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宽容和严厉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首发

时间：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初十日庚寅

           耶稣2017年10月29日

儒家仁恕，但并不一味宽容。该宽则宽，该严就严，因人因地因时而制宜，宽严结合，宽猛相济。

首先，儒家宽于过失而严于罪恶。罪过罪过，罪与过性质不同。罪是罪恶，罪行。过是过失，过错。过失属于道德问题，不妨有所宽容；罪行属于法律问题，必须法律解决，予以相应的惩罚。

王道政治，德主刑辅，明德慎刑。慎刑是刑法适中，不罚无罪，不杀无辜，不是不罚不杀。刑罚轻重，因时而异。慎刑的表现之一就是“刑罚世轻世重”，刑罚要根据时代、社会情况确定轻重宽严。《周礼·秋官司寇》规定：“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对于法律解决不了、惩罚不了的罪恶，就要诉诸于武力征伐或私力报复。法律惩罚是义刑，个体复仇是义杀，武力征伐是义战。《尚书·甘誓》说“恭行天之罚”，《汤誓》说“致天之罚”，《泰誓上》说“旅天之罚”，《泰誓下》说“恭行天罚”，都是替天行道的征伐和义战。

邪见必须受到批判，罪恶必须受到惩罚。君子厌恶三种人：邪恶者、助恶者和一味宽容邪恶者。对邪恶一味宽容，就是纵容，从轻说，是不负责任，是责任感、正义感和恻隐心匮乏的表现；从重说，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犯罪。

对邪说，文化人有责任依据正知正见批判之；对罪恶，政治人有责任通过义刑义战惩罚之；对于父母兄弟之仇，身为子女或兄弟者，有责任通过各种方式报复之。

其次，对于过错，王道政治也并不一味宽容。请看《康诰》中的一段话：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大意是说，一个人罪过最小，如果屡教不改，不可不严惩；一个人因为偶然过失犯了大罪，酿成灾祸，依法适当处罚既可，不可刑杀。

《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监和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封康叔于殷地。这个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以摄政王的身份对他所作的训辞。这里，周公将明知故犯与过失犯罪区别对待。过失犯罪，可以从宽，明知故犯、屡教不改，即使小罪，也可从严。

同时，对于过失错误，儒家又有“三宽三严”：宽于人而严于己，宽于民而严于官，宽于外而严于内。这“三宽三严”是儒家道德的特征，故适用于处理道德范畴的过失错误。

另外，儒家严于恶行而宽于恶言。罪恶只有落实于行为，才是恶行罪行，才适合法律惩罚。至于邪言恶语、错误言论，属于非礼的范畴。官员非礼，轻则警告、降职，重则削职为民；民众非礼，政府无权惩罚。所以我说过，非礼是庶民的特权。法律不能罚及思想言论，无论其思想言论多么邪恶。这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真义。

或问：“对于错误言论，不能法律惩罚，那错误言论泛滥成灾怎么办？如此言论自由，岂非不负责任？”答：法律问题法律解决，言论问题言论解决。政府不仅要依法惩恶，更要开展以儒为本的文化启蒙、舆论引导和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文化群体则应放淫辞、辟邪说和批判错误言论。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