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有无希望？人类历史的希望究竟何在？我们凭什么说历史有其希望？人类在历史中应该怀抱着什么样的希望而生活？这是冷战结束后当代人类最焦虑的问题，也是西方文明陷入困境后人类渴求解答的问题。在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对峙，各自都俨然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希望，但柏林墙的倒塌及东欧苏联的解体证明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乌托邦假象，而法兰克福学派及政治神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亦说明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具有虚浮夸大的成分而非人类的究极理想。此外，存在主义及绿党对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反抗也表明人类存在的意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技术理性对全球生态环境万劫不复的破坏已打破了人类崇仰西方文明的美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有未来吗”？“历史还有希望吗”？“人类凭什么走向未来”？成了困惑缠绕人类心灵的紧迫问题，亦成了人类所有纯正文化和思想必须回应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彷徨无望的深渊，人类的心灵将痛苦不堪，整个宇宙的生机亦将窒息而死灭。那么，人类的希望究竟何在呢？历史的信心将建在何处呢？在茫茫天地悠悠大化中人心将何所依凭呢？在滚滚浊流嚣嚣尘寰中人类将如何安身立命呢？各种文化思想都力图来回答这一问题，东方文化中的阳明良知心学亦不例外。本文就企图通过简述良知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来指明阳明致良知教的究竟义，即指明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

 

 

要搞清致良知的究竟义，首先就必须搞清何谓良知。良知一词首出孟子。孟子谓：“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所谓良知，即说明性善之义。其后宋儒横渠、二程、朱子亦多言良知，然仅承孟子遗绪，无所发明。至明，阳明乃专阐发良知奥义，始创“致良知教”。阳明于良知乃在千死百难中深造自得，具有居夷处困的实存感受，对良知有一超绝古人的真切把握与深刻证悟，故能赋予儒家良知之学以崭新的意义，把孟子开出的良知教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阳明在其一生的讲学活动中，应机说法，随缘施教，就弟子根器事为随处指点，故论及良知之言甚多，但总括其要，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1．良知是人类至善之心体性体

 

阳明“四句教”首句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此句最为后儒诟病，以为袭禅。其实此是对阳明心学的最大误解，是不谙阳明所言良知之故。依阳明，心体之无善无恶，是指心体至善而不与恶对。良知是心之本体，即是指良知超越无待，为一绝对之形上本源，具有至善的体性。故阳明谓“至善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又谓“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正因为良知是至善，所以阳明直接谓良知是天、良知是道、良知是天命之性，良知是天理之自然。阳明之所以确信良知是至善之心体性体，是阳明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人类历史文化确立一终极之价值源头与超越之意义本体。欲明此义，须申论之。

 

2．良知是历史文化之究竟依止

 

阳明“四句教”第二句言“有善有恶意之动”，此句是言良知本体之流行发用善恶乃生，即有形有象有善有恶之人类历史文化乃出现形成。依阳明，良知是寂然不动之心体性体，是廓然大公之未发之中，但良知又不是一死灭枯寂不会感通的肉团心，而是一感而遂通天下之昭明灵觉，是一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造化精灵。故良知是天植灵根，要生生不息地流行发用，如有源之水生意无穷。良知要流行发用，其寂然不动之心体就要感物（应事）而动，此心体感物而动者即是意，故意即是良知之用。阳明谓“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即是此意；又谓“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物非意之用乎？”阳明不仅认为善之意是良知本体之用，恶之意也是依良知本体而有，故阳明谓“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了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又谓“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体上过与不及之间也。”阳明曾以太虚浮云为喻：太虚者，良知本体也；浮云者，恶之意也；浮云非另有根本而是依太虚而有。由上观之，有形有象有善有恶之历史文化乃阳明所谓意所在所用之物，而意之体（不论善恶）则在良知，故知良知乃人类历史文化之究竟依止也。

 

3．良知是人类永恒存在之普遍人性

 

阳明谓良知人人皆有，因为良知是天所命之性，是天理之自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故良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无论贤愚不肖皆等而有之。但从现实来看，人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别，良知之在人不是人人都现实而有，下愚与桀纣之良知就隐而不现，然此非其性分不具，而是因其私欲障蔽，故良知之呈现与否，全在克治功夫之有无。阳明以云喻私欲，对不同人所具之良知状况进行了生动的描绘。阳明谓：“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然人类的良知并非在在显现，但阳明坚信浮云终难蔽日，对人类本性中充满着永恒长在之良知深具信心。阳明谓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谓心体清明即是羲皇时人，就表明了阳明对人性中具有永恒普在的良知抱有无限的信念。

 

4．良知是人类行为之准则明师

 

阳明“四句教”第三句言“知善知恶是良知”，即是谓良知是人类行为之准则明师、人类的善恶在良知面前昭昭显露，无所隐遁。阳明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是你的明师。”为何良知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明师呢？在阳明看来，良知是天所命之是非好恶之心，此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见父兄自然知孝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只要此心不被私欲障蔽，人类行为之是非善恶就会在良知面前显露无遗，犹如明镜无尘，物之来者不能遁其妍媸一样。又，阳明认为良知不是刻板规定的是非善恶之外在天理，而是天理之在吾心之昭明灵觉，良知灵虚不昧，圆触洞彻，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惺惺恒照，真诚恻怛，众理具而万事出。因良知是天植灵根，生生不息，常寂常照，简易明白，故良知能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明师，能对人类历史文化进行道德评判与价值审视。

 

5．良知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生生之仁

 

阳明认为良知不是无灵觉痛痒的肉团心，而是心之性，心之性即是天之理，天理之流行即是化育万物之生生之仁，故良知发用的最大特征就是此生生之仁。在阳明看来，良知生生之仁的特性就是与天地万物感通，而要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就必须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必须打破人的小我，使人融于天地万物之中尔我不分，为一大人。阳明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因为良知生生之仁被私欲邪见障蔽，使此心与天地万物相隔。阳明认为良知丧失此生生之仁是人类最大的病痛，也是人类从三代之治堕入乱世的根本原因，若人类欲达治世，必须复此良知生生之仁。阳明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为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也。”另，在《大学问》一文中，阳明系统简述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阳明以《大学》之明德为良知，以大人为具有良知明德之人，认为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因为其心之仁本若是，不分尔我间形骸而与万物为一。故见孺子入井有恻隐之心，是其仁与孺子为一体；见鸟兽哀鸣觳觫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与鸟兽为一体；见草木摧折有悯恤之心，是其仁与草木为一体；见瓦石毁坏有顾惜之心，是其仁与瓦石为一体；此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根于人之天命之性，即根于人自然灵昭不昧之良知明德，而《大学》之旨则在于明其明德（明明德即致良知），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之仁而已。

 

6．格物诚意是致良知之根本功夫

 

阳明“四句教”第四句是“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句即是言致良知功夫。依阳明，只有生知安行的上根之人能做到即功夫即本体，即一悟本体，彻上彻下皆透，不再需要功夫。至于学知利行与困知勉行的下根之人，则需要通过功夫才能上达本体。阳明非常清楚，世之人上根少而下根多，若不由功夫达本体，良知则永远不能呈现，世间只能是私欲流行。那么，上达本体的功夫是什么呢？是致良知。那么又如何致良知呢？致良知的关键在格物。在阳明看来，世间善恶之出现，在于意之动，是因为意动才生出夹杂是非善恶的人类世界与历史文化，故要复心之本体（使心回到无善无恶常寂常照的良知本然状态）就必须诚意。但阳明认为意非一悬空无所指向的存在，意之动必须着于物，即物是意之所用，故诚意必须在物上来诚意。此物依阳明即是人类世界与历史文化中之各种世俗事务，故诚意必须在此世俗事务上来诚意。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练、在声色货利上做功夫、在事事物物上致良知即是此意。阳明晚年专提致良知，把致良知看作圣人教人入道的不二法门，对致良知给予了极高的重视。阳明最后把整个良知心学都落实到“致良知教”上，可见阳明心学充满着非常强烈的实践精神，阳明心学可以说是一种“实践的良知学”。又，阳明的良知学中虽然借用了《大学》和朱子学中的一些概念，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但阳明已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这些概念全新的意义。

 

以上从六个方面简述了阳明良知学的内容，此外，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阳明的价值内在说，一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价值内在说即是心即理、性即理说。在阳明看来，理（生命之意义与道德之价值）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内，如忠孝之价值不在外在之事君事父上，而在忠臣孝子内在之良知心性中，朱子在外在之事事物物上来穷理，把心与理、性舆理打成两橛，是犯了孟子斥为“外烁”的错误。阳明心即理、性即理的学说把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最终放在人内在的心性中来寻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待外求），是阳明在龙场居夷处困时亲证所得，具有活生生的实存意义，而非书上陈言；同时也表明阳明对人类心性充满着无限的信任。至于知行合一说，则是言知行本体不二，良知呈现特征是即知即行。在阳明看来，知行之间并无隔阂，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好了恶了即是行了，二者本不分，不是知以后再作意去好去恶。这即是说知与行之间没有理智的思量计较作用，知行合一实际上只是良知本能地当下地直接地贯通地流行发用，所以说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本体只是一。故阳明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自有知在。”又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阳明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是因为世人总将知行分为两截用功，虽云先知后行，结果一味向知上用功去而终生不行。

 

以上已云何谓良知，下面当云良知如何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

 

 

阳明咏良知诗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又谓“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依阳明，良知处在寂然不动未发之中时众理咸备万善具足，此时创造人类历史的善因已备，但此超越形上的至善本体不能凭虚自身创造历史，必须权借形而下的功能创造历史，此形而下的功能就是意，有时阳明又称为气，故正是意之动或气之动的功能创造了人类历史。但意与气亦不是只凭自身的功能创造历史，而是依止着至善之良知本体来创造历史；故人类历史便为一善恶相杂的历史，即意与气依于良知本体而动创造的历史是善的历史，意与气乘权依于自身冲动创造的历史是恶的历史。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往往恶多而善少，故阳明每叹三代以降人欲横流，争斗劫夺尽是管商霸道之天下。但是，阳明之所以为阳明，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其胸中必定坚守着强烈的道德理想，现实的历史虽是恶多善少的历史，但儒家道德理想充塞的心灵必不许历史现实如此，阳明的良知心学必欲使人类依于良知本体来创造善的历史。阳明在其与《西铭》齐名的千古杰作《拔本塞源论》中表达了这种依于良知的历史观。

 

在阳明看来，在人类社会早期（唐虞三代之世），圣人设仁义忠信之教以教天下，传精一执中之学以相授受，故世无异学，人无异见，乡无异俗，家无异习，一是皆以圣人成德之学为务。当是之时，无闻见之杂乱，无记诵之烦渎，无辞章之糜滥，无功利之驰逐，人人能孝其亲、弟其长、敬其上、信其友、乐其事、任其劳、安其分、勤其业、尽其性、效其能。因此时心学纯明，人人得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人人精神流贯，志气通达；无有人己之分，物我之隔；视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此时之人能复其心体之同然，致其良知之感通，故元气充周，血脉条畅，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简至易，易学易从，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由此可见，人类理想社会的根本标志在于人心体之复明，良知之朗现。然三代衰而王道息霸术昌，孔孟没而圣学晦邪说行，教者不以良知为教，学者不以良知为学；霸者外假富强之说以内济其私，争斗劫夺使人沦为禽兽夷狄。世之儒者虽欲挽回先王之道，无奈霸术功利之习染既深，圣人之学已不复可睹矣。于是学圣人者传训诂之学以为名，习记诵之学以为博，斗辞章之学以为丽，惑佛老之学以为圣，终日纷纷籍籍，接应不遑，耳目眩瞀，精神恍惑，直如丧心病狂之人也。如此功利之毒沦浃人心习以成性已千余年，以至人人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视圣人之教为赘疣枘凿无所用，视人心之良知本体为空物不足用，其所以如此者，势所必然也。可见，人类历史之堕落为乱世恶世，是因为良知被知识功利习染障蔽所致。那么，如何克服人类历史的堕落呢？阳明认为只有复其良知，因为良知是人类回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社会的希望所在。阳明对良知表达了无限的信赖，阳明坚信天理之在人心终不可泯，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终不可没，只要人类一朝觉悟复得良知本体，人类的历史就将天下归仁而充满希望。

 

以上是阳明《拔本塞源论》的基本思想。从以上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是一“良知由异化到复归的历史”，亦即是一“由必然到应然的历史”。在此一历史过程中，良知既是人类理想社会复归的标志，又是克服人类历史异化的动力所在。良知不仅能明察人类历史的堕落从而批判之，更能作为天地间活泼泼的人类心体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虽然人类的私欲习染能障蔽良知使人类陷于夷狄鸟兽之行，但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是宇宙的神明，是指明人类航向的定盘针，是无一息或停的天道之运，良知终究要逆觉证体成为人类身心的主宰，亦终究要依其本体创造出人类美善的历史。《拔本塞源论》中的历史观表现出阳明对人类良知的绝对信赖和对人类历史的无限希望，是一曲悲壮的良知颂歌，是一篇庄严的良知宣言，是阳明在千死百难中证悟出的人类真理，是阳明对人性至善的最高礼赞！

 

 

以上论说了阳明对历史上人类良知状况的评判，那么，现代人类的良知状况又如何呢？现代人类的良知状况同历史上人类的良知状况相比，其可忧者远远超过了阳明的描述。这是因为历史上的知识功利之习与现代的知识功利之习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人类的良知被私欲邪见障蔽之深广度远非昔日之辞章记诵可望其项背。现代人类的良知状况可深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人类丧失了良知至善的信念

 

现代人类的思想深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行为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只从经验、实证和现实存在的角度来研究人性，只把人性看作一种形而下的存在，看不到人性中有超越形上的至善本体。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只看到人是一概念的堆积物，功利主义只看到人是一追逐利益计较利害的动物，行为主义只看到人是一自然科学中刺激反应的观察对象，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人是一受经济动机支配的阶级成员，弗洛依德主义只看到人是一受“里比多”控制的原欲载体，存在主义只看到人是一无先验本质规定的纯主观的感性存在。这些看法都暗含一个前提，即人性中没有绝对超越至善的心体性体。在这些思想的熏习下，人类再看不到良知的美善，再感受不到人性的光辉，自甘把人类降为一只凭感观行事的动物，不再相信人原原本本地拥有良知可上达天德而为一通体透明的圣人。这样，人类对至善的良知丧失了信心，终日在气质之性的泛滥中翻滚自乐，受自然生命中无明迷暗势力之支配而不自知。现代人不再相信至善之良知，这是现代人最大的病痛。现代人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无力、对未来的绝望皆源于现代人对人性本源处之至善丧失了信心。若人类不恢复良知至善的信念，人类未来将不会有希望。

 

2．现代人类否定了良知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

 

现代人类不相信良知是至善本体，从而否定了良知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首先，黑格尔倡其说。黑氏认为不是善创造了历史，而是恶创造了历史，因而恶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动力，即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马克思随其后，认为绝非任何善的道德理念（马克思斥为唯心论）创造了历史，而是人类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创造了历史，因而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动力和究竟依止。二战以后，人类在短时间内遭受到两次巨大杀戮的痛苦，启蒙时代建立在理性主义上的历史进步观破产，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个荒唐幻灭的世界，于是，存在主义产生。存在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荒谬的历史，不是理性创造了历史，而是非理性的冲动无端地支配着历史，历史是一无目的、无意义的、无依止的荒谬过程，人类善的道德理念在其中不起作用，加缪（Albert Camus）所描绘的西西弗斯（Sisyphus）无休止地推巨石上山又落下的荒唐行动就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写照。此外，受二战疯狂杀戮的影响，弗洛依德亦认为人类生命深处最原始的死亡欲（追求死亡的本能）左右着人类历史，而不是善的理念（道德的伪装）支配着历史。在当代世界，人类仍然在科学技术拜物教的迷障中生活，认为科学技术、生产力、知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因而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由上观之，人心之至善本体（良知）不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人类的意之动（创造历史文化的功能）不再有其体，因而人类意动所在之物（历史文化）亦不再有其本。如此，人类创造历史文化的活动遂取决于无源无本的意之动，人类的历史文化纯由无根无体的气质之性构成，良知遂不再作为历史文化的依止参与历史文化的创造，人类面临的是一个没有终极价值本源与意义本体的世界，即是一个没有历史归依与未来希望的世界。

 

3．现代人类不以良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明师

 

现代人类信不过良知，不以良知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故现代人类必然不以良知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明师。现代人类非但不以良知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明师，反私心用智，凭借吊诡狡诈之理性（依于气质之性的意之动）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行为确立了良知以外的行为准则。如黑格尔以历史理性或绝对精神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马克思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客观规律）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弗洛依德以所谓历史文化中形成的“超我”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存在主义以特定“境遇”中当下的主观选择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当代政治理论以点人头确定的民意与抽象的人权、自由为人类行为的准则，而所谓现代化理论则以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所有这些准则都是在良知之外订立的标准，并且是自足的根本的标准，这些标准自为尺度权衡人类行为，而拒不接受良知本体的评判与审视。如以历史理性和客观必然性为标准，人类心灵中的任何道德信念均无足轻重，不能用来衡量历史理性的发展和客观规律的演进。又如以民主、自由、人权、科技和生产力为标准，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承认这些价值，但这些价值如果向一偏极端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良知就不能对这些价值进行评判，因为这些价值有自已独立自足的标准，而不以良知之标准为标准。由于现代人类不以真实之良知本体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而是依照各种虚假的或非终极性的标准为标准，故人类实际上生活在眼前无希望的一晌贪欢中。道理很简单，若不以良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就如同航海无定盘针一样，人类的前途绝不会有希望。

 

4．现代人类丧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现代人类不相信良知，不以良知为自己行为的明师准则，必然会丧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现代人类经过启蒙运动洗礼后，处处以理性为明师准则，而理性如前所说是依气质之性而起的意之动，理性的功能是依于小我而起分别计较，故理性的特征是阳明所说的间形骸而分尔我，是将人与天地万物壅塞阻隔，使人心与天地万物不再感应相通。现代人类丧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主要表现在现代人类对待他人和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现代人类受西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影响，基于小我自私之计较，一切以自我利益为基点来考虑同他人的关系。现代政治生活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核心丧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自不用说（西方强国的发展无疑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剥夺关系上），就是当今世界喊得震天介响的权利理论，其基础亦是建立在人的利益的分别计较上（自然法思想家均是从人的功利要求来证明社会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均不强调人与他人的感通，只强调以自我为本位的政治参与、意志表达、行动自由和个人权利。此外，以自由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但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利润原则，而利润原则的核心则是以自我利益的追求计较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权衡利害的计较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一种合法的关系，但这关系中绝无一体之仁可言。现代人类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丧失了万物一体之仁，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则更过之！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现代人类受启蒙时代以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和知识万能论的影响，完全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把自然看作人攻伐榨取以满足其无限贪欲的对象，自然完全被剥夺了其自身的神圣性与独立存在价值，变为一无灵性无自身要求的死物玩物。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人类挟持着现代高科技，已经把自然压榨剥夺殆尽，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明证。现代人类以万物为刍狗的心态来对待自然，（刍狗乃古代用干草扎成的玩物，用完后可任意抛弃毫不怜惜。）其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之间阻隔而不能相通，人对自然丧失了万物一体之仁。如此，人见鸟兽哀鸣觳觫不再有不忍之心，人之心不能与鸟兽为一体；人见草木摧折不再有悯恤之心，人之心不能与草木为一体；人见瓦石毁坏不再有顾惜之心，人之心不能与瓦石为一体。人的良知已不再是鸟兽草木瓦石的良知，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丧失了天命之生生之仁，人不能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同气感应，人乃沦为一孤绝固陋之自私存在，人其不成为人矣！虽然现代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生态哲学和绿色理论，企图救人类于生态环境的灭顶之灾中，但这些哲学和理论多是因人类生存陷入了困境而发，具有明显的人类自我中心倾向和功利动机，而不是出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廓然大公参赞化育之良知信仰，因而不能在成已之时成物，即不能尽自然之物性，故这些哲学和理论仍不免落在间形骸分尔我之利害计较中，其不能根治人类丧失万物一体之仁带来的灾难则不待言矣。

 

5．现代人类不再从事致良知功夫

 

现代人类不相信良知至善，不以良知为自己行为的明师准则，丧失了本心万物一体之仁，故看不见良知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否定良知在创造历史文化中的本体作用，并且不认为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更不懂良知朗现时即是圣人境界。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认为良知之体不足用良知之学不足学，不再从事明明德复性体致良知的功夫，而是一任此心放失逐物不返，终身被物所转而不再作为物之灵明主宰。现代人享有的物质文明远远胜于古代，然现代人心的放失更胜于古代；现代人不知道物正是意之所在，外在之事事物物正是做功夫成德成圣的神圣道场，而是在物交物中被物质世界所迁所引，不知道人可以通过修为逆觉证体复其良知心体的本来面目。纵然有些学者能诚心研究良知学的精义并崇仰之，但甚少能真做致知的功夫而亲证其中三昧。这些学者忘记了良知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良知学”，而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体系或哲学理论。这些崇仰良知的人尚且如此，落在物海欲浪中迷而不返的人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现代人不再从事致良知的功夫，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教法已为洪荒神话天方夜谈，通向良知之路已被现代人堵塞了。

 

6．现代人类面临的知行分裂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存在着诸多问题，陷入了重重困境。昔日的二次大战与东西冷战自不用说，今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子威胁、资源浪费、都市膨胀、吸毒犯罪、艾滋绝症、南北对立、文明冲突、区域战争、贫富不均、技术统治、意义丧失、人性异化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享乐主义、科技主义、经济主义、现世主义把人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虽然人类开始觉悟：我们只有—个地球，地球是人类惟一的家园，人类应该爱护自然和睦相处，应该反对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经济主义和现世主义等倾向，应该克服技术统治带来的人性异化重新寻回人类生命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对待人类困境时，人类往往只热衷于提出问题，甚少着手去解决问题；特别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人物和经济人物在处理人类的重大问题时往往以高调为掩饰，一任此心意之动顺气质之性流将出去（阳明所谓随躯壳起念），不以一线良知之明为准则。之所以如此者，一是因为人类信不得良知，良知发用生化创造人类历中文化的功能已萎缩；二是因为人类的私欲习染太重，人类良知偶发的一线之明扭不过人类气质之性千百年来习以成性积淀下来的深层冲动。夫如是，人类的知行被打为两截，人类往往知而不行。由于人类知行不能合一，依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人类的知即不是真知，人类的行亦不是真行。人类良知偶发的一线之明亦因之即发即逝，或作为一种时髦的光景话头任人玩弄自眩而无实践的效用，人类面临的世界仍然是一重重困境有增无已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知行的分裂异常严重，已把人类推到了觉悟的最后关头。

 

 

以上描绘了现代人类的良知状况，现代人类的良知状况足以使人深忧。但良知之所以为良知，良知是人的心体性体；良知作为人类心性的本体，良知可暂蔽而不可永没。故即使在良知陷入深障广蔽的现代，亦可偶发暂呈一线之明。良知此一线之明，最明显地表现在良知在人类陷入重重困境的时代仍在不畏艰难地渴求着人类的希望。但由于现代人已信不过良知，不再相信良知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依止和人类行为的明师准则，不再做致良知的功夫，良知虽未全丧一线之明但常在昏暗驳蚀中，良知的观照权衡亦常被意动所转而未能真切如实，故良知渴求的希望亦往往是伪希望而非真希望。现代人类恒在此伪希望中生存奋斗而不知其伪，其结果必然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新的伪希望又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如此之恶性循环已成了人类希望史的写照。总括人类自近代以来的伪希望，其大端不外三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的伪希望，一是辩证理性的伪希望，一是人本主义的伪希望。先言理性主义的伪希望。

 

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崇尚理性。文艺复兴以理性嘲讽中世纪的神学愚昧，其开端则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希腊理性哲学引进基督教；宗教改革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将神圣超越的信仰世俗化，而这一世俗化则是通过将信仰理性化来完成；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对一切传统和权威进行不妥协的彻底批判；产业革命（即韦伯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自然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世俗化新教伦理的产物，而此三者正是理性昌明所致。正因为理性有如此巨大的功能，人类慑于理性的权威，遂把理性当作神明来崇拜，认为人类凭借着理性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美好的未来王国。在这种理性崇拜的狂潮下，人们相信人类在进化、历史在进步、科学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切根本问题、技术能够解除人类身心的所有痛苦，人类将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走进一个灿烂的新世纪。于是，人类对理性怀抱着无限的希望，把理性奉为拯救人类的救星。这种把理性奉为人类希望之光的思想可以说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主流思想，人类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对理性的希望与崇拜中度过的。然而，理性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吗？理性提供的希望果然是真希望吗？理性许诺的美好王国实现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理性既无拯救人类造福未来的功能，理性提供的希望亦只是伪希望而不是真希望，理性许诺带来的美好王国亦并未实现。相反，由于人类过分信赖理性，看不凡理性深藏的局限性与负面价值，任理性一偏畸形发展，结果理性非但未给人类带来希望，反而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何以见得呢？现代世界面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子威胁、信息爆炸、技术统治、科层宰制、自我尊大、意义丧失、世俗化以及对历史的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就是理性一偏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理性之所以是伪希望而不是真希望，其根本在于理性在本质上是依于气质之性的意之动，其特征是间形骸分尔我，是站在自我利益的立场上极尽分别计较之能事。如此之理性作为希望的依止，如此之希望作为神明来崇拜，自然会落空而失望。对于理性深藏的局限性和负面价值，以及理性最终不能给人类带来真实的希望，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明确进行了揭露，如：康德指出理性存在着二律背反，不足以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韦伯认为理性是一大吊诡，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将会把人类推向痛苦的深渊；存在主义以人类亲在的实存感受向理性发出抗议，控诉理性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荒谬与烦心；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提出了严历的批判，指出凭借着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希望的桥梁。然而，由于人类受气质之性无始时来的熏习，人类依于气之意动的理性已染著变异为一生命的第二本能，故人类至今仍习惯于依此种理性思考问题，仍对此种理性怀抱着希望，而对先哲时贤的忠告喝斥充耳不闻。夫如是，人类至今仍生活在理性主义的余烈中，仍追求着理性主义的伪希望而不自知。

 

次言辩证理性的伪希望。辩证理性的伪希望启始于黑格尔，发展于受其影响的国际共运思想。辨证理性，是人类理性思维中的一种，区别于形式理性。辨证理性的特征在于从事物变化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看到事物是一对立中的统一，而不是一孤立静止的片面存在。辨证理性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就存在，在古中国儒道思想所宗之《易经》与古印度佛学流派般若中观思想中亦存在。然在近代，发挥辨证理性思想到至极的当属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一切存在都必须经过正、反、合对立统—的发展过程，最后达到“无反之合”的“绝对精神”境界。辨证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人类从事形上思考发现实在真理的方式，在人类追求形上真理的历程中自有其独到的价值。但是，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辨证理性用到其不该用的历史领域，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精神”异化（反·对立）与复归（合·统一）的历史，因而人类历史的希望在于“绝对精神”的实现与复归。尔后，国际共运的思想家们步黑格尔的后尘，把辨证理性更直接地用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形成了所谓关于历史的辨证法思想。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将分若干层次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是一对立统一的辨证过程，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反），而最高阶段则是否定之否定的合，即历史规律对立统一的最终完满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于焉降临。故人类历史的最终希望在于辨证理性所揭示的历史客观必然性的实现，即理想社会的到来。国际共运的思想家们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这一主义的特征是按历史发展阶段论来从事政治革命，来具体地改造并重建社会。俄国革命的爆发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发展观在人类历史中的具体落实，亦即辨证理性所追求的希望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完满实现。苏联曾宣称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正步入共产主义即是明证。苏联的革命家与建设者们曾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宣告：苏联的历史已证明辨证理性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最光辉灿烂的美好希望！然而，曾几何时，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解体，一代革命家的热血付诸东流，无数建设者的辛劳化为乌有，人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猛然惊醒：辨证理性带给人类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昔日的辉煌到而今只剩得冬宫残照，红场哀歌。故东欧苏联巨变的历史已证明辨证理性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真希望而是伪希望。辨证理性之所以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真希望而是伪希望，是因为辨证理性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理性形式，而理性在根源处则是依于气质之性而起的意之动，而依于气质之性而起的意之动其特征只能是虚妄分别与无根妄测，故辨证理性不能把握人类的真实希望有其深刻的本质原因。也就是说，辨证理性只是一种依气而起的思辨分解方法，不是由真性本体中流出而成的智的明觉，故其根源处有执有染，其发动处必有偏有妄，辩证理性不能把握人类的真希望固其宜也。

 

复次言人本主义的伪希望。人本主义起源甚早，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将研究宇宙的自然哲学拉回人类心中形成道德哲学即是最早的人本主义。但人本主义成为一种显学，则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文艺复兴以后形成所谓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此二主义以人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把人看作宇宙万物的根本，反对以彼岸之神为中心压抑今生现世之人，反对以抽象之理念为中心忘却活生生的实存之人。由于此二主义均以人为本，故即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因为强调人类自身现世的幸福，反对来世的福乐与概念的虚妄，故深得人类的信奉与推崇。人本主义因尊重人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坚守人类存在的主体性，反对任何外在的神权强权以及所有的专制暴政（不管是政治的暴政还是观念的暴政）毁灭人性，人本主义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正因为人本主义有如此的功能，现代人类才对人本主义顶礼膜拜，崇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了所谓“人本拜物教”。在现代人类看来，人类所为的一切必须为人，人类没有人之外的世界，人类的所有学术都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人本主义才是人类的真实希望。在这种“人本拜物教”的熏习之下，几乎所有现代的学术都急欲贴上人本主义的标签，以证明此一学术是当今学术的正统。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称自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称自己的学问是一种“人学”；此外，马斯洛（A.H.Maslow）自我实现的人格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中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精神分析学、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的哲学人类学、以及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与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在神学都宣称自己以人为本，符合人本主义的精神。然而，非常遗憾，由于现代人类把人本主义推到极端，陷入迷狂，看不到人本主义的局限性，划不清人本主义应守的界线，而是使人本主义向一偏充量畸形发展，最后使人本主义变质为一种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主义。首先，人本主义变质为一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使人类丧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成为一只知攻伐占有他物以满足自己私欲的卑陋存在；其次，人本主义变成了享乐主义，使人类丧失了追求神圣超越的宗教道德精神，成为一只知刺激反应的感性动物；再次，人本主义变成了经济主义（Economism），使人类的一切活动均以物质利益的猎取为中心，成为一经济合理主义支配的怪物；最后，人本主义变成了现世主义（Nowism），使人类丧失了为万世开太平的无私襟怀，成为一只知眼前利益而不顾后代死活的自私自利者。在这种人本主义的变质中，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前述的生态破坏、坏境污染、资源浪费、能源危机、艾滋绝症、意义丧失、人性异化均是由这种变质的人本主义所致。由此可见，人本主义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人类所渴求的希望，相反，带来的只是失望。所以我们说人本主义是伪希望而不是真希望。人本主义之所以是伪希望而不是真希望，其根本原因亦是因为人本主义深深植根于人类气质之性产生的意之动，是人类私执我慢的产物，虽能反抗外在强权对人的压抑扭曲，但因其非从至善之心性本体流出，始终未能结出善果。

 

以上已言理性主义、辨证理性与人本主义均非人类历史的真希望，那么，人类历史的真希望何在呢？人类历史的真希望必须打破理性的虚妄分别与人类的我执我慢才能获得，也就是说，必须变化意动所依的气质之性，使意动成为心性本体之流行发用人类历史才会有真希望。这是因为心性本体绝对至善，依于心性本体之意动亦绝对至善，绝对至善之意动创造的历史才能是无恶的历史，因而植根于心性本体发用之意动的希望才是真希望。熊十力先生言人类历史的希望“称性而有”即是此意。论述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人类历史的希望不在别处，正在人类生命心性的本体——良知。因为良知正是变化人类气质之性的依据和力量，是意动所依的至善心体，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亦是创造人类美善历史的根本动力。若人类真信得过良知，真能以良知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究竟依止，真能奉良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明师，真能复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真能通过修为变化气质使良知随处呈现，那么，意动之分别即是本体发用之善分别，意动之计度即是无我无执之仁体流行，如此仁体流行之善分别清明中正，真实无妄，是圣人之如实智，是天理之大明镜，以如此之如实智大明镜分别计度人类历史文化，所得的希望必定是真希望而决不是伪希望。

 

复次，历史文化由人类创造，但以往人类并非自觉地按照良知性体的要求来创造历史文化，而是在善恶夹杂的意动中来创造历史文化，故历史文化中有悲哀也有希望；但由于人类的意动恒被人的气质之性所转，故历史文化中的悲哀多于希望。之所以如此者，是因为人类信不过良知，不能觉悟良知是人的至善本体所致。若人类能觉悟良知至善，能自觉按照良知本体的要求来创造历史，人类的历史必然会充满希望。故人类的希望不在理性主义，不在辨证理性，不在人本主义，不在种种流行时髦的思想学说，而在人类的生命本源——良知。故我们说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由良知变化气质转化意动创造的历史必然是至善流行的历史，亦即是一天理朗现的历史，此历史纯从人类性体中流出，不杂人欲之私，故此历史代表着人类的最后希望。虽然人类常不觉悟，人类良知之明可被私欲邪见障蔽，但浮云终难蔽日，良知恒昭昭之在人心，不容置疑。只要人类一朝猛醒，觉悟吾性自足不待外求，并能返心复性亲证良知，则人类历史文化的希望即在当下，又何必求诸未来耶？

 

 

以上已言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在良知，但从人类以往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人类并不把历史的希望寄托在至善的良知上，而是寄托在有善有恶的意动上，故人类历史一直充满着悲观的气氛。特别是现代，人类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向一偏畸形发展，人类生活在近代理性化带来的种种恶果中（如前所述），而这一理性化的趋势至今有增无减，仍然支配着整个人类世界，几乎成了人类不可抗拒的归宿。诚如韦伯所言，一旦人类进入了理性化的过程，人类就别无选择，不得不生存在理性化的“铁笼”之中。正因为理性化似乎成了人类的宿命，现代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普遍悲哀中。存在主义对人生荒谬与历史荒唐的描绘，弗洛依德对非理性的迷暗原欲形成历史的分析，法兰克福批判哲学关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没有桥梁的论断，亨庭顿关于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必然代替意识形态冲突的预测，后现代主义彻底砸碎理性的鱼死网破的反抗，绿色和平组织对生态破坏的哀叹以及东欧苏联解体后不知何去何从的苦恼与失望，都说明现代世界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观气氛。然而，人类历史果真没有希望吗？回答是否定的，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希望，人类历史的希望植根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良知本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良知被人类自已放逐迷失并被私执恶见深障，人类要复其良知本体就不能只知良知是人类历史的希望，而必须在历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以此功夫亲证而上达良知本体，发用而下贯历史文化。所谓“在历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是指以人类历史文化为一大物而格之，致吾心之良知于人类历史文化；吾心之良知即天理，致吾心之天理于人类历史文化，人类历史文化皆得其理；人类历史文化皆得其理，即人类历史文化皆获得其价值，皆显发其意义，因而皆充满其希望。其实，人类历史文化本身并无意义，是吾人在历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才赋予人类历史文化以意义，只要人类能在历史文化这一大物上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良知），着于物（历史文化）之意必依于至善之良知本体而动，人类历史文化亦因之而有其希望。格物致知的功夫即是致良知的功夫，现代人类的希望就落实于在错综复杂的具体历史事件上致良知。若人类能于每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上致其良知，人类历史必将成为良知普照的历史，即成为“称性而有”的充满希望的历史。故现代人类觉悟的关键就在于现代人类肯不肯在历史中的事事物物上做致良知的功夫，若现代人类肯在历史中的事事物物的上做致良知的功夫，人类的历史绝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故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中格物致知是人类走向希望的必由之路。又，现代人类尚未丧失良知一线之明，并非完全不知良知是至善心体，只是囿于千年习染，现代人类才知行打成两橛，没世知而不行。故在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重重困境时现代人类必须觉悟知行本体是一，一念善心发动之知即是行的实践，万般善念落实之行的实践即是知的继续。现代人类不能知而不行，即不能使良知空守心性枯寂萎缩，而必须使良知在历史中的事事物物上发用流行磨炼圆成。夫如是，良知就不是一种关于伦理心理的知解剖析，而是一种发自生命本源的道德实践与历史创造。若人类真能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人类的执障再重历史也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业已记明：人类良知如日在天只可暂蔽不可永没！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西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九月四日于深圳布心花园布心书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