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会讲主题是“恕道”，我就从“恕”这个字的含义来说明儒家的道德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恕”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本来写作“㣽”，上女下心，没有口。到战国时期，在“㣽”右上方加了一个“口”字，变成“恕”（如+心）。这个字可以理解为是形声也可以理解为会意。如果是形声，“如”就代表读音。如果是会意，“如”就代表行为（作动词），于是恕即如心，就是将心比心，以己推人。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释“恕”的时候说：“恕，仁也”。孔子曾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皆可以终身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弟子曾参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见恕在孔门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性。当然在儒家价值范畴中，从心的字很多，除了“恕”，还有“忠”、“愛”、“性”、“情”、“德”等等。从孔子曾子的话可以看出，恕尤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恕道代表将心比心，由此确立起“仁”，进一步生发出其他一切价值。下面我要强调，“恕”这个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儒家道德的基础。具体来说，可以从儒家恕道对心的理解中找到答案。《孟子∙尽心篇》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段话也可以说理解为回到本心、良心，才能明白人性；但按照孔子的意思，“尽心”就是实践恕道。

为了回答道德的基础问题，我建议我们先不忙做形而上学的思辨（像在西方哲学中那样），不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假如你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时代，一切政治说教、道德宣传、宗教信仰、思想教育在你看来都是赤裸裸的欺骗，不值一钱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找到能让你信仰的道德或价值，能从什么地方做起？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大魅力。接下来我想说明，儒家从心、性、理等无可置疑的角度帮我们找到价值、确立道德，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与人类其他一些重要文化确立道德方式的重要区别。

我们知道，人类一些伟大宗教，比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把道德式建立在向往一个超越于人间世界的彼岸世界或神圣存在之上。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去爱别人，去发善心，是出于响应上帝的召唤。一位基督教告诉我，为什么要爱人？因为在对神的祈祷中，在和上帝的私人交谈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了人性的软弱、无能和丑陋，所以对他人产生了深深的悲悯之心；与上帝的对话让我们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如沧海一粟，渺无足道；我们因此对他人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关爱。所以一切的爱和善，都来自于上帝。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倾向。而佛教和印度教是通过对人间世界的否定来建立起对他人的爱，建立起道德——：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是像梦中的幻影一样虚幻、不实，我们的此生此世在无尽的生死轮回中也只是一个渺无足道的瞬间；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随时可能消失的空无的世界里面，人的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认识到世界的无常，从而找到一种永恒和不朽；这样你就不会偏执，不会贪婪，不会把你拥有的一切看成属于你自己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此岸化的文化，是以认可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的东西，不能把天地当成随时可能消失的“幻影”；中国的神也只是天地的一部分，而不超出于天地之外，更不是天地创造者，独立于天地而永恒存在。因此人类如果要找到天堂，只能从这个世界做起。天堂不在彼岸，不在死后，就在此生此世。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设定，和人类其他几大宗教都不一样。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讲道德，不是从彼岸或者死后出发，不是从上帝或神圣存在出发，而是从“心”出发。

从“心”出发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你自己用心去感受，自然会知道。真正的主宰在不天外，不在彼岸，不在上帝，就在你心中。如果你在经书上看到了古人所谓的道德，那也是古人用心体会得来的，不会强加给你。所以你看孔子对学生的对话，都是启发式的，先说出自己的真切感受，而不是说教、灌输。这就叫以心换心，以情动人，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他人的良知、良心，这就叫恕道。

儒家告诉我们，当你发现世界崩塌了（所谓礼崩乐坏），人间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你的心还在；当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行为都出于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这世界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你的良心并未泯灭；当世界极端混乱、无道，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心去体会什么是“道德”、“正义”、“公平”。我们的良心是不会泯灭的。良心、良知和良能是一直存在、哪怕只是潜伏地存在着，这就是孟子性善论所反复强调的主题。

如果你觉得所有官方的说教，所有教科书上的理念，所有冠冕堂皇的道德，全都是骗人的勾当，全不值得你相信，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你相信的东西，你甚至想自杀，因为你没有任何希望。这时孔子和孟子可能会告诉你，你可以从一个地方来寻找到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你的心。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心来做人。

当然，你可能说，“心”太不确定了。我正是因为心里迷茫才到处寻找，你却让我再回到内心，这不是南辕北辙吗？确实，心很不确定。但是回到本心、良心，并不是指回到那颗“出入无时、莫知其向”的心，而是指回到心的本源状态，或者说回到自己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四端”。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求放心的过程是无止境的，也是艰苦异常的。存心才能养性，养性才能事天。（《尽心上》）这是孟子告诉我们的回到本心从而确立生命价值的道路。如果你现在内心迷茫，那是因为你目前还没有真正找到的本心，还需要漫长的心理修炼。

除了“心”，儒家还提出另一个让人可在混沌迷茫的世界里寻找到人生价值的线索，那就是“性”——人性。一讲到“性”字大家可能会想到性善论、性恶论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做了坏事，在良心深处会有一种愧疚感？为什么我们在公交车上逃票时会感觉到一种惊恐？为什么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这就是因为人性有自身的规律和法则。

人性成长的法则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他会按照他自身的逻辑走。你希望把自己做过的丑事忘掉，但是是它却不时来撕咬你的心，让你寝食难安、魂不守舍。这就是人性成长的法则。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希望自己的人性扭曲，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健康的成长，为此我们不得不遵守人性的法则。而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不合理，最终一定可以归结到是否有利于人性健全成长上来。我们讲汉语当中人性的“性”字也从心，左边也有一个“心”字，从生、从心。（人）性包括生命成长的规律和法则，这些规律或法则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属性。我们可以人性的规律和法则为衡准，来评判现实中一切是非对错。

有一个问题。人天生就是自私、好妒的，见到美食想吃到，见到美色想占有，这些都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如果无止境地追求贪欲的满足，也会受到伤害。《庄子》、《淮南子》中多次讲到，贪欲会伤生、害性。有些人认为生命非常短暂，我们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实际上人过分追逐贪欲的满足会伤生害性，让人性扭曲，这也是人性的规律。贪欲、私心是人性，一味追逐贪欲和私心会伤生害性也是人性。这就是“人性”这门学问。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一个昏暗无道的世界里，当我们找不到任何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追问第二个问题：你的生命成长方式是健全的吗？你的人性是扭曲的吗？现实环境是否有利于每个人生命的健全成长？还是会造成许多人性的扭曲？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至少你可以从生命健全成长的规律和法则出发，以人性为准则来建立起值得你接受的价值或道德，据此评判自己、评价现实。

所以，我们的祖先不从彼岸和上帝寻找道德的基础，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心”，第二个出发点是“性”，这些都是基于我们每个活生生的生命来来寻找道德和价值，也是我们在一无所有、一片茫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相信的东西，因而是无法怀疑的出发点。

但儒家并不仅仅提出心、性作为我们建立自身价值或道德的起点，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理”（或称“天理”）。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能不信，那就是道理。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赵普应该说“天子最大”，但是赵普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天下道理最大”。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最大，无论你权力有多大，掌握的武器多先进；无论你身份有多高，地位有多尊，你都必须讲道理。人世间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正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花钱，此乃天经地义（故可称为天理）。就算是最平常最普通的百姓，也会相信万事万物都有道理的。

因此，今天我们谈论道德或价值的基础，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可以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要先讲三件事：第一，你的本心何在。让我们每个人都从本心出发，最大限度地按照良心来思考，最大限度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二，你的人性何在。你是否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会让你的生命健全成长，还是会让你的人性扭曲。第三，你的道理何在。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一个道理在那。这个道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大家都可以来辩。

总之，今天我说儒家的“恕”概念可以引申出儒家对道德基础的思考。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怀疑主义盛行，许多人什么都不相信的年代，我们需要从一个人人都不得不接受的起点，来建立道德、确立价值。正像当年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的态度出发，先找到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逻辑上牢不可破的起点，从而为人类一切可能意义上的知识找到了最重要的基础。其时正值欧洲怀疑主义盛行，人们对一切权威都产生强烈的质疑，变得什么都不信，莫知所从。是笛卡尔为他们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欧洲整个近代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不过笛卡尔所要解决的是知识的基础问题，而我们所要解决的是道德或价值的基础问题。通过上面的探索，我认为儒家学说为道德或价值提供了人人不得不接受的、逻辑上牢不可破的起点，它们就是：心、性、理。

（本文原为2018年1月6日在苇杭书院丙申年度会讲上的发言，后发表于《澎湃新闻》2018年1月23日，发表时更名为“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如何去信——从恕道看儒家道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