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深入开展儒学教育，深层解决社会问题——关于校园血案的深度反思

一、更加根本的原因

今年三月以来，陕西、广西、广东、江苏、山东和福建先后发生了七起持刀伤害儿童的案件。（期间，各地被有效制止的以学生或儿童为犯罪对象的案件更是难以统计。如有人发帖扬言要杀100小学生陪葬云云。）

古今中外，亡命徒以及精神病患者报复社会变态行凶滥杀无辜的事件并非罕见，但这么频繁、集中地发生，而且专门针对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孩童下手，却是空前绝世，绝无仅有的。这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恶行！

盗亦有道。尽管报复社会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但同为不道德，仍有优劣之分。古今中外的凶手不论怎样变态行凶滥杀无辜，都不至于下流到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步。凶残者一般不会怯懦，怯懦者一般不会凶残。这些校园血案的凶手，具体情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既凶残到极点，又怯懦到极点！ 5月16日晚广东省佛山又有男子持刀血洗街头，而且专挑年轻女孩儿下手，与那些校园血案的凶手一样，凶残而怯懦。

针对屠童血案频发的现象，温家宝总理说：“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

社会学者及评论人士普遍认为，砍杀儿童恶行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造成的，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弱势群体受到极度不公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将报复的对象集中在了比自己更弱势的孩子们身上。凶手们以制造“轰动”来引起社会关注，导致毫无防卫能力的孩童成为牺牲品。

温总理的话和上述分析很正确也颇深刻。但是，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更加根本的原因没有被发现和指出，那就是在利益主义政治导向和利己主义思想泛滥之下文化的衰落、信仰的破灭、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崩溃！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从己发生的六起屠童案来看，罪犯是在极端不满、偏激、仇恨的情绪支配下，对社会进行恶性报复，冤不找头债不寻主，纯属砍杀无辜生命的发泄。政治不明、社会不公当然是重要的背景性原因，罪犯品德的败坏、智慧的匮乏、心灵的贫困和人性的兽化，则是直接、原始的原因。

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的断裂越来越严重，源于政治改革陷入瓶颈而造成的矛盾的深度积累，更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衰败、人性的底线不断失守、道德良知的全面沦丧密切相关。国人的正义感和羞耻心普遍丧失，各色人祸和罪恶的产生遂不可避免，人的禽兽化、社会的丛林化遂不可避免。

对于这类以报复社会为目的恐怖暴力犯罪，采用技术措施防范是必要的，加强基层工作、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认真解决合理诉求、加强对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等等更是必要的，但都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文化道德环境，才是社会安全的最佳屏障，才是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儒家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学说，对道德心习性的奥秘有着全面深刻的把握，是开展文化道德教育、提升广大国民素质的最好“教材”。例如：

仁爱之心、利他精神的培养，羞耻感、自信感、正义感和尊严感的提升，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确立，良知信仰的树立，中庸之道的掌握（中庸之道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有助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矛盾冲突），家庭、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责任感的强化，等等等等，都是儒家的强项。

二、道教，从大人抓起

一些学者专家说，道德教育要从孩子抓起。我说，不对，相反，道德教育要从大人抓起，从各级领导、官员和知识分子包括教师队伍抓起。

儒家认为，道德，首先是拿来要求和教育领导干部的。孔子在《论语》为政篇第一章就提出“为政以德”的要求，意谓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根本，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没有基本的政治道德，就不可能建设道德政治，不可能开出优良制度。换一种说法，公正公平的法律，先进文明的制度，都是道德在政治上的体现和落实。

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领导人或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只要求被管理者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这是强调领导人或管理者“身正”的重要，在学校，对于学生来说，老师不就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吗。

《大学》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中诚意正心，讲的就是道德修养（当然，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也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不象“诚意正心”这两条那么直接诉诸于内省，也就是反求诸己。）程朱理学特别强调正心，既讲“正君心”又讲“正人心”。“正君心”是对君主的约束，“正人心”是对普通民众的教化。

朱熹还把“正君心”当作重中之重：“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程颐在一次上书中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古时候的君，相当于现在的最高领导。“正君心”，意思就是：道德教育要最高领导抓起，然后是宰相和高级知识分子。

士，就是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士农工商四民中，知识分子排第一位。儒家认为，士，负有教化的责任，是道德教育的主体。自己当然首先要道德内功过硬。否则，凭什么教育他人、拿什么来教化他人？

所以，各级官员、领导包括最高领导，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各种学校的老师，在道德修养上，都应该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对于孩子、学生来说，道德教育要从大人、从教师队伍抓起。

儒家强调尊师重道。所谓“天地君亲师” 把老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列在一起。

之所以要尊师，老师之所以特别值得尊重，是因为老师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光荣而重大的责任。做老师，不仅要“学业有专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更要有相应的道德资格。如果说授业解惑是知识上的启蒙传授，传道则包括传播儒学、传递道统以及道德教育等等。作为道德教育者，当然首先必须对“道德”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三、道德的涵义和价值

多数人将道德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如此理解、定义道德，狭隘肤浅，只知德而不知“道”，只知德之枝叶而不知德之根本。就象把和氏璧看成一块普通石头一样，将道德的真价值抹杀了。

没有人喜欢外在的约束。如果不知道德“到了深处”乃是人的自心本性，如果仅仅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外在规范，人类道德无论如何高不到哪里去----当和氏璧被普遍看成一块普通石头时，外行人士谁会真正珍惜呢？

有理论家补充曰：“道德的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尤其当道德转化为人们的内在良心时，它就会在人们的行动中，自发起作用。”比起仅视道德为规范，此言有所进步，但“方向”又搞错了：不是作为“普遍性行为规范”的道德“转化为人们的内在良心”，相反，“普遍性行为规范”乃是人类的“内在良心”的外化。普遍规律与普适价值是“道”分别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体现。得乎道之谓德，人类符合于常道的品性、言行则为德。

“内在良心”的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自心本性，即作为生命本性、天道本体的良知（本性本体，同质异名，天人合一，指的就是生命与天道在本性本体上的同一）。二是善习善心善意善念，即一般意义上的良心良知，乃是生命本性在意识层面的显化。世间学者一般都是从善习善心善意善念这个层面理解“内在良心”的。

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德”是分开的，形上本体、“形内本性”为“道”，可称为最高的、终极的真理（“形内本性”指生命本性。就宇宙而言称为本体，就生命体而言称为本性，本性“执著”于身体而又不局限于身体，说形内不确，故括号之。）笼统而说道德，可指形而上之天道，可指“形而内”之本性，可指一般的善习善心善意善念，可指社会“普遍性行为规范”。

儒家的道德与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有异，其内涵非常丰富。简单地说，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或曰儒家的道德有三层蕴意。

一指外在道德规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因特定的社会制度或风俗习惯而形成。这种规范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可以与时偕进的。例如职业道德就属于这种规范，它因人而异，教师与军人的职业道德有所不同，不同职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因地而异，非洲与美国的各种职业道德有所不同；因时而异，古代与现代的各类职业道德有所不同。

二指一般意义上的内在修养，由于生存、教育环境和各种学习、实践活动的不同，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是不同的。

三，在最高、最根本的层面，道德是人类的生命本质和本性。在天为道，在人为德，统称道德。就这个层面而言，道德是绝对的，它是个体生命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

在这个层面讲，道德是供自我受用的。古之学者为己，为了成圣成德。道德是有真实受用的，其真实受用表现为法喜道乐，即孔颜之乐。何为孔颜之乐？陋巷蓬门，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孔子“畏”于匡，照样琴声悠然，东海“畏”中国，照样诗酒笑傲……，这种无待于外的内在快乐和大自由大圆满境界，就是孔颜之乐。

道德是一种圆满的快乐，也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本心光明自照、圆满自足，不为习染欲望所转，不为外物外境所役，不为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屈，还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注重制度建设，追求外王事业，争取道援天下……，这一切都是道德力量的表现。

一个儒者道德修养如何，对良知是否能够真悟实证、证悟度深浅高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自我衡量：一、充不充实，快不快乐，是否得到真实受用；二、气壮不壮，知良不良，是否具有真实力量。真实受用与真实力量都是儒家道德的显现，两方面相辅相成，一体归仁。

三重道德，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尊重、不遵守外在道德规范，其人内在道德修养也不会太好；修养不好者，不可能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反过来，养得浩气致得良知、明自本心见自本性者，必然修养较高、外不“逾矩”。明自本心、见自本性乃是最高境养的道德修养。

儒家用一个仁字贯通了形上形下、形内形外，也就是将道德的三个层面贯穿在一起了。仁是儒家统率一切的大经大法、根本原则。从最高层而言，可以说，儒家是唯道德论（正确的称呼应为唯仁论、唯良知论或良知主义）。

儒家的道德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至少有“六性”：宽容性、文明性、实践性、政治性（制度性）、宗教性、真理性。这“六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每一“性”都可以部分涵盖其它“性”，比如宽容性，就很好的体现了儒家的文明性、时代性和高度的真理性。

这些“性”都是儒家道德的体现，故最后都统一于道德性。儒家道德性可以全面涵盖其它各性，可见儒家道德的宽广。有人说儒家是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没错，只是对道德二字不能作狭隘化的理解。

如果说儒家是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的话，那是仁本主义、良知主义。儒家仁和良知，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普遍性和普适性。或者说，这“六性”都是本性的作用。而说到底，儒家是关于良知本性的学说。

另外，儒家道德在绝对性之下，统率着众多的相对性。比如，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这种两面一体矛盾统一的“两性关系”，儒家还有很多“对”。例如：平等性与等级性、原则性和灵活性，道义性和功利性，现实性和理想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和保守性，形上性与形下性、仁爱的有序性和无限性等等。

了解和理解了儒家道德的宽容性、文明性、实践性、政治性（制度性）、宗教性、真理性等“六性”，再了解和理解了儒家的各种“两性关系”，对儒家的整个体系就基本能够掌握了，有关儒家的绝大多数疑难问题，相信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四、良知运动小纲要

毫无疑问，关爱弱势群体、完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制度的优化和建设，从制度上解决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此乃当务之急，但是，不能忽略了中华文化的教育和道德良知的启蒙。

为了对应社会危局，解开目前困局，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良知复兴运动，让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接受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启蒙，接受仁义礼智信的洗礼，对仁性良知的奥妙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或理解，让良知之光普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

良知运动可以通过儒化官员、儒化家庭、儒化学校、儒化政府、儒化企业来儒化社会，还可以采取设立儒家文化特区及开办儒家大学的方式，让一部分地区先儒化起来，让一部分学校先儒家起来，逐步全方位、多层次地儒化中国。

至于具体办法，可以根据领域、群体、部门、单位等等的不同因地制宜。例如儒化家庭，就可以采取复兴家族文化、孝道文化的方式进行。编修家谱族谱、恢复祠堂建设，重建宗庙礼仪，鼓励成立各种宗亲组织等等，都是复兴家族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大有利于增强国民的家庭责任感、家族归属感，减少各种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杭州洪秀平先生正致力于此，值得各方面大力支持。

儒化家庭、儒化学校、儒化企业等等，又以儒化官员最为关键和根本。首先，一系列儒化工作有赖于各级领导去推动。一个缺乏儒家常识道德修养，对良知自性一无所知的中华文化盲和道德盲，是没有儒化社会的内在动力的。

其次，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各级领导为视听所瞻，其自身的文化、道德素养对于民众具有重大示范、导向作用，自身不正，何以教育民众？如果领导和官员普遍展示的是假恶丑的形象，或者只擅打假大空的官腔，又如何要求民众具有真善美的修养？

第三，各级领导在加强自身道德建设的同时，更要提高社会、政治责任，发扬爱人、利他精神，在尊重儒家文化、尊重民众生命、尊重他人的人格、人权等等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民声能够畅通，民权得到保障，广大民众活得有尊严，政治家才会有尊严。

因此，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干部，教育政府。我说过：什么时候，东海三书《大良知学》（已出）、《儒家，每个人的家》、《平书----还我中华》成为广大官员的必读书了，和谐社会才有机会真正建成，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戏言，也是真言。

良知运动的目的是：深入开展儒家教育，广泛树立良知信仰，整体提升社会道德。良知运动的开展，还可以为推进制度的优化和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从根本上疗治当前中国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各种疑难杂症。

2010-5-20东海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余樟法】深入开展儒学教育，深层解决社会问题——关于校园血案的深度反思

余东海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