种方针，定了几种办法……以上各种设施都为便于学生研究学问起见。」、民国十年是「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民国十一年是「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73]使得北大的宗旨从开学的第一天便深深地刻印在学生的心中。

2.分开学与术

为了达成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宗旨的目标，蔡元培首先提出以研究纯粹学理的文理科应当为大学的主体，应用与技术学科应并入专科学校，不属于大学。强调学与术有根本上的不同，应当分开：

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者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议﹐不相侔也。[74]

他于民国初年时也曾认为学与术可以相辅相成，应当放在同一个高等教育的机构中：

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故民国元年修改学制时﹐主张设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设文科。设医、农、工科各者﹐不可不兼设理科。[75]

然而其实践的结果发现「国人重术而轻学」，学科与术科同在一校，反而使研究纯学理的科系，不受重视，并且染上了「专以陞官发财为的」的陋习：

六年以来，除国立北京大学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为法、商等科。间亦兼设法科、工科，均无议及文、理二科者。足为吾国人重术而轻学之证。至于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陞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学术上之兴会，其专以陞官发财为的者，本是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76]

于是，他提出了「学」「术」分校之议，研究纯粹学理的称大学，学习应用科目的称「高等专门学校」。结果却因名号之争而产生了困难。[77]最后他采用的办法是仍然坚持学科与术科分校，然而不再坚持研习术科的学校应称之为「高等专门学校」，「而持一切皆为大学之说」。于是有他的「以文、理两科为普通大学，而其他各科别称某科大学之主张」。[78]这一条无异议被教育部接受，逐步实行到全国。而北大就是要设计成一个专重文、理两科的普通大学。[79]北大评议会议也接受了蔡先生的设计，决定扩张文理两科，谋求法科独立、并商科入法科，并截止工科。除了法科尚未能如愿裁撤外，事实上已与蔡氏的理想─「以后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非常符合。[80]蔡先生的改革，真是所谓的大手笔，需要有各种的条件配合，而为今日之人所绝对不敢梦想。

3.培养研究风气─师生共同投入研究

为达到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大学天职的目标，蔡先生「自入北大以后，乃计议整顿北大的办法」，他说：「第一我拟办的是设立研究所，作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81]蔡元培曾详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的理由：

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除一二杰出之教员外，其普通者，将专己守残，，不复为进一步之探求，或在各校兼课，至每星期任三十余时之教课者亦有之。为学生模范之教员尚且如此，则学风可知矣。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82]

他心目中的研究所是要将老师、研究生、与高年级生结合在一起，而将研究学问的风气贯彻到全校每一角落的机构。蔡先生是当时极少数有世界性的学术观念的人，他说：「现世界之学术，日新月异，大学教授须年年用功，传授新学；学生亦然。以此读书最为重要。」[83]较之当时抱残守缺或浮慕西学之辈，其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在表面的制度上，民国大学的研究院承袭着清末的「通儒院」。蔡元培先生也曾说过：「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84]然而通儒院所承袭的是儒家崇尚「通人大儒」经理天下国家的传统理想，蔡先生所学习的是德国先专精后兼通的研究制度，此两者在学术观念上，实有相当的差异。更何况「通儒院」虽设计为京师大学堂本科毕业后研究之用，其实并未实施。近现代中国正式成立的研究所，无论精神上与实质上均始于民国七年北京大学的研究所。而同时，「现代中国的有独立而且相当完备的研究院，则始于十六七年（一九二七─二八）中央研究院。北大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皆为先生所开创与主持，而有成绩表现者。」[85]蔡元培先生对我国学术研究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般。

北大的研究所在一开始目标与气魄便十分远大，希望从事研究学术、研究教授法、编各级学校教科书、钩沈中国旧学、审定译名、译述名著、介绍新书、征集通讯研究员、发行杂志、悬赏征文等工作。[86]蔡先生同时又提出研究所的门类宜广，以免部份的教员与学生因无研究的机会而失望。所以从一开始北大研究所而门类便已相当完善。[87]其研究所的主任教员则均为一时学术界的俊彦，一言一行均系全国之观瞻。[88]而除了各学门的研究所外，蔡先生另外又提出以研究员为主体的独立研究院的构想。[89]其对于研究工作之重视，对研究员之尊重，与对于研究机构组织问题之见解，均令人佩服。也难怪当时的师生们，对于蔡先生似乎都有无限的景仰。顾颉刚先生论及先生初创北大研究所的特色时说道：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作研究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所作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么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竟新得出乎我们意想之外。[90]

这种精神上的启发与学术新路向的开拓，对于北大的学生而言，其受益是终生不尽的。而蔡先生最大的贡献，正是在中国学术界已走入一种深沈的困境中时，输入西方学术的精神，使得学术文化界重新获得了生命与活力。

为达到研究高深学问的目的，蔡先生于民国六年一进北大，「首先即淘汰无学识之华洋教员」，[91]并「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端正大学应有之趋向。[92]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月即公布「北京大学教员担任教科钟点办法」，杜绝了教员们想要升官发财的心。[93]而后再进一步的淘汰不合格的教员，其中包括向来无人敢惹的洋教员，甚至因此而引起外国公使的干涉也无所畏惧。

蔡先生另外的一个鼓励研究风气的措施是出版可供教授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94]北大在民国六年十一月十日首先发行了《北京大学日刊》。然而《日刊》篇幅无多，所以从民国八年一月又开发行《北京大学月刊》。[95]而此月刊实有非常崇高伟大的理想，绝非一般之学术刊物所能及。蔡先生在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96]中国的设备与图书虽远不能与外国相比，然而较之于周秦学者，或笛卡尔、牛顿的时代则并不差。「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97]我国向来的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偏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98]其目标第一在于鼓励研究风气，以贡献于本国与世界，而同时希望学者们能透过此综合性的刊物，彼此交换知识，扩大视野。其所论有关现代各种学术本来互相发明一段，尤其表现出蔡先生对于世界学术所具有的一种通博的眼光，深远的视野。北大月刊，正是建立在这一种真正的通识之上。若非如此，各行的学者必然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缺乏一种整体的学术精神，更无法互相刺激影响。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创造力之远不如西方大学者，正在此一点。而唯有蔡校长主政时期的北大，其精神与创造力庶乎近之。

为了奖励研究风气，北大又聘请西洋印度顶尖的学者来北大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斯、印度的泰戈尔」[99]，以及「社会学者维勃里尔、数学家班乐卫、教育史家孟禄、诗人泰戈尔、地质学家葛利普……等到校讲演。」[100]。这些都是当时世界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所以他们的来华，对于学术文化有深远的影响，而北大的研究精神，亦自然为之提高。当时如哲学系：「集中全国有名的学者于北大，多注重哲学系的功课。而当时北大学生入哲学系，更要从新入系考试，可知当时北大对哲学系的重视。研究的精神，自是北大所固有，研究的行动，在师生共同组织的北大哲学会而当时教授充实，功课完备，为北大哲学系的全盛时代。其教授如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陈大齐、徐炳昶、张颐、陶孟和、蒋梦麟……及蔡校长自己。」[101]不仅是哲学系，其他如历史系、国文系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重大而且往往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传统学术文化的深根厚柢在新的学术精神的刺激下，开放出灿烂的花朵，这诚可谓是北大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强烈的研究风气之下，北大教授的一言一行，北大校政的一举一动，常为全国所瞩目。各方面的人士都感受到了北大正带领着全中国的文化向一个未知的新境界迈进，所以北大的教室中常挤满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102]北大教授所选用的教科书，所编的讲义为全国学子引为学习的津梁。而北大教授的著作更往往风行全国。而这一切，都源出于蔡校长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宗旨的理念。

二、.坚持学术与教育自由

蔡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学术与教育之另一大贡献便是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前述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也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开花结果。蔡先生的自由主义，非如一般人之人云亦云，而有其深刻的学术基础与极高明的文化见解。因此才能在国势动荡，群言庞杂、各种政治、社会的压力纷至的情形之下，依然坚持到底。以下当从学术自由的理念，学术与教育不接受外力干预、教授治校、以自由的理念培养学生主动研究的兴趣等四个方面，分叙其自由主义的理念。

1.学术自由的理念

蔡先生对于学术自由的信念，来自于他对西方与中国学术发展的理解，他深知只有当学者可以自由研究时，学术才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各种冲突才能得到更高的综合与相辅相成之益。而中国当中西交会之际，若不能大其心胸以兼容并收之，必然不能因应此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所以他说：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103]

而他在当时提出这种兼容并收的作法，必须对抗来自当时学术文化界的各种强力批评。蔡先生自己记道：

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104]

各方面的批评，使他必须一再地向国人说明他办学的原则。此因国人自秦汉以下数千年，凡言学术必有所谓「宗主」之问题，似乎不如此则学问未造极境。前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其政治与文化上之特殊背景。[105]而蔡先生在当时能犯众人之疑怒而推行其理想，可见他的学术与文化见解实有远过于时人之处。

基于这种兼容并收，学术自由的理念，蔡先生才得以网罗新旧派第一流的人才于一炉，彼此互相激荡，开放出灿烂的花朵。蒋梦麟先生记道：

他在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主张，虽受希腊哲学家讲学自由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网罗全国各式各样的人才。......自从这个学术自由的种子播下之后，中国近代学术界便开出了一朵灿烂奇葩。各种思想都从这个种子而萌芽茁长。[106]

蒋先生称「学术自由」为种子，然后说「各种思想都从这个种子而萌芽茁长」，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兼容并收的「学术自由」之重要性。另外蔡尚思说：

先生对于教员的聘请，更抱人才主义，只问学问、能力；而不问思想、派别、年龄、资格、国籍：（一）不问思想派别；（1）就政党言：帝制复辟派，有刘师培（主帝制），辜汤生（主复辟）等；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等；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等；无政府主义派，有李煜瀛等。（2）就哲学言：倾向封建哲学与信孔者，有辜汤生、梁漱溟等；倾向资本主义哲学与反孔者，有胡适等；倾向社会主义哲学与反孔者，有李大钊、陈独秀等；此外尚有吴虞等，亦为反孔派之代表。（3）就史学言：信古派，有陈汉章等；疑古派，有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甲骨考古派有王国维等；唯物史观派有李大钊等。（4）就文学言：文言派，有黄侃、陈介石、刘师培、林捐等；改良派，有朱希祖等；白话派，有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刘复等。（5）就语言文字学言：旧派有黄侃等，新派有钱玄同、刘复等。（6）就经学言：今文学派，有崔适等；古文学派，有陈汉章等。要之：新派以陈、胡为领首；旧派以刘师培、黄侃等为领首。（二）不问年龄：在当时教员中，自二十多岁的青年（如胡适、梁漱溟等）到白发老翁（如崔适等）都有，都被先生一样敬礼；那里有现代一般大学对于教员的只问年龄的高下，而不问学问的有无呢？……（三）不问资格：如从旧时代的进士，新时代的博士，到新旧任何资格都有没有的人，都被先生一样敬礼；那里有现代一般大学对于教员的只问学位的高下，而不问学问的有无呢？……（四）不问国籍：如当时北大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先生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107]

帝制复辟派、国民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派彼此之间常如同水火。史学中的信古派与疑古派、文学中的文言派与白话派、语言文字学中的好古派与废汉文派、以及经学中的今文、古文派彼此尤多怨嫌。至于就整体文化与学术而言的新派与旧派，更是常有势不两立之态。然而蔡先生一律兼容并收。年龄、资格、学位向来为人当作所谓「客观」的标准，而蔡先生在「学术第一」的理念之下，亦不予重视。外国或势力团体的压力为人人所畏惧，而先生亦绝不使其破坏学术至上的原则。这种「抱人才主义，只问学问、能力；而不问思想、派别、年龄、资格、国籍」的态度，若非主事者有博大的胸襟，深远的学识，高贵的品格与崇高的声望，则绝对无法做到。以之与今日我国许多大学用人的方式相较，实在令人汗颜。

蔡先生的原则是：「循『思想自由』原则，……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08]对于教授们在校外的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109]然而这种作法不仅在学术文化界，也同时在政治上也给蔡先生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于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后强烈抗议道：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110]

在中国，坚持学术自由的校长难为，由此可见。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来看蔡先生如何来对抗各方面来的具体压力。

2.学术与教育不接受外力干预

蔡先生为了推行其学术自由的理念，不惜对抗本国与西方的政府。民国六年三月，蔡先生在重组北大教授群时，即决定停聘外国教师多名，却因此遭受英籍教员克德来及燕瑞博等的控告。[111]照中国当时的惯例，一碰到洋人的事，大家只有退避三舍。而蔡校长依然坚持。结果这些洋教员请出英国公使，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大的威胁了。蔡先生的作法则是：「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112]为了此事蔡先生还必须分别覆函给外交总长、教育部及外交部的询问，可见当时所受压力之大。[113]

另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保守派人士对蔡先生「纵容」北大师生自由批评古人并昌言新思想也非常不满。民国八年三月公言报根据林琴南函，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便认为「北京大学新旧派之对峙，且互相攻讦，尤对新派之『覆孔孟、铲伦常』，深引为忧。」[114]为了此事以及想并而起的风波，蔡先生特别致函公言报与林琴南，以及教育总长傅增湘，辨明北大兼容并包及思想自由的原则。然而外界仍不甚谅解，最后且于四月间劳驾「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邀请蔡氏及教育界人士二十余人，进行劝说」，以调停此次争端。[115]

此外因为学生常常举行政治示威，蔡先生更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民国七年五月，学生因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乃发动二千余人的大游行游行，要求废约。蔡校长为此「引咎辞职」，并获慰留。[116]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期，保守派与当局都以为这是北大过度维新与自由所引起的动乱，蔡先生也屡次接到消息说当局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的计划。蔡先生之所以南下与辞职，其用意均在减轻学生与学校的压力。他同时于六月十五日以爱孑民者的名义发表「（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宣言。其维护学术与教育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昭昭然于天壤之间。翌年一月，北京学生因为了山东问题，坚决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并且为了响应天津学生「一二九」游行，于一月三十一日举行万余人大游行。二月四日又再次集会于前门一带，游行演讲。五月一日学生为山东问题，又再行罢课。为此蔡校长与国务院及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都相当紧张。[117]当政者十分明白，新派思想与自由教育正是革命运动的源头，蔡校长在武人专政的情形之下仍能坚持学术与教育自由的理念，实为不易。

自从北大带起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群众运动的风潮之后，各校对于政府也都勇于作进一步的抗争。其中如北洋大学的拒绝由省长委派大学校长事件：

民国十年赵天麟校长辞职，曹锟之弟曹锐时任河北省长，竟以省长名义擅派校长冯熙运继任。校内外同学，佥以国立大学校长，不应由省长委派，认曹氏此举，乃军阀作风，于是煽起校内维护校格风潮，旋经教育部之调处而中止。冯氏维持至十三年秋去职，乃由部派刘振华氏继任。[118]

也充分表现出拒绝政府不当干涉的勇气。

3.尊重教授与教授治校

重视学术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尊重负担着学术甚至文化发展之使命的教授先生。教授之当尊及学术自由之不可侵犯，正因学术工作之盛衰将左右文化与国家的发展。同时学术自由不能只靠少数卓越领导者支持，有了一批够水平的教授之后，便可以推行「教授治校」的理念，使学术自由有一个制度化的基础。蔡先生在北大正是循着这样的一条路线去推动他「学问第一」，「学术自由第一」的理想。

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时，不仅自己不遗余力地从全国各地访罗英才，同时也不断和教授乃至学生们共同研究「怎样使全国有名的学者，集中到北大来」。[119]而蔡先生对于教授们，只要有真才实学，无论何种党派、思想、学历资格、年龄均一并礼重，绝不干涉其自由，这正是他对于学术及「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之处」的最大尊重。也正因如此，北大才能纳全国的英才于一炉。

蔡先生不仅礼贤下士，对不合格的教员则迳于辞退，以维护学校的质量。然而北大对于合格的教师，则订出制度性的的保障。[120]同时对于开课问题，蔡先生提出：「各教授应担任何项功课，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公同商定。一经商定后，应始终令其担任。即欲变更，亦须再行开会议决。」[121]用意均在于使教师感受到受到校方的尊重，而得以安心、自由并积极地研究教学与稳定地开课。

为了使学术自由有一个制度化的基础，蔡先生并积极推行「教授治校」的理念。这其实是他很早便有的理想。他于民国元年教育总长任内，所手拟并公布的大学令，已明定大学应设置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可惜各校并未实施。蔡先生长北大后，虽然位高望崇，却「不希望校长大权独揽，想仿行德国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122]、『谋以专门学者为北大主体』[123]，将学校各种重要组织之职位让学有专长之教授担任」。[124]于是他「便把从前的规定付诸实行，先设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又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是组织各门教授会。民国八年，为配合学系制，亦废除各科学长，设教务长一人。由各系主任公推一人担任，并成立教务会议。同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更宣布『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物，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物。』」[125]而后来，「他也确实用心推动该类新组织的成立，到民国九年九月，不但北大评议会、教授会、教务会议、行政会议、总务处均已正式成立，就是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及图书馆委员会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126]北大同时设立各系教授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凡本系科目之增减，应开教授会议决，不能由主任或教务长一人决定。」[127]因此蔡先生长校数年之间，虽然因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反多，「其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滞，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128]

除了北大之外，当时各个大学乃至各中小学，深受中国传统看重读书人的影响，对于教师都极为尊重。只是北大除了本于传统地看重读书人外，还特别加上因重视「学术自由」而尊重学者的现代精神。而当时，除了北大，南开学校亦有「思想自由」的风气，而颇受蔡先生的称道。[129]张校长为一敦厚长者，对于学者极为礼重，所以能以较他校为低的薪水，请得优秀的教授：[130]其中如「大学文学院的凌冰、徐谟、蒋廷黻、李济、萧公权、张彭春等先生：理学院的邱宗月、饶毓泰、姜立夫、李继侗等先生；经济学院的何廉、李道南、方显廷、姚崧龄、李卓敏等先生，都是一时之选。」[131]另外如北洋对教授的礼遇亦优。[132]使得「不少同学对执教北洋曾经有过临渊羡鱼之感。」[133]然而南开与北洋的办学精神，偏重在救国、务实、踏实、人格教育、严格教学等，对于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理念，却并无系统性的发挥。

4.培养学生主动研究的兴趣

自由主义的精义不仅是坚持师生学术研究的自由，而更要鼓励大学生自由学习与研究，以开发他们的天赋智慧，与研究学问的兴趣。而在北大，为了给予学生们更多自由学习研究的机会，养成民主时代的新人物，乃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蔡先生对此有明确的解说：

平等者，破除阶级而决非消灭个性。从前行阶级制度教育时，重在一级中绝对平等，如美国教育会所举德国教育之劣点。……既破坏阶级制度，则即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盖世界为有机的组织，有特长者不可强屈之以普通。世界有进化的原则，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而为选科制。又如美国普通学校之大组织与二重学年制，亦渐近选科制，而可以采用者也。[134]

人的天才与特长必须要有自由才能发展，不能以假平等抹杀人的个性。而旧式教育的问题，正在于不给人思想的自由，抹杀人的个性。[135]同时在实际的授课上，他也发现年级制有：「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子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136]的流弊。并且「学校内科目繁多，无研究余地」[137]，使人无研究兴趣。而同时北大「教员中有自美国留学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于是便「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138]民国六年十月，教育部召开在京各高级学校代表会议修改大学规程时，北京大学文科便「提出大学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议案，当经与会诸代表通过。其后教育部征集改定大学课程，即本此记划。」[139]而北大从民国八年起，便正式仿美国大学办法，改采选科制及学系制。[140]其实施的情况则为：

祇有一个人选的功课，即为其开一班，如是者有六班之多，是一个人开一班的。所有功课，课室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旁听。……又有不上课的先生，一样的支薪，可是许多学生到他家里来问学。更有不上课的学生，祇要他用功，一样可以参加学校的期考。这种以学问为主题，以学生的学业为对象，这就是北大精神的表现。[141]

对学生非常放任，充分的鼓舞了好学的同学的研究与学习的兴趣，养成了不少天才型的人物。然而，对于不能自动自发的学生，此制度也不免有流弊。[142]而蔡先生也同意北大与一般的大学不同，较适合能自动用功的优秀学生。

三、.向一流大学看齐严格要求学业的质量

北大蔡校长学识深邃，目光远大，办学的理念深得现代大学的精髓，而为他校所远远不及。然而民初全国主要大学，感于国难事变，亦多力争上游。北大崛起后，各校深受影响与刺激，更是力图改进，成就往往不凡。北洋，南开均为其中之佼佼者。二校均以严谨笃实著称，其特色在于「向西方一流大学看齐，严格要求学业的质量」，教学方式虽较保守，学术水平则甚高。

北洋的「开山老祖」是美人丁家立博士。[143]其课程标准，从开始便既相仿于美国哈佛、耶鲁等名校。所以「毕业生自第一届起，即可迳入美国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144]校内「课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处是英文。」[145]其工科教授「几尽为美籍名工程学者」[146]，文法科则兼用国内知名新派学者。[147]而学生「几全为南北各中学的前三名毕业生，在学业的争竞上颇不寻常。」[148]对课业与考试的要求则极严格。[149]而不仅考试严，平时要求更严：学生在「教室的座位，按照每年榜上的名次排列。」[150]好比台湾早期的一些中小学。民国八年以后「各地学潮频起，本校教授督课不稍弛，俨然中流砥柱焉。」[151]其学风与北大之不同，显然可见。

民国八年底创校的南开大学亦以督课严谨著称，其情形已述于第二节。而南开与北洋不同的一个极大特点，除了南开风气活泼外，便是南开的教授多为本国人，而学术研究风气则非常浓厚。这固然受是了北大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亦是张校长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尊重学术与读书人的结果。[152]南开虽小，确是一个研究风气极佳，长于培养青年学者的地方。吴大猷先生说道：

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前第二节所略举的教授，聘来时多初由外返国，然不数年即以教导后学，或从事研究，蔚成大师者名。（名繁，不备引）[153]

其成果由以下的统计可以略见：

民国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首由各大学校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继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最后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开师生九人：姜立夫（数学）、陈省身（数学）、吴大猷（物理）、饶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汤用彤（哲学）、李济（人类考古）、萧公权（政治）、陶孟和（社会）。后在台湾，更有南开师生被选为院士者有蒋廷黻（历史）、何廉（经济）、钱思亮（化学）、梅贻琦（教育）四人。联合报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的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人云。[154]

南开的爱国精神、人格教育使南开人在人生中勇猛前进，有为有守。而其重视学术与读书人的态度，良好的校园研究环境，加上当时由北大带领起来流行于全国的研究精神，使得南开人忠于学术。如此丰富的成果，洵非幸至。

发展通识教育

民初的大学虽然普遍地极为注重德、智、体、群兼修的全人格教育，一般却不见得能注意到通识教育。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格教育在近代中国之开始受人重视，其实是因为清末以来国家积弱不振，有识者乃希望用以德育陶铸理想人格，以智育救其愚，以体育及文武合一的教育救中国人的弱，以群育救中国人的散与私，同时并以社团及课外活动培养学生自主、自治、自求上达的能力。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种公民教育的理念，也继承了儒家重视人格教育的传统，从小学、初中、高中便应该一贯培养。大学教育中当然也应当注意四育并重，然而这并非大学教育的特质，也不应以其作为代表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

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固然也在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然而，他所针对的是受到高等教育，面对各种知识、信念之冲击，与高度复杂与分化之生存环境之挑战的知识分子。其重点在于如何使现代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其复杂生存的处境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而能和各类的文化现象与产物（包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诠释）有一良好的沟通，以建构其生命的意义。在此不断与各类文化产物及周围环境与相沟通时，大学生也可以学习到如何开发其各方面的能力，一则以寻找自己的特色，一则以培养应付各种事物的能力。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基础上，理想的通识教育，则更可以进一步研讨或尝试传授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正是因为现代的世界高度分化而复杂，各类文明的遗产太过丰富，通识教育的重点便在于提供一些了解这个世界的线索，否则必然流于琐碎。这些线索必须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否则必然无法贯穿如此复杂的文明现象。然而这些线索又不宜一元化，因为一元化必定流于专断与简化。现代的各门学术，其实均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可资了解这个世界的线索。而各门学术，又往往有其深层的相关性，可以分成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物理、生物等几大「基本学门」（以及一些跨基本学门或曰整合型的学科）。将学生们领入各「基本学门」的天地，介绍这些基本学门的重要前提、方法、与学说，正是帮助学生们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最佳方法。而其中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因为和人的自我定义与生存经验最直接相关，所以更应着重。

从这样一种较严格的定义来看民初的「大学通识教育」，我们发现仍然只有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与观念真正具有现代「通识教育」的意涵。其余两校，不过偶及而已。

北大的通识教育

蔡先生是个哲学家。所以他深知西方各种学术均源出于哲学之理。而哲学的现代化正是科学，所以他「在北京大学时主张一切学问当以科学为基础。」对于科学与哲学二者所具有的通贯性意义，特别注重。[155]民国七年，他于制订北大的象征─校旗─时，对于人类学术的体系与北大治学理念的结构，特别作了一番诠释：

我们现在所定的校旗，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的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圈：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儿；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就一人经历说：研究科学的时间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科学）所占的面积最大，白色（哲学）次之，黑色（玄学）又次之。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旗所以用这几种颜色，而这几种色所占面积又不相同的缘故。[156]

蔡先生将一切科学分成研究现象、发生、系统等三方面事物的学问，所以用红蓝黄三色代表科学。而其所谓「哲学」指的是「把自然科学的公例贯串起来，演成普遍」；或「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统统贯串起来」的学问。因此，「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我们现在用总和七色的白色来表示他。」[157]然而「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158]此处玄学指的是超越理性、运用直观以探索宇宙最终本质的一种哲学，如当时欧洲所流行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伊倭坚（Rudolf C.Eucken)，与中国的道家、佛家思想。其特色是「不能用科学的概念证明，全要用玄学的直觉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来代表他。」[159]这种世纪初的

学术大分类的方式，有些已与今天的学术观念不合，然而其中自有精义。以科学、哲学、玄学三种基本的学术分类来综括人类一切学术，也深有理致。然而更重要的是蔡先生在此展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宏伟的胸襟与见识。正是我们所追求的「通识教育」的一种典范。[160]而今台湾各大学，恐怕尚未曾有类似的学术格局与追求。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的第一重点是「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161]此处所谓的「纯粹学理」，正是最具有通识意涵的，人类学术中各「基本学门的重要前提、方法、与学说」。此即蔡先生所强调的「普通大学」的宗旨。普通者，能普遍，能贯通是也。换言之，北大等「普通大学」所要培养的，正是能通达于人类文明创造的普遍原理、原则，而能贯通于各种文明现象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所谓研究高深的学问，也正是要研究各学门中，「能普遍、能贯通」的学理。此所以「普通大学」有别于「专科大学」与「职业学校」。而北大为此从一开始便企图将术科及应用学科归入其他大学，以便专心发展研究纯粹学理的文理科。[162]所以那研究「普遍的原理」的哲学系，便成了学生们的第一志愿，进去还要另外考试。这与我们今天因为各种学科过分专业化，工具化，技术化，学生们兴趣狭窄而功利，而要提倡通识教育，正好成了反比。

在这种重视普遍学理与贯通精神的宗旨之下，蔡先生，如前所述，才于民国七年在倡议发行综合性的「北大月刊」。在发刊词中，蔡先生特别指出：吾国学子「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除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163]所要提倡的，正是一种通识精神。他并且指出，若无这种通识精神，各科的创造与进步，都将大为减低。这种见识，若非深通西方学术之精神及发展与近代学艺创造之奥秘，绝对无法提出，而恐怕至今仍然不为国人所了解。

基于这种求通的原则，蔡先生全盘调整科系的分类分组。早于民国六年十月，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蔡先生便提出「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的主张，以「融通文理两科界限，使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兼习文科之某种」。这是因为他发现：

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64]

以文科，尤其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关连，而文科中的哲学则为科学应有之归宿。又有许多的学门，本来便兼含文理。这一番话的背后，包含了蔡先生对于整个西方学术源流与学术精神的了解，表现出他深刻的学养与广博的知识。而其实际的作法则是：「（1）大学本科本旧规程中文、理两科所列之科目，而益以其他各科之基础科学，（例如医科之解剖学、组织学等，编入生物学门；法科之国学、法理学等，编入社会学门）为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65]。

北大同时在学校组织上，「变通现有文、理两科各设学长制。大学本科祇设学长一人，由大学教授会开全体大会选举三人，由校长择一人任之，任期为二年，可以连任。（附大学本科学科制法编章草从略）（2）分科大学于旧规程中所列举之法、商、医、农、工外，增设美术一门，兼授音乐、画图、雕刻、建筑等美术。法科大学可专授法律；其政治学及经济学各门，可并入大学本科。」大学本科只设学长（即后来之教务长）一人，其人必须兼通文理，而其目的便在于求得各门学问之相通，以表现人类学术本来之最高向往。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与启蒙时代、乃至浪漫主义的哲人之所追求本来如此。中国学问则向来重视通人之学。古人所学虽偏于人文与政治，然而所谓通人，亦需兼通天文、地理、数学、历法、音律、象术，察于虫鱼鸟兽之名，明乎兵战农桑百工之技，以达于天地生物之道，通乎万物迁化之理。就其毕生学术的最高向往而言，蔡先生显然同时际继承了中西方的伟大传统。其学术主张、学问分类乃至治学的方式的方式近于西方人，然而其问学的动力，学问的规模与向往则沿自中国古人。

上述之意见经「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通过，及教育调查会的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166]民国八年之后，北大正式实施选科制与学系制，废各科学长，设教务长一人，分大学本科为五组十七系。「本部第一年仍习共同科。到了第三年才习分组」，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接触人类文明多方面的遗产，以开发自己的性向。[167]高年级虽分组，其各组亦力求其互通。学校基本上只分文、理两大部，而以法科入文科部。然而并不称文、理组，而称一、二、三、四、五组。各组虽有所偏重，仍均须兼修文理学科。专精与兼通之间，得以平衡。[168]而到了「民国十二年，又把上述五组合并为三组。[169]至此而文、理、法哲三组的分类虽成型。然而只称其为一组，二组，三组，各组仍须兼修文理之基础科学。所以，「这个大学本科重组的新计划，无形中即把文理法三科的界线及名目废止，而蔡氏力主『文理互修，兼涉他科』以祛除学生专己守残的理想亦得充分实现。」[170]这种文理兼重的教育，更加上同学们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到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的激荡，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宏观视野与博大胸怀的人才。一直到七、八○年代，五四所培养的一代都几乎还在所有的领域里面，主宰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绝非偶然。

与蔡先生的宏伟抱负及学术眼光相比，其他学校的领导者，就不免远为逊色。然而北大与蔡先生固然为全国大学教育的表率，南开的成就亦为卓然。这与南开重视通识教育亦有关：

伯苓先生在其手定之教育目标中，虽提出「充实科学设备」，「促进物质文明的发达」，但对于人文与科学并未偏废。这可从先生特聘请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之再传弟子长沙骆宏凯先生、梁任公、范文澜先生等教文史；蒋廷黻先生、徐谟先生、李济之先生等担任政治、经济、人类学等科目；楼光来先生任哲学；凌冰先生任心理学；何廉先生任经济研究所主任等得到证明。上述诸先生，皆一时权威学者，无怪南开校友到社会上能在政治、经济、法商、工矿各部门崭露头角了。[171]

南开规模甚小，将这些文史、政治、经济、人类、哲学、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第一流学者同聚一炉，彼此声息相通，自然产生相激相荡的效果。这对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南开能成为有名的培养青年学者及各种人才的大学，与此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南开成立于五四之后，初成立时分文、理、商三科，其办学理念已深受北大之影响，却又不纯粹，亦无甚新发明。就「大学的理念的原型」之开创而言，其重要性远不能与北大相比。而同时北洋大学自民国六年之后，已变成一个纯工科的「专门大学」。虽仍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开设一些人文与艺术的课程，却难有超然远举的通识理念。北洋后期的人物难与北大及南开相比，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北大自从民国六年蔡校长主政之后，风起云涌，迅速地成为全国学术与文化的领导中心，并发动且展开了彻底改变现代中国之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而其所以能如此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正在蔡先生所提出的大学的理念。「研究高深的学问」，「纯粹的学理」，「追求通贯的学识」，这些常被今人视为迂腐无用之见的理念，却曾在最近的历史上发生过无可比拟的，改变整个民族之命运的影响。这难道还不够我们反省与深思吗？许多人必然会说，时代不同了，太多因素改变了，学院中的读书人与学术不可能再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也确实有其道理。然而，就大学本身而言，若无这些理念，大学必然丧失其生命力，成为奄奄一息的「职业训练所」，或是不负责任、缺乏实务历练与学术基础的「政治与社会批判中心」。蔡先生于五四之后，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书中结语道：「自今之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72]由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蔡先生胸中¡爱国救国的情怀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已然结合，民族长远的需要与文化上远大的向往正相摩荡，儒学的情怀与西学的追求，融而为一，传统的向往与现代的精神，正是这种澎湃汹涌的伟大情操，使得当年的北大燃起求知的熊熊火焰，照亮了新中国。我们今天在台湾研究大学的通识教育，实应记取这番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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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至1900年时，全中国的教会大学合计，只有学生164人。至1910年，教会大学共有学生898名，然而分散在许多的小学校之中。至1919年，学生总数才达到1800人左右，依然相当分散。其中影响最大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初设时规模极简陋，而当时「中国大学理念之原型」早已建立。早期教会大学之学生多来自教会中学，常具有基督徒的背景，大部份课程用英语教学，而以培养宗教信仰、训练传教士及传教的教师与医生、以及改变「错误的」儒释道观念为主要目的。民国成立后，受本土大学的影响，亦开始培养一些社会上的高级实用人才。早期的教会大学在各方面都与本土的大学有相当大的距离与隔阂，影响亦非常有限。（Jessie G.Lutz[杰西?格?卢茨]着，曾巨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5─20,61─65,66─70，152─166）

2例如胡适在1917年回国时，他想找一本过去七年中出版的，有关哲学的中文书籍，却几乎一本也找不到。胡适当时说：「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1,20─27.）

3有关教会大学之数目，各种记载不一。经笔者统计之结果，民国六年时可考之教会大学共计十八所：济南齐鲁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民十三年改组为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苏州东吴大学（见Jessie G.Lutz[杰西?格?卢茨]着，曾巨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09、111、112、125、126、139、140、141、154）、南京金陵大学、广州岭南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据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650、656、659、663、670）、北平协和医科大学（《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宗青图书公司印行，影印本]，132）北京汇文大学、北京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l大学（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忆录》[台北，新象，1984]，45、66；此三校于民国九年后合并为燕京大学，然燕大初期之规模仍十分简陋）。各校之规模大抵均相当简陋，难当大学之名。

4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7-13,25-29,45-49。

5伍振鷟《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1992），167。

6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0），卷202,3。

7〈校史〉《学府纪闻：国立北洋大学》（台北，南京，1985），57。

8〈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7。

9〈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7─58。

10 q北洋大学之过去〉《学府纪闻：北洋》，67。

11〈北洋大学之过去〉《学府纪闻：北洋》，67。

12〈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9。

13〈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9。

14校友蒲敏仁记：「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复校费用困难。这和北洋「实事求是」的校训不无有关。就是由于北洋同学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所到之处都是埋头苦干，尽瘁国家。要说北洋同学不会赚钱，也很难置信」。除经费之外，政治影响力当然也是关键。北洋后期的校友多在实业界服务。陈立夫虽为在台校友会理事长，然而他一则力量已衰，二则要避嫌，亦难促成此事。（《学府纪闻：北洋》，175 A201，419─422。）

15《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62。

16庄吉发《京师大学堂》（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0），9─10。

17《京师大学堂》，12─14。

18(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七，4090。

19《京师大学堂》，15─18。

20《京师大学堂》，18，21─22。

21《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65。

22《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65-166。

23然而直至宣统二年，才有第一届大学预科毕业生，合乎进入大学的资格，并开始试办大学分科。然而翌年即鼎革。清末的大学分科、大学院与通儒院，基本上仅为纸上的机构。（《京师大学堂》，80─81.）

24《京师大学堂》，81。

25《纪闻：北大》，6。

26《学府纪闻：南开》，3。

27《学府纪闻：南开》，3-4。

28《学府纪闻：南开》，8。

29同上，9。「敬业中学」于光绪三十四年因迁校至天津南开遂改名为「南开中学」。

30《学府纪闻：南开》，2。

31《学府纪闻：南开》，1。

32孙彦民《张伯苓先生传》（台北，中华，1971），43。

33《张伯苓先生传》，31-32。类似的记载散见《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南开校友会编印，1975），《张伯苓先生传》，《纪闻─南开》之中，不胜枚举。

34〈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175-176。

35〈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伯d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175-176。

36〈张伯苓校长的「公」「能」教育〉《学府纪闻：南开》，209。

37《张伯苓先生传》，38。

38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2；《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10。

39《张伯苓先生传》，30。

40《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10。

41〈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9。

42张国柱〈北洋大学的回顾〉《学府纪闻：北洋》，84。

43张国柱〈北洋大学的回顾〉《学府纪闻：北洋》，83-84。

44〈南开大学的艰辛〉《学府纪闻：南开》，32-33。

45《张伯苓先生传n，33。

46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1。

47「民国八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民国十二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六十余人，学生总数亦只四百二十余人，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大学。」（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0。）

48请参见：〈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学府纪闻：南开》，94；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2。

49舒新成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册一，133─135。

50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1986），8─15。

51《京师大学堂》，107─113；《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7─18。

52〈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三，312-313。

53〈对于师范生的希望〉《蔡元培全集》卷四，36。

54〈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台北，国史馆，1986）中册，502-503。

55〈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03。

56〈在柏克莱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12。

57〈天津街头下跪记〉《学府纪闻：北洋》，177。

58〈天津街头下跪记〉《学府纪闻：北洋》，178。

59〈北洋大学的回顾〉《学府纪闻：北洋》，88─90。

60〈北洋大学的回顾〉《学府纪闻：北洋》，84。

61《学府纪闻：南开》，63。

62《学府纪闻：南开》，64。

63《学府纪闻：南开》，65。

64《京师大学堂》，44。

65〈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471。

66〈在柏克莱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11-512。

67〈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

68〈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82。

69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1967），56-57。

70〈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71〈北大一九二二年始业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四，263。事实上，对于这个宗旨，他不仅每年的开学要讲一遍，据吴家莹先生的统计，「从民国六年到民国十二年，他利用北大重要庆典，共作了近十次的诠释。」（吴家莹《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花莲，国立花莲师范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2]，66。）

72〈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5。

73《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66-67。

74〈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49-150。

75〈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6〈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7〈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8〈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

79〈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80民国六年，〈复外交总长函〉《蔡元培全集》卷三，40；《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71。

81〈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636。

82〈论大学应设各鴐膍s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531。

83〈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04。

84〈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724。

85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台北，蒲公英，1986），234。

86《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34。

87〈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533。

88参见《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34-235。

89〈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533。

90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转引自《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36。

91〈改革中之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41。

92〈敦请吴稚辉任北大学监兼授语言学函〉《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

93《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7；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6），278；《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0。

94《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40。

95〈《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96〈《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

97〈《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0-211。

98〈《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C

99〈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风范与创建〉《学府纪闻：北京》，313。

100《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4。

101〈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风范与创建〉《学府纪闻：北京》，314。

102〈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风范与创建〉《学府纪闻：北京》，312。

103〈《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104〈《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105中国宗教不发达，政治又需维持一大一统的格局，若学术与思想无「宗主」，则天下事物便似乎失去了一个最高的指导，使人心神难安。是故前人论学常多独断之气。此不安之心与独断之问题至今犹存，恐非民主二字所能解决。

106蒋梦麟《新潮》（台北，传记文学，1967），108。

107《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23-225。

108〈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卷三，271。

109〈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卷三，271。

110〈发表不愿再任北大校长之宣言〉《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309-310。

111《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0。

112〈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472。

113《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2。

114《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63。

115《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80─283；《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3。

116《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145─146；《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44。

117《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307-310，382─385，395─396；《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44。

118〈校史〉《学府纪闻：北洋》，60。

119〈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风范与创建〉《学府纪闻：北京》，312。

120〈提议《教员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2-153。

121〈提议《教员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3。

122〈北大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414。

123〈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692。

124《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39。

125〈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342；《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6-87。

126〈北大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443；《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87。

127〈提议《教员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3。

128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商务，1968），1438。

129〈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55。

130张源先生记道：「南开教员的待遇虽不佳，我在南开时，为七十元至一百二十元。」（《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83。）不足他校之半。有关记载，另见《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3，37。

131《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59。

132参见〈挥别母校四十年〉《学府纪闻：北洋》，153。

133〈挥别母校四十年〉《学府纪闻：北洋》，153。

134〈欧战后之教育问题〉《蔡元培全集》卷三，283-284。

135〈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47。

136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863。

137〈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蔡元培先生~谱传记》中册，393。

138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863。

139〈北京大学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190。

140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296；《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72。

141〈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风范与创建〉《学府纪闻：北京》，312。

142《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29-230。

143（转载）〈孔祥熙心目中之丁家立博士〉《学府纪闻：北洋》，244。

144〈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7─58。

145〈杂话北洋─武库大学堂吗？〉《学府纪闻：北洋》，172。

146〈北洋大学之过去〉《学府纪闻：北洋》，68。

147「均四年毕业。课程编排，讲授内容，均以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嗣应京奉铁路之请，复增设铁路专科。当时教授悉为美国硕学权威及国内学术界大师，如吴稚辉先生即系教授之一。创设伊始，曾在天津、上海、香港招生。」（〈校史〉《学府纪闻：北洋》，57─58。）

148〈陈立夫先生的几件小事〉《学府纪闻：北洋》，214。

149〈杂话北洋─武库大学堂吗？〉《学府纪闻：北洋》，173。

150〈北洋忆往〉《学府纪闻：北洋》，95。

151〈北洋大学之过去〉《学府纪闻G北洋》，68。

152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1。

153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3-14。

154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传记文学》50：05,1987-05，台北），13。

155《新潮》，63。

156〈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23-224。高平叔先生以此文作于民国九年，待考。

157〈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23。

158〈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23。

159〈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23。

160〈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222。

161〈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162民国六年，蔡元培提议：「我们因文理科尚有许多门类，为经费与地位所限，不能一时并设，所以乘北洋大学同是国立，同有土木工科，采矿冶金科的关系，把工科归并北洋，即用工科的经费与教室、实验室，来扩充理科的一部分。」同年即实行。〈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163〈《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164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863。

165〈北京大学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提出讨论之问题〉《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191。

166〈北京大学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提出讨论之问题〉《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190-191。

167《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108。

168《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72-73；《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107-108。

169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295；《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73。

170《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72-73。批评「专己守残」之事，早在民国七年，见当年之北大开学式演△G「诸生须知既名大学，则万不可有专己守残之习。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蔡元培全集》卷三，192。）

171《张伯苓先生传》，32。

172《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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