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说服力的儒学

——以“陌生人”问题的讨论为例

作者：陈少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在国学复兴的背景下看儒学，可能利弊参半。

利处很明显，至少以往传播儒学的麻烦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基本被扫除，如孔子塑像被搬来搬去无所适从的现象应该不会再出现。

弊处则可能在于，公开批判减少的同时，儒学发展的刺激也相应减弱。而接受与应对批评，其实是现代儒学发展的重要助缘。

因此，仍然应该直面或明或暗的批评的存在。只是与在传统备受责难时谈儒学比，现在策略应该不一样。它不应只是对儒学基本思想的澄清与简单辩护，而是需要加强对其现代意义的分析与发展。

传统的批判者矛头指向也有变化，以往更多的是对儒学固有价值的指斥，如纲常伦理维护专制、损害平等、抹杀个性之类，时下的非议则是质疑它没有推动社会转型甚至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功能。

要把儒学做得更有说服力，后者依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关心思想分歧的读者，总可以分为相信者、质疑者与旁观者。有时候，从质疑者那里找问题，也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选择。

因为立场共同者之间的交流，由于共享前提明显，交流的难度自然会降低。这种讨论更多的是范围的扩展与细节的补充。

选择疑难者的问题，情形不一样。面对质疑所做的论述，其有效性的要求要高得多。其实，经验告诉我们，涉及思想立场的争论，很少出现对立双方在争论后直接改变观点，接受对方立场的现象。

然而，这不等于对争议问题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从传播的效果看，能以充分的说理减少不必要的分歧，或者让对方有所克制，本身就是一种进展。

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影响更多的没有特定立场或立场不坚定的旁观者。作为思想价值的传播，这是更重要的目标。

所谓价值批判，是指斥传统价值与今天自由、民主的信念对立，或者直接导向对个体幸福追求的压制。

功能质疑是指儒家理想在落实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效甚至有害的后果，例如说性善论提倡圣贤人格，容易流于虚伪，甚至是放弃对独裁意识的限制之类。有些比较极端的论断，容易受到驳斥，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少。

然而，并非只有政治才是检验儒学现代价值的场地。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有大量的问题可以或需要从儒学角度加以澄清或观察。

只不过，它不能从经典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是需要在儒学精神的关照下发展新的论述。

下面以“陌生人”问题的讨论为例。

近年来针对儒家伦理有一个批评，认为儒学没有给“陌生人”留下位置。其缺陷，从价值上看是缺乏普遍的爱的观念，而从功能上看，则是无助应对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它的回应不仅是为儒学传统辩护的要求，而且关涉到儒学现代意义的理解与发展。

我们的思路可以从区分“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两个概念入手。

陌生人是指不认识从而对其行为习惯不了解，但你与之遭遇甚至需要跟其打交道的人。这种现象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都会存在。

儒家伦理以家庭关系为中心，扩展到对熟人社会秩序的关照，因此既有亲慈孝悌，也有忠信友敬两层伦理要求。这是主旨，但并不意味着儒家完全漠视陌生人的存在。

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讲恻隐之心的普遍性，就强调这“孺子”同我们非亲非故，就是一陌生人。只不过并非任何意义的陌生人，而是其中的弱者，才会让你动恻隐，献爱心。

实际上，包括“老吾老及人之老”与“幼吾幼及人之幼”中的“人之老”与“人之幼”，都是儒家万物一体之内应该体恤的对象。因此，不存在儒家对生人或他人道德冷漠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能提倡一开始就亲疏无间对待所有的人，而需要一个从内到外递推的过程呢？这或许应当提供新的辩护。

除了基于情感的培养从亲亲开始这一事实，同时它也几乎是不同族群的人待人接物的天然倾向外，我们还可提出一个责任差别的排序问题。

仁者爱人，但爱不仅是情感的表达，同时还需要付诸行动的能力，而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相同情况下，优先关爱与帮助的对象，只能从关系最密切者开始。这是最合乎人性的道德要求，具有可实践性。

但是，“陌生人社会”不是一般的陌生人现象，不是“我们”与不认识的他人或者他们的关系，而是由各自相互不认识的人构成的社会。

这种社会一开始是没有“我们”的。这是工商社会尤其是现代都市的关系原型。现代都市相关的陌生人现象，在西方也是现代社会学家才将其当作关注的对象。

而陌生人社会的核心伦理，就是体现公平权利观念的契约精神。传统儒学的确没有与之相关的基本论述，但是，传统关于人格平等、关于诚信、关于互惠交换，特别是对“理”的强调，都构成进一步接受或发展契约伦理的观念基础。至少在理论上讲，它不构成现代转型的伦理障碍。

然而，说接纳发展契约伦理只是强调儒学可以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传统的亲人—熟人—生人关系伦理，仍然可以发挥对现代生活积极塑造的作用。

原因在于，“陌生人社会”是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其纯粹状态并不存在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关系、熟人关系均镶嵌在陌生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关系依然需要亲情、需要友爱，而非以正义为首位的契约精神。

因此，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今日塑造健康社会关系所需要的伦理价值。（参见拙作《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扩展图景中的儒家伦理》）

进而言之，传统伦理中的陌生人，虽然与陌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概念不同，但并非在现代社会中就完全销声匿迹。不仅每个社会内部还有不同数量的弱者需要人们帮助，更特别的还有国际（包括自然与人道灾难引发的）难民现象的存在。

后者不但也是标准的陌生人，而且处在危难中，于儒家伦理，是我们应当伸以援手的。然而，在决定援助之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

一个是难民规模，一个是难民与我们的关系。

难民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援助的成本是否是援助能力胜任的范围，而关系指的是血缘、地缘及宗教的相关性，后者是衡量与难民密切程度的参考内容。

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依亲疏程度按责任有别的原则，我们可以对援助对象进行排序。而非依照平等泛爱的说法，进行普遍布施。

而援助的方式还有人力、财物的支援，在合法的情况下建设难民区，及接纳到本国居留等不同措施。在接纳居留方面，民族关系尤其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所谓“陌生”，本质上不在于互不认识，而是互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对方由其生活方式所塑造的行为模式，从而导致沟通合作的困难。

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有的接近或者更具开放性，有的很可能会有尖锐的冲突，因此，选择接纳文化背景接近的难民，是更明智的做法。它会防止导致未来社会冲突的隐患。至于那些需要帮助而文化上又不容易融入的难民，从仁爱的立场出发，还可以选择经济援助甚至协助建立难民区。特别是在国际难民救援体系内与其它国际力量协调行动。

把难民问题作为“陌生人”的特例，纳入儒家伦理的视野进行探讨，不但有助于充实传统的内涵，同时，也为当代伦理探讨注入新的思想源泉。依儒家的立场，这种主张不是从自身出发的片面说词，其它国家或国际力量也同样可以采取这一政策。伦理规则必须是可以对等践行的。（参见拙作《儒家伦理与国际难民问题》）

“陌生人”的讨论只是说明，坚守传统价值，并非只能重复一些抽象的概念，它应当深入到当代经验现象的分析上来。

清儒皮锡瑞曾对经术与学术作过区分：“盖凡学皆贵求新，唯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139页）

这一说法很有道理，但今天未必有多少声称儒家者会标榜恪守经学，反之，新概念或新词汇倒是层出不穷。只是很多新说法的说服力亟待加强。

今日儒学学术发展上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面对急剧变动的经验现实，必须有新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是，这些新的论述，不能脱离儒学的基本设定。

就经验现实而言，当代生活同传统的距离远远超过五四时代与传统的差别，即使被认为率先转型成功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也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新经验的考验。

前面论及的陌生人问题，在伦理原则上跟传统还是有一定的延续关系，而扑面而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包括人工智能与新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就未必是传统经验能够变通应对的，因为其核心可能涉及对人的概念的重新理解。

最耸动人心的，莫过于传说中的谷歌技术总监库兹韦尔关于2029年开始人类达到向永生方向转折的临界点的预言。转折何时开始，人类是否永生，对这类术士式的预言，自然不必当真。

但是，人类的寿命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有大幅度的延长，则是可以想象的。

假如人的寿命从现在的70、80岁延长到大约150岁，情形会如何呢？有人可能想到那时不仅四世同堂，甚至可能六世、七世也同堂。但是，150岁寿命的人类关于恋爱、婚姻的行为，会是我们现有经验的自动延续吗？

这涉及到家如何变换，以及是否存在的问题。它是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不是吗？

当然，与人类大多数价值系统一样，儒学也非未来学说。戏说未来只是为了提醒我们对经验变动的事实必须保持敏感，否则你就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简言之，对儒家精神的把握，对经验生活的敏感，以及创造性的论述能力，是我们做有说服力的儒学需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