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批判之前言

作者：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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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余东海著《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九日庚子

            耶稣2017年7月1２日

关于商鞅，司马迁的评语可谓盖棺论定：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天资刻薄，正是商鞅为人为政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注定了其命之薄。东海曾经指出，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每个人的自心。思想轻薄、品格卑薄、心地凉薄者不配受到厚待和善待；思想邪恶、品格下劣、心地狠毒者必然受到天厌和天谴。

历代儒家对商鞅都持反对批判的态度。最早集中批判商鞅的是《盐铁论·非鞅》。该篇记载了盐铁会议双方即文学和大夫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大夫认为，秦之王天下由于商鞅变法；文学认为，秦之亡天下由于商鞅变法。双方立场相反，针锋相对。文学的反驳和批判颇为有力。其中直接提及商鞅的言论如下：

“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

商鞅变法的效果，短期内是“秦日以强”，把眼光拉长一点，确实是“秦日以弱”，并且迅速灭亡。邪恶的东西无论怎样得意强大一时，都是难以持久的。《易经》说“恶不积不足以亡身”，反过来，恶积到一定程度就足以亡身了，个人如此，政权也如此。恶贯满盈，其亡无日。

“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剌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遇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认为秦朝是毁在赵高这个邪臣手里，“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与商鞅无关。文学的驳斥非常到位。

秦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是国家基础有大问题。以诈力立国，焉能长久？作为商韩派法家，赵高亡秦，追根溯源，何尝不是拜商鞅所赐。商鞅是“开帝业”的功臣，也是“致亡道”的罪人。当然，这是对秦朝来说的。对于中华民族，商鞅无一功而有万罪，罪恶滔天。

诽谤和肉刑，都是秦朝刑法之一，诽谤，批判朝廷会触犯诽谤罪；肉刑，切断肢体或割裂肌肤的刑法。《汉书·刑法志》介绍，商鞅增设肉刑，死刑有凿颠（击破脑袋）、抽胁（抽掉肋骨）、镬烹（用大锅烹煮）等。

“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亡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权数，权谋术数。恋朐，一作孪拘，或作拘孪，原指手脚弯曲不能伸直，这里指智慧浅薄。先合而后忤，开始迎合后来背忤，《淮南子·人间篇》：“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乘马表示得意，泣血表示失意。先合后忤，小人常态；开始高头大马最后哭泣流血，则是小人的命运。《易经·屯卦》：“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用来描述商鞅和法家大腕们的开端和下场，非常贴切而形象。

“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

欺旧交以为功，指商鞅欺骗魏公子卬而打败魏军之事。商鞅在魏国时曾与魏公子卬为友。商鞅入秦后，于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四○年）东伐魏国，以欺骗手段俘虏了魏将公子卬。刑公族以立威，指商鞅变法时，太子驷犯法，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和黥刑（在脸上刺字），事皆见《史记·商君列传》

“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夫，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商鞅在逃亡途中投宿旅店遭到拒绝，因为秦法规定：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商鞅发出了深深的“嗟夫，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商鞅变法，始于殃民，继而害己灭族，终于祸国。他的死，与自杀无异。商鞅和后来所有法家文化政治大腕的下场，为自作自受、作法自毙、玩火自焚、请君入瓮这些成语作了最生动的注脚。

《盐铁论》中还有一些关于商鞅的言论，申韩篇说：“今商鞅吴起，反圣人之道。”周秦篇说：“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国病篇说：“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序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云云。

或问：“如果秦真是魔窟地狱，为什么大量人口会奔秦？”答：绝大多数民众都是贪婪而短视的。秦法严峻，轻罪重罚，但有两点极有吸引力：一是军功封赏极重，赏罚一视同仁；二是鼓励荒地开垦，免除三代徭役赋税。同时禁止迁徙，又“重刑而连其罪”，以连坐法将秦民捆绑在一起。秦国易入难出。

商鞅在与甘龙杜挚的辩论中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又讲礼法又讲爱民，与儒家爱民思想似乎无异。其实商鞅所立的秦法，根本违背礼制和仁义精神，强君强国而弱民。（强国也是激素式、暂时性的）“法以爱民”这种话从商鞅口中说出来，纯属口头禅和辩论的需要。

“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汉书·五行志》）这就是恶法典型。还有：“重刑而连其罪”，加重刑罚，实行连坐法，让国民互相监视，一人犯罪，联保人一起受罚；“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剥夺国民的迁徙自由，让他们越来越愚昧无知；“废逆旅”，让民众无法外出。（《垦令第二》）

法家最大乃至唯一的优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商鞅说: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篇》）

统一刑罚，就是使刑罚没有等级，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违反国家法令和禁令，破坏君主制令的，处死罪，不赦免。从前立过战功，但触犯刑罚的，不因此而轻刑；从前做过好事，后来犯了错误的，不因此而破坏法令。

从商鞍的这段话中可见，“刑无等级”的对象包括了国君以外的全体臣民。尽管是恶法，除了君主贵贱一视同仁，一方面相当公平，一方面可见法家的法律，毕竟是维护君王一己之私的工具。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