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三要素”与为政“三部曲”——《论语新识》颜渊篇第七章、子路篇第九章对读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节选于 《论语新识》，刘强撰，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七日辛丑

           耶稣2017年1月14日

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①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②？”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③。”

【新注】

①足食，足兵，民信之：粮食充足，军备充分，百姓信任（为政者）。

②何先：哪一个先去掉？

③民无信不立：百姓不信任，国家便失去立国之本。

【新译】

子贡请问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分，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三者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呢？”答：“去掉足兵。”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者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呢？”答：“去掉足食。自古以来生必有死，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便失去立国之本了。”

【新识】

比之子张，子贡更善发问。子贡之问，或者迂曲婉转，如不问夫子为卫君，偏问“伯夷、叔齐何人哉”；或者由多归一，如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偏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再如此章，也是“做减法”。问政本是一事，夫子答以三事。子贡则逐级递减，要夫子说出最重要者。《礼记·学记》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若无子贡三问，便无夫子三答，师徒问学，间不容发，令人叹为观止。

夫子谈治国，曾说“敬事而信”；谈做人，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本章说“民无信不立”，实则是将治国与做人合二为一，细究起来，应是“民无信则国不立”之义。故朱熹《集注》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

今按：此章可谓“治国三要素”。足食言经济，足兵言军备，民信言国家或政府之“公信力”。这里须注意，夫子与子贡所谈乃属“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孔子绝非主张“小国寡民”，而是更看重社会正义与国家诚信。换言之，若为君、为国者不能取信于民，则此君必非明君，此国必非良国，即使兵力再强大，经济再发达，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必大可怀疑。这就是孔子的良知和正信。有学者竟以“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解释“民信之”，不啻画虎不成反类犬，实已沦为文过饰非、粉饰太平甚至摇尾乞怜的“犬儒”而不自知，不亦悲哉！

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①！”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新注】

①仆：仆从，此指驾车。庶：众多。此指人口众多。

【新译】

孔子到卫国时，冉有随从驾车。孔子说：“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要使百姓富足。”冉有再问：“如果已经富足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百姓。”

【新识】

本章是《论语》中关于治国之道最精彩的对话。夫子去鲁至卫，时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见卫国人口众多，当即叹道：“庶矣哉！”语极平常，但冉有是有心人，听出夫子话里有话，遂大胆发问。冉有虽未及一个“政”字，实亦属于问政，故可与《颜渊篇》“子贡问政”章同参。两相比较，可注意者有三：

其一，二人问法不同：子贡问政时是“做减法”——“必不得已而去”（去者，减也），冉有问政则是“做加法”——“既庶矣，又何加焉？”子贡聪明过人，学常躐等，往往未及之而言已过，故其吸取教训，由博返约，所谓“为道日损”。冉有性格谦退，敏于政事，于求道了无心得，故常就事论事，知一问多，所谓“为学日益”。夫子应机设教，对子贡，是倾囊而授，由其慢慢反刍；对冉有，是小叩小鸣，点到即止，循序渐进，润物无声。圣人之教，虽不刻意而浑然浃洽有如此。

其二，夫子所答，虽皆涉及治国方略，然角度路径，略有差异。子贡问政，夫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三要素，乃自下而上，言治国者如何固本强干，隐然有“国际视野”，着眼在为政者如何约束自己，甚至接受民众监督，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即如“民信”一条，实则亦含有内不能取信于民，则外不能见尊于诸侯之意，故属于“外交方略”。冉有问政，夫子“庶富教”三字，则是自上而下，谈为政者如何临民待下，富国教民，属于“内政纲领”。盖子贡、冉有，一善于外交，一长于内政，夫子如此回答，亦是因材施教。

其三，夫子答子贡，属于“共时性”纲领，可谓“治国三要素”；夫子答冉有，则属“历时性”步骤，可谓“治国三部曲”。尤其本章答冉有，纯属即兴发挥，随口道来，然“富之”、“教之”二语，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仿佛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堪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律令”，无须论证而颠扑不破，无须推衍而周流无滞。每读此章，则不免感叹：夫子之智慧大矣哉！夫子之仁德厚矣哉！

今按：此章又可见儒道思想之不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强体弱智，如《老子》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此一思想，派生出法家之专制弱民观念，故太史公写《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儒家则主张藏富于民，政教并重，人文化成，孔子的“庶而富之，富而教之”，正可见原始儒家好生爱众、利益天下、“和实生物”的淑世情怀。

必须指出，夫子之“庶富教”三策，虽喻之“三部曲”，实则并非机械割裂的“三步走”，而应该协同兼顾，齐头并进，如若顾此失彼，倒行逆施，急躁冒进，不问后果，只能过犹不及，甚至酿成天灾人祸，悔之晚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治国者过分看重“庶矣哉”之作用，鼓吹“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罔顾自然规律与经济原理，大干快上，频放“卫星”，动辄标榜小麦亩产多少万斤，甚至提出“赶美超英”、“大干多少天，实现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口号，最后造成三年大饥荒。不唯如此，当时还有“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上谕，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毁弃传统、数典忘祖，终于酿成“文革”十年浩劫，抚今追昔，教训不可谓不沉痛！自七、八十年代起，改革开放，注重民生，发展经济，使国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成就有目共睹。然亦有矫枉过正之弊，如过分看重“富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等口号，但却忽略了传统文化之传承、精神文明之开展和价值体系之建设，致使信仰失落、价值失坠、社会失序、贫富悬殊、贪腐盛行、怨声载道，虽已“足食”“足兵”，却离“民信之”尚远。此皆富而不教之故也。九十年代至今，再矫前弊，提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国策，乃至晚近提出的“以德治国”、“和谐社会”、“与时俱进”等理念，终于引入源头活水，使传统文化之智慧得以复苏赓续，此正所谓返本开新、一阳来复之时也。

今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观近世以来社会政治之不同历史阶段，更可见夫子之治国智慧，顺天应人，烛照古今，正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