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或曰儒生的普世價值

作者：吳飛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廿二日癸卯

           耶穌2017年7月15日

中國的普世價值，是仁義禮智信，是性善，是理一分殊，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會其有極，歸於有極”，“選賢與能”，“舉直錯諸枉”，“學而優則仕”，“人無生而貴者”，“有恆產者有恆心”，“仁政必自經界始”，“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西洋有西洋的價值，所謂“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我等是人，彼等也是人，雖有人情習慣之別，性則無不同，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自暗厄裏亞弒君以來，以liberty、democracy為價值，亦人情之一端，雖中州之人，豈無一念？故我等不必辭費。然則般若也，吉哈德也，亦人情之一端，妄以一端蓋全體，禍必及之。故浮屠之盛，孝子不安於膝下。瓦哈比之盛，祖先不安於窀穸。中國之人，容其情以渡一偏之人可也，從而附和以成普遍之勢，則賊人子而已矣。

Liberty雲，並非弒君者首創，中世紀言libre arbitre，王權時代言natural law，歐洲人心中都有一權威，而liberty是對此權威外的不合部分的free。至於西方人是當局者迷，還是自欺欺人我不好說，但我們應當洞若觀火。無論你所free（免除）的，只是不合理的部分，而liberty之所以能liberate你，是因為他背後遵循的那個合理的理。無論這個理，或者說authority是來自Deus，還是physiocratie（或曰natural law），還是contrat social。時代是變動的，但時代的變動只是改制的動力，不是易道的理由。可以理論上轉換話語的側重，但不可改易的，是liberty乃是基於某種constitution的產物，因為你對此的認同而獲得解放，獲取權力，並因此而免除不合此理的要求。我承認這是一個pluralism（這個詞應該翻譯成多樣主義，翻成“多元”真是見鬼了）的時代，但要注意，一切經典作家針對liberty的闡述都不是基於私人的觀念，而必然以natural、social、universal、people作為修飾，他們可以質疑權威，可以反對體制，但自由不是建立在私人情緒上的，而是建立在群體想像或對群體的想像的基礎上的。這就是說，那些滿口自由，卻決口不提群眾、體制的人，他們是不誠實的，對liberalists來說是不義的。更嚴重的，是這樣一種被diversify的理論，怎麼能夠作為普世價值來鼓吹呢？穆斯林的自由不能沒有安拉，阿亞圖拉比議會更重要，穆夫提比律師更能保護自己，而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是要保護他們的自由，還是要蔑視他們的自由呢？當你們在中國談論自由的時候，自由的基礎是天理，還是natural law，還是政治正確？Liberty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是人情固有的訴求，所以中世紀的monk可以談論，王權時代的noble可以談論，如果Louis XV高壽，如果Louis XVI有謀，如果Quesnay的學派後繼有人，如果明朝還在，也許中西方的歷史不會有太大分歧。但是，當bourgeoisie（工商業主，舊譯：資產階級）弒君奪權之後，他們把liberte變成了自己的特權，對上他們為了否定王權時代，可以踐踏人倫，對下他們為了防範proletariat（工薪族，舊譯：無產階級）重複自己的事跡，進行無情鎮壓。弒君是不夠的，他們要把弒君變成常態，以此來掩蓋自己的罪惡，來建立屬於自己的體系。自由卻是稀缺的，他們要把自由變成自己的特權，以此防範共產黨的幽靈，來維護自己的特權。直到今天，自由成了列強同盟的口實，符合他們利益的，你可以是專制王權，可以是軍閥獨裁，甚至可以是溫和穆斯林，你們的屁股決定了你們屬於自由國家。而一旦你不能成為他們的同盟或者屬國（如韓國）或者託管區（如琉球），那你的價值就不會被他們承認。面對如此霸道，如此濫用，liberty有什麼普世價值可言？

Democracy，同樣的，當bourgeoisie弒君的時候，他們是demos，當proletariat接過弒君的旗號，追求普選，追求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的時候，在bourgeoisie的話語裡面就被剝奪了demos的身份。我承認，馬列主義沒能實現革命，先鋒黨獲取權力以後，如同昔日的bourgeoisie一樣，立刻藉助democracy剝奪了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權力。但是，布爾什維克的背叛不等於布爾喬亞的沒有背叛，如此次次上演過河拆橋的權力遊戲，只能說明是體制問題，是democracy的體制必然剝奪demos的統治。為什麼？因為真正的庶人，在democracy中獲得的只是選票，而失去的卻是學古入官的權力和意志。當自由的觀念從自由所植根的道理變成了在無所措手足的模糊世界中的免責權，公民們不在認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是一種義務，不在認為入官奉公是一種榮耀。於是他們自絕於政治之外，把一切交給黨，交給政客。因為這種無知，他們不了解奉公的辛苦，不體恤公務員的艱辛，他們自以為民主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自由可以誕生繁榮的市場，因此，哪怕他們成了教授，成了政治學經濟學專家，他們仍然執迷於頂層設計，而不會去過問具體的行政事務，不會去傾聽民眾的訴求，在歐美如此的局勢下，他們仍然看不到民眾的訴求，對金融、公司的統治，視而不見，仿佛對他，無非是一張選票可以解決的事情。是的，政黨可以輪替，政府可以破產，從股權上看，可能還是優化組合，但對於99%的庶民，卻是天翻地覆。如今的democracy可不是工薪族對工商業主的二次革命，而成了維持現狀，忽悠選民，以及顛覆敵國的藏汙納垢的工具。

那麼，泰西是否也能給出點普世價值的東西呢？可以的。

Meritocracy。可以追溯至《1789年人權宣言》：“國民皆齊等，唯論德與才，以取名與位，奉公無所別。”在法文，aristocratie與méritocratie是詞義相近的一對，而前者偏重由於繼承而來的特權，後者強調保證個人努力可以爭取的權力。這是古老的理想，至今未能實施，但中國不僅僅給了他們類似的理念，更重要，還能給他們具體的制度，就是科舉制和課吏法。但在今天要注意，要實行科舉，那麼政務員、議會和法官必須開放，首先是低級政務員、全部公務員、省及以下議會議員、國家議會部分議員、市一級法官，可以由獲得相關學力認證的科舉勝利者直接擔任。其次是三大部門不能有玻璃天頂，未來的議長、內閣、大法官都應由科舉出身的人擔任。這樣才可望打破朋黨政治，保證積極自修的公民有機會參與到政府、議會和法院中來，從而實現國家機構的升清降濁，並由此，樹立選賢任能的社會風氣，提高公民自我教育自我實現的熱情。並通過科舉科目的設置，一方面確保三大部門的專業水準，一方面讓國家必要的價值觀念成為一切公職人員的必修科目，從而增進國家共識的產生和傳播。當然，如果一定要說建議的話，我覺得必須把基督教、資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及勞工運動通達起來，liberty，representative（代議制）是中世紀已有的傳統，教會有教會的偏重，資產階級有他們的權威，社會主義者也自有利益，毋寧說，他們代表了不同人群，或人情的訴求，保守人士、工商業主、工薪族。歐美既然不能把這種人群消滅，那就只能用史實讓他們放棄虛假的口號，然後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和平共處。

Physiocracy。F.Quesnay最早使用，可以翻譯為“性理之治”，核心仍然是natural law，對西方不是新鮮東西，但關鍵在於natural law不應局限在司法領域，而應成為生活的基礎，更是政治的基礎。庶民的統治只能委託給政客，所以應當被拋棄，但性理的治理可以通過法律和風俗有法可依，應當成為一切西方政黨和權力機構（行政、司法、立法）共同的標準。我不能一下子給變政黨輪替的習俗，但至少可以給他們一個不變的義理，對西方，就是Physiocracy。

這兩者是當之無愧的普世價值。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