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
关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孟荀统合之我见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十七日己亥
耶稣2017年5月12日
东海附言:去年底,某刊编辑拟邀儒家学者就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统合孟荀”三个问题做一次笔谈,也约了我。遂笔谈如下。即将半年了,该刊尚无动静,应是原计划取消了,故特将我的笔谈寄予《 》发表。2017-5-12
一、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关系
二、荀子的原则性错误
三、孟荀统合的关键点
【正文】
一、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关系
论及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有两个常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将两者比肩而立,并列看待。殊不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二,但有别,有本末之别。
内圣为本,外王为末,即心性儒学为本,政治儒学为末。本末不二而又有别。这意味着,道德建设是更加根本的,于个体,天爵高于人爵;于政治,道统高于政统。换言之,对于“性与天道”而言,人世间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过是她在一定历史阶段所现之象,外王亦属第二义。故程子说:尧舜事业,何异浮云过太虚。
“性与天道”,异名同指,于天为天道,宇宙万物之本;于人为仁性,肉体生命之本。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个身,包括肉身、识心和仁性。也可以说,身之本在仁,仁为人之本。
注意,本末不二,生命以仁性为本,并不意味着肉体身意识心不重要;儒学以内圣为本,并不意味着外王不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追求,是修身成仁至关重要的法门。仁者爱人,体现在政治上,必然致力王道追求。
论及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常犯的第二个错误:一是将两者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例如,有学者认为,心性儒学立足于性善论,政治儒学立足于性恶论。这就人为地将两者割裂了。
儒学一分为二,内圣学即心性儒学,侧重于道德修养、智慧开发即知识积累;外王学即政治儒学,侧重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建设。两者侧重点不同,同归于仁,都立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性观和价值观。关于仁本主义三观,东海《仁本主义论集》一书有详述,兹不赘。
《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八条目先后次第不同,用力方向和修养方法有所不同,格致诚正侧重内圣修养,为心性儒学;齐治平侧重外王建设,为政治儒学,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同归于修身。修身的最高境界是成仁成圣。
儒学即仁学,仁本主义学说。只有坚持仁本主义道路和信仰,即坚持仁本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性观,政治才能建设王道,社会才能实现大同;个人才能成就仁性和圣德。在人性观方面,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都是性善论。
人性有恶,人性易恶,理所当然。对于人性之恶,中华先贤早就知道,伊尹就有“习与性成”说,认为习惯成自然,人很容易形成习性,而且非常顽固。儒家对“习性易恶”的认知特别深刻,所以主张礼制,礼乐刑政具备,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制度导善,法律禁恶,多管齐下。
但人性易恶并不等于人性本恶。论人性观,都是就本性而言。性有本习之别,本性至善,习性易恶,就像源头本清、江河易染一样。这是人性常识,儒佛道共识。因为本性至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习性易恶,人类常常恶习深重。因为本性至善,良制良法是可能的;因为习性易恶,良制良法是必须的。
西学也并非简单的性恶论。西学可分为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前者属于性恶论或准性恶论,后者则偏向性善论,可称为准性善论。
认为民主法治宪政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错误,自由主义对人性善恶的认识不会如此肤浅粗暴。(详见《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许多西方大学者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爱默生、亚当斯密等等,都认为人性中善是更根本的,都偏向性善论——尽管他们都未能真正明心见性。
二、荀子的原则性错误
天性即天命之性,即人之本性,自性。此是生命之本质、之实相、之本来面目,为学问之头、文化之根、道德之源----人的一切智慧品德无不来源于此扎根于此。对自性的认知,是判断一个人文化造诣道德水准的最高标准。荀子之所以在儒门中地位不高,被视为儒门中的外道,原因就在他见性不彻。
荀子知道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各有其蔽,不知道自己也有蔽,其蔽与庄子正好相反,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则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蔽于习性之恶而不知天性之善。
《性恶篇》是《荀子》一书第二十三篇,系统地阐述了荀子的性恶论,并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这是荀子思想的核心,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性恶篇》开章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徐锴曰:“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这就从根本上错了。天命之性当然是至善,焉能说为恶?当然是天真,如何说人为?正确的说法是:人之性善,其恶者习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至善,发而中节谓之善,发而不中谓之不善。
荀子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正确的说法是:圣人养性而成德,德成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德也。圣人者,养其性、得乎道者也。
或为荀子辩护说:“孟子言性善是单就理言,荀子则反之重在言气质之性。”非也。《荀子》如是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这个性,一指本性,二指本性的作用,包括自然人欲生理本能。只是荀子不识本性,常把本能和欲望当成本性。
疑古、翻案之风,清儒已肇其端,五四更激其浊,一发而不可收拾,百年来几乎无古不疑,无案不翻。某些儒家学者也多少受了影响,热衷于疑传统之公论,翻古人之定讞。荀子倡性恶,素有定评,但五四至今时有学者起而否定。《荀子性恶篇》有句话:“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一些学者抓住这句话中的“朴”,否定荀子的性恶观。似乎二程、朱熹和历代儒家主流都误判和冤枉了荀子。
人性观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性恶论错认本性为恶,让道德修养和礼乐文化成了从外部强加的外加法,并从根本上剥夺了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和人格的尊严,对人的尊严构成了根本性、实质性的摧残。这就错大发了。
性恶论是对人类生命最根本、最深刻的轻蔑,后患无穷。如果认定本性非善,对生命的尊重、对礼制的坚持就缺乏原则保障,就让善、礼、道德成了无根之木。荀子自己虽守住了礼,但弟子李斯韩非就守不住而沦落为恶性法家,成了暴秦的文化帮凶。孟子早就提醒:“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这句话简直就是给荀子量身定制的。荀子言人之本性不善,后患何其大也。
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曹交所说,孟子认同,详见《孟子告子下》)。观点相同但立足点不同。
孟子立足于性善论,人人皆有良知,故主张集义养气,尽心养性;荀子立足于性恶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故主张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学习努力改变本性之恶。问题是,如果本性为恶,意味着仁义礼智信都是外铄的,成德成圣就是违反本性的,就要与本性作持之以恒的斗争。那么,化性起伪的原始动力从何而来?
荀学是外铄之学,自外而内,虽讲礼义,无源无根,故学习荀学难以成德更不可能成圣。“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根本原因在此。孟学则是自明之学,自内而外,自小而大,上升无止境,“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这才是儒家正宗,仁宅义路,成德成圣,历代不绝。
不识本性至善,攻击子思孟子,这两大错误从根本上限制了荀学的品质。写《炎黄春秋》一书到先秦,有两件事让我最悲伤:一是晏子对孔子的排斥,二荀子对孟子的攻击。荀子对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更是恶毒诬蔑攻击:“弟佗其冠,衶襌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这成什么话!
荀子为儒门外道,《荀子》为儒家副经,这个定位,如理如实。揚孟抑荀是儒家持之以恒的传统。揚孟抑荀,始于唐朝,盛于宋明。韩愈开始将孟轲列为道统传人,将荀子和杨雄相提并论,说他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
揚孟抑荀体现了理义和历史的双重公道。唐宋元明儒,揚孟抑荀,并非个人好恶和私心作祟,而是秉公而言,依理而判,是是非非,如理如实。孟子直承孔子,允执中道,为儒家正宗;荀子思想存在重大缺陷,应该有所肯定,不宜过度尊奉,不宜入道统谱系而与孔孟并列。
儒学外王统于内圣,内圣外王统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是仁,是“性与天道”。荀子不识性,以性为恶,便自绝了内圣之路,实质上也就偏离了外王大道。《荀子》一书作为外王学经典,存在致命缺陷,在品质上犹逊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
注意,说荀学品质不高,只是相对儒家内部而言。比起中国和西方的诸子百家来,荀学又是很优秀的。
三、孟荀统合的关键点
孟荀大同大异,大异是人性观,不可混同;大同是对礼的坚持,不可否定。孟荀统合的关键点是礼。
一说到礼,不少人总是抬出荀子来,以为只有荀子才是最推崇礼制的。殊不知,礼在儒家五常道中居于第三位,礼本于仁义,礼以义起,是王道德治的制度基础。倡导性善论的历代圣贤大儒无不重礼。“三礼”都是儒家经典,《仪礼》还属于五经。这才是礼之正宗。
孟子对礼制同样重视,与孔子一样,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内圣外王,内外俱全。当然,也与孔子一样主张性善论。常有人将性善论的发明权归于孟子,说孔子和之前的圣贤没有明言本性善恶,这是不读经、不通经之过。
关于性善论,《易经》《尚书》《诗经》《大学》《中庸》诸经都有大量依据,历代大儒包括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王阳明、熊十力都持性善论。对此,东海《仁本主义人性观》一文有全面介绍和阐述。
除了性善论,孟子思想要旨的民本论、仁政论、道统论、尽心论等,都密切联系王道,直接或间接通往仁政礼制。没有《荀子》,无伤大雅。四书五经无不内圣外王并重,如果没有《荀子》,孔孟思想同样可以开出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儒家经典有正副之别,《荀子》是副经,不宜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也。没有《荀子》,无伤大雅。
但有了《荀子》,也不妨有所统合。盖荀子强调礼法,论及政治和制度,颇多正确之言和可取之处,自然值得肯定。吉藏大师在《百论疏》中提出“破收四料简”,以四原则对待不同学派教派:“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儒家对待荀子就是亦破亦收:破其性恶论,收其外王学即礼学。以仁本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统合孟荀,可以为政治儒学锦上添花。
未来礼学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以孔孟为主,以荀学和西学为辅。西学有两大系统: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广义上还可以包括马列主义。但这里的西学特指立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如果说仁义礼智信为中华五常道,自由主义的五大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堪称西方五常道,完全可以为仁本主义所覆盖。换言之,自由主义可以作为中华辅统(辅助性文化系统和指导思想),为未来礼制建设贡献价值营养。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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