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首章与儒家义利之辨

作者：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6期

摘要：直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孟子》首章设置并敞开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它包括逻辑依次递进、含义逐渐展开的三个要点：一是坚守义以为上的原则，将道义当作最高原则；二是遵循先义后利的次序，将道义放在第一位，将利益放在第二位；三是追求义利双成的目的，不因道义而排斥利益，最终实现道义与利益的统一。《孟子》首章的义利之辨以道义论为特质、以原则政治为皈依、以理念利益为关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首章的“仁义”是守正创新先秦儒家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并与《孟子》末章的“道统”首尾呼应，“道统”的“道”即是“仁义”，使得义利观与道统论成为孟子思想的两大核心理念。

关键词：《孟子》首章；《孟子》末章；义利之辨；仁义；道统

《孟子》首章劈头抛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利之辨，其丰富的内涵与博大的格局令人期待。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主张，孟子曾经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如大名鼎鼎的梁惠王、齐宣王等，孟子是在战国中期极其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与一群诸侯打交道。道义与功利的义利之辨是那个时代突出的伦理政治学议题，个中关键又是充满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与充满功利追求的诸侯如何相互博弈。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读《孟子》首章，就有可能慢慢敞开它特有的内涵与格局。

一、梁惠王之问：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

《孟子》首章的开篇写道：“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段话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梁惠王为什么称呼孟子为老头(“叟”) 孟子当时的年龄到底有多大?二是梁惠王讲的利益(“利”)究竟指什么?是指物质利益还是指其他事物?

关于孟子当时的年龄，我们先看两种史学文献。《孟子》首章既被《史记·六国年表》部分采纳，又被《资治通鉴·周纪二》全文引用。司马迁、司马光这两位伟大的史学家，都将《孟子》首章当作信史看待。司马迁认为孟子见梁惠王，时在公元前335年；司马光推前一年，认为时在公元前336年。按照孟子享年84岁的说法，人们一般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比照司马迁、司马光的记载，见梁惠王之时的孟子只是三十七八岁，还不到40岁。这个岁数大致符合古人“四十而仕”、出外做官的年龄要求。

但是，三十七八岁就被称作老头(“叟”)，似乎有违常识。我们再看两种说法。其一，钱穆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05年，享年86岁【1】。据此比照司马迁、司马光的记载，梁惠王将五十六七岁的孟子唤作老头(“叟”)，就算得上名副其实。其二，南怀瑾《孟子旁通》认为“叟”是不敬之词。【2】

仅从年岁的角度看，“叟”的含义有可能名不副实，也有可能名副其实，但孰是孰非，难有定论。所以，权宜之计是将“叟”当作不敬之词看待。梁惠王对孟子不尊重，实质是权贵与财富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梁惠王那时的处境如何呢?他真有傲慢孟子的本钱吗?

梁惠王公元前369年登基，公元前319年死亡，做了五十多年的诸侯；其中，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35年属于前一阶段，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19年属于后一阶段(称作“后元”)【3】。以公元前335年为分界岭，前一阶段的梁惠王顺风顺水，后一阶段的梁惠王步履维艰。孟子见梁惠王，无论时在公元前336年还是时在公元前335年，均可视作紧扣并落在梁惠王执政生涯的转折点上。以往，很少有人将孟子见梁惠王的时间与梁惠王执政生涯的转折点关联起来【4】。一旦这种关联被建立，我们就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孟子》首章不同凡响的思想史意义。

正在走下坡路的梁惠王，其实根本不具备对孟子傲慢的本钱!这从他急迫地追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就可略见一斑。这个“利”字到底指什么?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刺孟》曾说：“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径难以货财之利也?”通俗而言，货财之利是指具体、有形的利益，可以用一串串数字来标识；安吉之利是指抽象、无形的利益，只能用一颗颗人心来表示。如果说货财之利是“1”，安吉之利是“0”，那么，“1”后面的“0”越多越好，一颗颗人心是一串串数字的切实保障。深入而言，货财之利是指物质利益，关涉财富的多与少、权力的大与小，属于利益政治；安吉之利是指理念利益，关涉拥有理想的信念、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属于原则政治。只有以理念利益统帅并带动物质利益，利益政治与原则政治才能相得益彰、齐头并进。“货财之利”“安吉之利”这对范畴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梁惠王脱口而出的“利”字，但王充显然误读了孟子不得不发的良苦用心。

二、孟子之答：“仁义”乃守正创新之结晶

孟子来到满目疮痍的魏国，焦头烂额的梁惠王最想从他那里得到立竿见影的社会治理方案。因此，“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利”字，虽然含有安吉之利的成分，但更是赤裸裸的货财之利。针对政治资本的傲慢无礼，道德资本必然予以回击。孟子的回击是《孟子》首章的文字主体与思想主题之所在。

(一)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一番话

先看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一番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李贽的《四书评》指出：“劈头初见，便拦截他，也只为其根气劣耳。”【5】唐文治的《孟子大义》指出：“此节一句辟惠王之言利，一句即提出仁义，语意斩钉截铁。”【6】我们也不要小看这番话，因为它不仅设置了道义与功利的义利之辨，而且隐含了仁义乃守正创新之结晶的思想史命题。

朱熹指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7】从整个儒学史看，这是“仁义”二字最经典的解释。此前此后，无出其右者。仁是心的品德、爱的道理，义是心的裁制、事的适宜。以心爱说仁，敞开了爱情，仁在爱情之中；以心事说义，呈现了事情，义在事情之中。仁敞开了心爱者的爱情，义呈现了心事者的事情。谁无心爱?谁无心事?谁无爱情?谁无事情?这就是仁义带给人们的亲切!朱熹还指出：“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8】梁惠王用毫不掩饰的“货财之利”提问，孟子的回答则是坚定不移的“安吉之利”，两者的鲜明反差和盘托出《孟子》首章的义利之辨，所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一章之大指”。

朱熹经由《孟子》首章提出了“仁义”最经典的解释，《孟子》与“仁义”又是什么关系呢?程颢、程颐曾说：“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9】从先秦思想史看，《老子》《墨子》先于《孟子》并举“仁义”。从宋代兴起的《四书》看，二程的说法是有文献依据的，盖因其中仅有《孟子》出现“仁义”一词。程颐曾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例证之一即是“孟子开口便说仁义”【10】。《孟子》先于《论语》并举“仁义”，这不是简单的语言现象，而是孟子守正创新先秦儒家集体智慧并且水到渠成的理论结晶。《孟子》首章迫不及待地亮出“仁义”的大旗，足见孟子对于这一守正创新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二)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二番话

确定义利之辨的主题后，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二番话是：“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里设定三类角色，揭示了只谈各自的物质利益是不对的，粗暴的利益政治是充满危险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有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家国天下。如果诸侯只是希望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大夫只是希望有利于自己的城邦，士庶人只是希望有利于自己，亦即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身的立场追逐物质利益，上上下下都只是一门心思追逐各自的物质利益，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家国同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将分崩离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太史公曰”为：“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人们通常认为，司马迁从《孟子》首章的“何以利吾国”讲到《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不仅旨在显示孔孟义利观的高度一致，而且旨在彰显义利之辨是《孟子》首章的思想主题。

清代学者周广业的《孟子四考》认为《孟子》一书：

其体依仿《论语》，不似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齐宣王》至《滕文公》三册，记仕宦出处；《离娄》以下四册，记师弟问答杂事。迨归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绝少，又暮年所述，故仅与鲁事，分附诸牍末。其后门人论次遗文，分篇列目。以齐宣旧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义”两言为全书纲领，孟子所谓愿学孔子，以直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无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题篇。又特变文曰“孟子见梁惠王”，以尊其师。今《尽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证也。【11】

在周广业看来，《孟子》先有原稿本、后有传世本，两个本子有所不同。以首篇为例，原稿本题为《齐宣王篇》，传世本题为《梁惠王篇》。为何如此改动?因为孟子曾是齐宣王的旧臣，而旧君之名不能作为篇名，又因“仁义”是全书纲领，所以原稿本的《齐宣王篇》被传世本改为《梁惠王篇》。以首章为例，传世本《梁惠王上篇》的前六章，位于原稿本《尽心下篇》之前。为了服从新篇名《梁惠王篇》的需要，原稿本《尽心下篇》的前六章被移至传世本《梁惠王上篇》之首；传世本同时在《孟子》首章的开头增加“孟子见梁惠王”六字，借以表达尊师之意。现在的问题是：传世本出自何人之手?周广业的解释为：“其后门人论次遗文，分篇列目。”这里的“门人”不宜狭义地理解为公孙丑、万章等孟门弟子，而应广义地理解为以东汉赵岐为代表的孟学史人物。若作如是观，《孟子》的原稿本曾经长期流传，其中包括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孟子》的传世本直到东汉(最早可为西汉末期)得以确定，亦即我们今天所见的本子。

(三)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三番话

顺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三番话是：“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第二番话的重点是“国危”，这番话的重点是“国亡”。孟子从口气严肃地指出国家陷入危险到直言不讳地断言国家必定灭亡，分明是要警告梁惠王：一味地追逐功利，那它带来的后果将越来越不堪设想。

第三番话的关键语句是：“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假使怠慢道义而优先利益，将道义抛诸脑后而将利益置于首位，那么，再多再大的利益也会觉得又少又小，不将人们的利益全部夺走就决不罢休。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指出：“及至战国，人心机智横生，人主之所讲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而仁义反为客矣。举世尽在利欲胶漆之中，孟子出来取日于虞渊而整顿之。”【12】人心为何贪得无厌?世道为何动荡不安?根源就是道义与功利固有的主客关系被颠倒。崔述指出：“孟子先义后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13】孟子的时代如此，所有的时代亦然。

(四)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四番话

直面“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时代乱局，如何确保伦理政治的家国一体?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四番话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番话的前一句讲仁义是真正的利益，仁义是最大的利益；后一句讲理念利益高于物质利益，原则政治先于利益政治。

先看前一句。仁爱者会遗弃自己的父母吗?从未有过!道义者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吗?从未有过!“两‘未有’字，决仁义之理所必至。”【14】孟子的义利之辨不是相反相对地讲义利，而是相辅相成地讲义利。梁惠王将“利”简单地理解为货财之利、物质利益，义利相反而相对；孟子将“利”全面地理解为安吉之利、理念利益，义利相辅而相成。司马光认为：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原因是“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资治通鉴》卷二)。黄宗羲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一句，“七篇以此为头脑”。【15】

再看后一句。仁义就是利益本身，仁义就是安吉之利、理念利益。人君以仁义治国理政而国泰民安，何愁货财之利、物质利益不滚滚而来?前有“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句，此有“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一句。为何如此前呼后应?从“绝惠王利端”(《史记·太史公自序》)看，赵岐指出：“孟子复申此者，重嗟叹其祸。”【16】张岱指出：“何必曰利是正说仁义，未尝不利是权说。一部《孟子》告人君，都是将机就机，只是大主意不肯放手。”【17】

三、通观《孟子》：义利观与道统论的首尾呼应

孔孟之间有曾子、子思，《论语》《孟子》之间有《大学》《中庸》。唐文治的《大学大义序》写道：“是以《大学》一书以辨义利终，《孟子》一书以辨义利始。《大学》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遥遥相印证，盖学说如此，师法如此也。”【18】这是讲《大学》与《孟子》的关系，同时是讲曾子与孟子的关系。《孔丛子·杂训》写道：“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这是讲子思与孟子的关系，同时是讲《中庸》与《孟子》的关系。正因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渊源有自、一脉相承，孟子得以守正创新、集其大成。

孟子义利观的重要篇章在《孟子》的《梁惠王》《滕文公》《告子》《尽下》各篇均有记载，但集中体现是《孟子》首章。《孟子》首章的义利观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质是义以为上，这是讲原则；第二个要点是反对“后义而先利”，实质是先义后利，这是讲次序；第三个要点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实质是义利双成，这是讲目的。这三个要点是逻辑依次递进、含义逐渐展开的：讲原则，就要义以为上，将道义当作最高原则；讲次序，就要先义后利，将道义放在第一位，将利益放在第二位；讲目的，就要义利双成，不因道义而排斥利益，最终实现道义与利益的统一【19】。《孟子》首章仅有152字，可谓言简；其义利观层次分明、格局高远，可谓意赅。《孟子》一书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大经典，是与“好的开头意味着成功了一半”以及《庄子·人世间》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密不可分的。

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以道义论而不是功利论为特质，以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为皈依，以理念利益而不是物质利益为关切，但它大致不出《孟子》首章的范围。两宋的儒家学者特别看重、恪守义利之辨。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20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21】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22】。张栻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23】陆九渊将义利之辨当作人们高尚其志的不二法门【24】。传统儒家这一义利之辨将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首位，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原则问题绝不妥协。它曾经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今天也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造福于全人类。

“义利之辨”的“义”，既要广义地解读为道义，这是从中国思想史看；更要狭义地解读为仁义，这是从《孟子》首章看。与“利”对言的“仁义”，是孟子守正创新先秦儒家集体智慧并且水到渠成的理论结晶。它既关涉《孟子》首章的义利观、义利之辨，又关涉《孟子》末章的道统论、道统之传【25】，仁义即道，道即仁义。基于道统论的“道”就是义利观的“仁义”，义利之辨的“仁义”就是道统之传的“道”，《孟子》一书得以匠心独运、首尾呼应，首章是功利与道义相互博弈的开局之篇，末章是仁义之道世代相传的收官之作，义利观与道统论因而成为孟子思想的两大核心理念。回到周广业那个大胆的猜测，这两章曾经位于原稿本《尽心下篇》的一头一尾，传世本则将它们调整为《孟子》的一首一末。尽管这个思想史秘密不可能得到验证，但它将永远温暖并激励着《孟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代读者——尤其在对《孟子》首章掩卷遐思之际。

注释：
 
1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95页。
 
2 参见南怀瑾讲述：《孟子旁通》，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0-61页。
 
3参见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28页。
 
4参见杨海文：《为〈孟子〉首章鼓与呼》，《中华读书报》2018年3月28日;杨海文：《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孟子对于国君、士人的道德劝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李贽：《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5页。
 
6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1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9《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10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21页。
 
11周广业：《孟子四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下栏。
 
12《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13《孟子事实录》卷上“孟子救时之旨”条，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2页上栏。
 
14《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章》，张岱：《四书遇》，第371页。
 
15参见《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49页。
 
16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43页。
 
17《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章》，张岱：《四书遇》，第371页。
 
18崔燕南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19参见杨海文：《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孟子对于国君、士人的道德劝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杨海文：《〈孟子〉极简史：历史、思想与读法》，《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5期。
 
20《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明道先生语一》，《二程集》，第124页。
 
21《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伊川先生语三》，《二程集》，第176页。
 
22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4《与延平李先生书》，《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82页。
 
23《南轩集》卷十四《孟子讲义序》，《张栻全集》中册，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53页。
 
24《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98页)
 
25参见杨海文：《〈孟子〉末章与儒家道统论》，《国学学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