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出版暨简介、目录及摘要

书名：《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

作者：杨海文

出版社：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2017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杨海文，男，1968年生，湖南长沙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供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现为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中国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研究高端人才）、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编辑，兼任中国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孟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孟子思想、孟学史及中国哲学史研究。著有《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浩然正气——孟子》（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齐鲁书社2014年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齐鲁书社2017年版），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目录】

慧心的阅读意味着合作或同谋（代引言）

第一章  其人其书的人文凭吊

一  穿越“孟母教子”的故事丛林

二  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三  皈依立言的境域

四  缅怀孟门弟子

五  《孟子》的篇名未尝没有意义

六  《孟子外书》真是孟子的著述吗？

第二章  道德理想主义的心田守望

一  在人禽异类的临界点上

二  孟子是稷下先生吗？

三  到稷下听辩论去

四  性善论为何如此鞭辟有力？

五  以心善言性善

六  “仁且智”：理想人格的哲学定义

七  直面强悍的命运

八  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

九  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

十  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

十一  知识分子凭什么可以“不耕而食”？

十二  “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第三章  文化守成主义的诗意栖居

一  鲁西南那两个人能否救得了礼乐？

二  另一半是诗书

三  孟子读过《论语》吗？

四  “子曰”尾随着“《诗》云”

五  乱臣贼子惧怕《春秋》吗？

六  将“距杨墨”进行到底

七  以意逆志：一个读书方法，一种解释学境界

八  在常识的逼视下

从阅读到悦读如何可能？（代结语）

【内容摘要】

现在我们真得好好地感谢韩婴、刘向，感谢他们把孟子休妻一事“和解”成了一桩离婚未遂事件，感激他们让孟子离婚未遂事件为普天之下的婆、媳塑造了“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的孟母形象！（摘自《穿越“孟母教子”的故事丛林》）

如果不是滕文公，孟子的思想主张，孟子的淑世情怀，在其有生之年，恐怕连一次实践的机会都未必会有；正是因为有了滕文公，孟子的王道理念，孟子的仁政理想，在其有生之年，得以成就一次真正的政治伦理实践。且恕我孤陋寡闻：尽管孟子惟一成功的思想实验跟滕文公密切相关，但即使写得很厚很厚的中国政治史，对此也像犯了健忘症一样。且恕我意气用事：正因那么多中国政治史的高头讲章对于滕文公不屑一顾，所以，让没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滕文公在我的笔下复活，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摘自《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在这份悼词中，倘若只让司马迁挑一个字来写照孟子坎坷的一生，我相信它一定是“退”。退，不是倒退，而是皈依；退，是从政治皈依学术，是从立功皈依立言；退，更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在短暂的人生中追求永恒价值的文化战略。（摘自《皈依立言的境域》）

把师生共著说加以具体化，意思就是：以公孙丑、万章为主力，学生们协助孟子写作了《孟子》。《孟子》第2篇叫《公孙丑》、第5篇叫《万章》，而其他弟子并未获得这一名垂青史的命名权；公孙丑、万章在《孟子》中出现的章数都是15章，而其他弟子并不拥有这一频频露面的上镜率。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真实，因此，我一直认为公孙丑、万章在《孟子》的编辑性版权中是绝对控股的。（摘自《缅怀孟门弟子》）

从《梁惠王上》到《尽心下》，各个单篇确实不存在所谓的中心意思。但是，整本《孟子》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孟子率领弟子，一面游说诸侯、推行仁政，一面探究人心、弘扬性善，为的是让整个社会看到光明的前景。”把七个篇名嵌入这段话，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组合效应就会朗现于你的心头：“《孟子》率领弟子《公孙丑》《万章》，一面劝说《梁惠王》《滕文公》实施王道，一面对话《告子》辨析人性。孟门师生太《尽心》了，他们多么期望《离娄》之明能够普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摘自《〈孟子〉的篇名未尝没有意义》）

很多时候，历史仿佛是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层累地递增的。司马迁当年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了东汉，先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孟子》十一篇”，后是应劭的《风俗通义·穷通》说“作书中、外十一篇”。《孟子》为何变厚了？关键在于七篇之外，冒出《孟子外书》四篇。与班固相比，应劭认为《孟子》包括中、外两部分，四篇之意呼之欲出。与应劭相比，赵岐知道四篇的具体篇名。毫无疑问，班固、应劭、赵岐见过《孟子外书》。只是班固、应劭一笔带过，觉得它的真实性不成问题；赵岐则郑重其事，明显怀疑起来。（摘自《〈孟子外书〉真是孟子的著述吗？》）

哲学家，就是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那类人。你看孟子：人禽之辨明明是要凸显人为万物之灵的绝对优越性，可偏偏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性东西既稀少、又隐蔽。如此隐蔽，如此稀少，岂不意味着张扬人相对于禽兽而言的绝对优越性相当艰巨呢？文学家，大概属于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那类人。你看周作人：既然仿佛只是窗户里外隔着一张纸，但人家为什么要用这张纸把窗户里外的两个世界隔开来呢？（摘自《在人禽异类的临界点上》）

稷下先生正是“处士”：他们自我标榜为“不仕派”，却在齐国政府的卵翼之下，享受高门大屋、禄养千钟的奢靡生活。孟子正是“仕士”：他属于“义仕派”，本来可以安富尊荣，但为了推行王道，却不断跋山涉水，游说诸侯，四处碰壁，凄凄惶惶。在这一对照的背后，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孟子“平治天下”（4·13、7·1）的义仕派立场，岂能容忍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游戏人生呢？（摘自《孟子是稷下先生吗？》）

现在，我尤其愿意跟随峨冠博带的孟老先生和他那群意气风发的弟子，朝着稷下学宫前行——这座城市的人民早已得到确切的消息，孟子即将跟稷下知名学者告子就这个时代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人性问题接连进行四场辩论。被我盛情邀请同行的是李卓吾先生，他会对孟子、告子的辩论做出让你倍感精彩的点评，这些点评后来收入《四书评·孟子卷之六》。至于主持辩论的是不是那个收人钱财、替人办事的稷下耆老淳于髡，大概并不重要。（摘自《到稷下听辩论去》）

小孩即将跌入井里，你怎么办？大嫂已经掉进水里，你怎么办？你心地善良但别人却对你不好，你怎么办？读《孟子》，不是要你做吃饭秀才，而是期望你成为性情中人。从社会学角度看，那个小孩与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嫂子与我的利害关系比较明显，同父异母之弟与我的利害关系异常复杂。救不救小孩、救不救嫂子是假设性的，帮不帮同父异母之弟是事实性的。故事越真实、复杂，于人的意义越大。所以，舜成了我们传统中的大圣人，舜的所作所为今天还能引起我们无穷无尽的反思。故事越抽象、简单，于哲学的作用越大。所以，是否救小孩，是否救嫂子，足以证明我们究竟是“人”还是“非人”。（摘自《性善论为何如此鞭辟有力？》）

不论性，孟子在哲学上走不进他那个时代；不谈心，孟子在哲学上走不出他那个时代。孟子既是与众不同的性学家，更是前无古人的心学家。性有性之情，心有心之情，性、心在孟子那里是水乳交融的，孟子是个至情的人，孟子的哲学是至情的哲学。（摘自《以心善言性善》）

同为孟子心中的理想人格，不妨说“大丈夫”是社会学的定义，“仁且智”是哲学的定义。毫无疑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铿锵有力的格言，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无数在苦难中挣扎、在逆境中奋进的人们。然而，“仁且智”更能从哲学上呈现并敞开理想人格的深度与高度。（摘自《“仁且智”：理想人格的哲学定义》）

从自己的近事中，孟子体味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2·16）；从孔子的往事中，孟子觉察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9·8）。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9·6）没有人叫他做，而他竟然做了，这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然来了，这是命运。凡夫俗子琢磨不透强悍的命运，却被它牵着鼻子走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孟子要对我们讲的心里话。（摘自《直面强悍的命运》）

至此，我终于醒悟：从哲学味、故事性看，我钟情于激进权智；从时代感、社会化看，我服膺于温和权慧。如果让我回到孔孟那个时代，又只能做出惟一抉择，那么，我要选择的不是激进权智，而是温和权慧。在使用的范围与频率上，激进权智极其有限，而温和权慧极其无限；激进权智只是醒目的标志，温和权慧却是普遍的风格——艾菲尔铁塔只供人参观，四合院则是给人住的。（摘自《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

对于孟子来说，瞽瞍厎豫是事实性的，窃负而逃是假设性的。在此，事实性同时是普遍性，假设性只是特殊性。有了这番思辨，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判断：在普遍情形下，舜于礼、于法都是内在观点的实践者；惟有在父亲杀了人的特殊情形下，舜于法才抱持外在观点，但于礼依然坚守内在观点。我挚信这些判断是成立的，所以，总体地看，窃负而逃不属于法学的案例，而是纯粹的伦理学例证。（摘自《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11·19），朗现了孟子对于农业的爱；“牛山之木尝美矣”（11·8），显露了孟子对于农村的爱；“五谷熟而民人育”（5·4），昭示了孟子对于农民的爱。如果你承认三农问题像经济学上的二八定律那样亘古未变，请允许我如此评判孟子的穷人经济学：它是为所有穷人而战的，它尤其要为占人口总数绝大部分的农民以及他们生存于其间的农村、耕耘于其上的农业而战！（摘自《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

陈相、彭更、公孙丑从是否像劳动人民那样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出发，指责知识分子无事而食、不耕而食。这种声讨，在孟子看来，情理上说得过去，事理上却是偏颇的。治国、平天下，光讲情理不行，不明事理更不行。社会有分工，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不能相互替代，这是事理，一种社会分工论的事理。知识分子在劳心者队伍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君主安富尊荣，而且有助于老百姓孝悌忠信，这还是事理，一种知识分子作用观的事理。（摘自《知识分子凭什么可以“不耕而食”？》）

官难做，做官难，难做官。面对“学而优则仕”这本难念的经，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无数次地从《孟子》这里掂量过三个字眼沉甸甸的分量：师——君主能把几个知识分子当作老师来敬奉呢？友——君主何时、何地会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呢？事——这不难，因为君主从来就认为做了官的知识分子不是奴才、便是仆人。（摘自《“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俗眼看孔孟，“达”是插曲，“穷”是常态。“古之人”（13·9）何尝不是如此？那次“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沉思，孟子提到“古之制”（14·34）。“古之人”“古之制”这两个并不起眼的词藻，实则有助于我们同情地体察孟子对于诗书文化的眷恋，真心地倾听孟子对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呼唤。（摘自《鲁西南那两个人能否救得了礼乐？》）

只有到了这里，给《诗》《书》脱下书名号，把诗书提升到思想—文化生态的高度，才获得了真实的理由。这个理由不是虚拟的，而是历史的。在《诗》《书》礼乐中，莘莘学子学习做人的道理，诸子百家追寻救世的方略，相反，统治者无比惧怕人民变得坚强起来。这个时候，《诗》《书》礼乐演绎为思想—文化生态的诗书文化，翘盼着政治—伦理生态的礼乐文明。所以，在孔、孟绘制的人文地图上，一半是礼乐，另一半是诗书。（摘自《另一半是诗书》）

《孟子》直接引用孔子之言，不是杨泽波说的24次，而是29次；今本《论语》找得到的，不是顾炎武说的8条，而是9条。它们散布于23章之中，尤以《尽心下》第37章引用次数最多；例句14、17、26分别为徐子、咸丘蒙、万章所引，其他26次均为孟子所引。（摘自《孟子读过〈论语〉吗？》）

到孟子的时代，孔子虽然已是文化名人，但未必是公认的道德权威。所以，孟子对“《诗》云子曰”进行范式重构，在孔子与诗书文化之间建立强有力的相互权威性，就是为了更好地“学孔子”，就是为了无限地延伸孔子的精神寿命。（摘自《“子曰”尾随着“〈诗〉云”》）

与公都子那次长聊，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6·9）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不可轻视：首先，把“孔子成《春秋》”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显示出一种理论上的高度；其次，认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怕起来，寄寓了一种现实中的作用。理论高度要靠现实作用来证明，但乱臣贼子真的惧怕《春秋》吗？（摘自《乱臣贼子惧怕〈春秋〉吗？》）

事先声明，无论对杨朱还是对墨子，我都心怀敬畏。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倍受苦难而又聪明智慧的民族在轴心时期脱颖而出的思者。我敬畏一切真诚地为人类置身其间的困境、困惑、困顿而慧心思考的思者，同时必然反对思想领域内任何形式的党同伐异。直到此时，我似乎逐步理会了刘小枫那句话的别有用心——“在哲人群体内部，当然没有异端这回事情”。（摘自《将“距杨墨”进行到底》）

意是我这个读者的，志是你这个作者的；还要逆啊，我一定要真切地把握你在作品中已经或者试图表达的意义。请注意这里用了“真切”这个词！它不是死记硬背，不是臆测，当然也不只是所谓的准确或者正确。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这个环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惟有这种翻译，你才会真切地明白以意逆志何以是上乘的读书方法，何以是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摘自《以意逆志：一个读书方法，一种解释学境界》）

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太多的人都在梦想成功，可有多少人想过成长呢？“如果方向错了，停止就是进步”，成语“半途而废”的这一新解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所以，孟子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心田守望、对于文化守成主义的诗意栖居，孟子的“文以载道”，就是期待我们做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企盼我们做个有文化的人。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常识，一种我们得用一生一世来实践、来提升的常识！（摘自《在常识的逼视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