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值的是非与高价值的是非

作者：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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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一日辛亥

            耶稣2017年7月23日

人世间的是非，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无数无量。概乎言之有二：

低价值的是非与高价值的是非。

日常生活中的小是小非闲是闲非，庶民的是非，大多属于低价值的是非。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对于这种是非，不妨学习庄子超越的态度，是非相对主义的态度，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是亦无非，无可无不可。换言之，生活中的是非得失曲直短长，不必认真细辩，不妨大而化之，超而脱之，泯而灭之。

思想、学术、主义、理论、道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是非，属于高价值的是非。这种是非，不可不辨，不可不认真细致。这个层面的是非善恶黑白曲直，不能超越，不能相对主义。

是非相对主义夸大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把一切是非都看作是相对的、主观的、任意的。是非相对主义必然流于怀疑主义。这种人总是疑神疑鬼糊里糊涂，或能知恶而不能严辟，纵能择善而不能固执。钱理群自称：“我对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怀疑。”这就是怀疑主义的典型。

这种人往往是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者，是非混淆，善恶不分，或者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如尹文子所说：“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则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在为非，顺众在为是。”（《尹文子》）

明辨高价值之是非，茧丝牛毛条分缕析，正是文化人的本分和天职。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尽精微，深入精妙细微之极致，也包括对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的正确分辨。《近思录》记载伊川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伊川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这段话，也说明了在学术上慎思明辨、严格分辨是非的重要性。

要明辨是非，就要道问学，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获得明辨功夫。其次，要确立高度正确、大中至正的是非标准。儒家是非标准有二：一是以圣经圣言为标准，二是以良知为最高标准。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一即“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之所以值得敬畏，是因为其言具有高度的正确性、正义性、真理性和普适性，对于人生、社会和政治富有指导意义。圣经是圣人之所编述，可以表达圣心。圣人无戏言，圣经无戏言。一切不实之言，一切非礼、欺诈、虚假、错误的言论，都属于戏言。

有人以《论语·阳货》中孔子“前言戏之耳”之语为例，表明孔子亦有戏言。其实自称戏言，即非戏言，其言似戏非戏，欢喜又不无惋惜。孙齐鲁说：“小康之制尚礼，大同至制尚乐。”以子游之大才和大同之法，治理武城小邑，何尝非割鸡而用牛刀哉。

戏言就是妄语。文化人最忌妄语。妄与真相对，有胡乱、虚妄、狂妄等义。一切不真诚、不真实、不合理、不正确、不正常、不正经和无礼仪的言语都属于妄语。妄语是佛教五戒之一，大妄语业是地狱罪。

有个禅宗公案说，一位讲经说法的大德，有人向他请教，“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大修行人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因一字说错，堕入畜生道，作了五百世的狐狸。东海有诗曰：论道于言无所苟，慎哉字字发心田。误传一字罪非细，作野狐狸五百年。

是非不能明辨，就难免戏言妄语。妄语之人，轻则不配为文化人，重则不配为人。一个人说一句实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妄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妄言，只有圣贤君子做得到。

或批评儒家尊崇圣经圣言，是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殊不知，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好不好，关键是教条教旨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高不高。这方面孔子之言、圣经之言至高无上，故古来圣贤君子无不奉孔子之言为教条。

是非以圣经圣言为标准，归根结底是以良知为标准。良知知是知非。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句话是为了强调，孔子之言之所以值得信奉，是因为句句经过良知认证，并非迷信妄信。居然有人因此认为王阳明不认同孔子、与孔子不是一条道的，真是蠢得看不懂人话。

王阳明良知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圣贤君子能致良知，自能明辨是非；一般人只要良知不泯，“四心”尚存，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辨别大是大非。孟子说“人皆有之”的“四心”，其一就是“是非之心”。没有了“是非之心”，就沦为劣质人或非人化了，必然是非不明，妄言妄语，胡作非为。

非人化的社会就是恶社会。恶社会必然灾难深重，苦难深重。这是天理、因果律之所当然。要灭灾难为吉祥，变苦难为幸福，就必须改恶为善，转劣为优。这是消灭灾难、转变苦难、追求幸福的唯一办法。要改恶为善，转劣为优，就必须具备择法之眼和明辨功夫。故低价值的是非不必认真，高价值的是非不可不认真。

孔孟真道，不明久矣；天理良知，受蔽深矣。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这样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前不久，在辛庄示范师资班开讲《宋儒和理学》，我的开场白也抄袭释尊之言说：我有择法之眼，惟微道心，仁本主义，微妙法门，孔孟真传，付嘱诸君，付嘱一切有缘。

儒学中，理学受到的误会、反对、打击特别重而久。几乎在理学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对理学的种种误解、乱批和排斥，并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学运动。为之辩护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责焉。这就是必须为之辩明的高价值之是非。

君子应该谦虚但不能虚谦，不能推卸明辨是非、弘扬正理的文化责任。正理不明，邪说泛滥，文化人之罪也。以仁本主义标准衡量，百年来大多数启蒙派不仅学问无头文化无根，思想浅薄观点多缪，而且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轻者失常，重则反常变态。。所谓的启蒙，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一样，把自己和信奉自己的人一起带进深渊。

对于人世间的是非，有三种态度和表现。一是庶民的表现，热衷于低价值的是非，一生小是小非，挑是弄非，是己非人，争强好胜，鸡毛蒜皮，鸡飞狗跳，价值匮乏，代价沉重。轻则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制造种种人际摩擦，重则招致种种祸患；二是道家的态度，不问高低，一切超脱，无是无非，知者不言，跳在云外看人间。

唯有儒家，既能超脱又能固执。超脱低价值的是非，风行水流，绝不纠缠；固执高价值的是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在文化和政治上，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天大地大，道理最大，抓住大象，允执厥中。 

余东海

2017-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