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历史——《中华历史真精神》之一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廿九日癸未

           耶稣2016年12月27日

（一）六经皆史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钱穆说：“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关于道德、文化、文明和历史的关系，我有这样一个说法：

道德是文化的基本内核，文明是文化的光明展示，历史是文化的人事体现。

《易经》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龙是龙德，天德，君德。乾卦九二，龙现身于田野之上，象征着道德的觉醒和展开，意味着文明的开始，有利于大德君子的出现和成功。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展开、文明不断成长的过程。

文化和历史关系就是经史关系。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统，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经学和史学共同构成传统学术的主体。

关于经史关系，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意谓六经是借用历史事实阐述道理，所谓即事言理。王世贞还具体区分六经各文体，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变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实”有的是“史之华”。

隋王通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意谓尚书、诗经、春秋经都出自于史籍，侧重不同，不能混杂，所以圣人将它们分门别类。

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则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史。”（《传习录》）宋陈傅良、元郝经、明宋濂王世贞李贽、清袁枚章学诚龚自珍等，都对经与史之交集重叠关系有所阐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

对“六经皆史”这个命题中的史，究竟何所指，历来有多种看法。胡适认为史指史料，“六经皆史”是把六经看成六种史料；钱穆认为“六经皆史”是针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和乾嘉考据脱离现实而提出一种实用的主张，因此这个史实有经世济用的含义。仓修良认为以上两种含义兼而有之。（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余英时认为，“六经皆史”是针对戴震“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作出的反击。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都不正确，胡适最为肤浅。其实，前面“三王”王世贞、王通、王阳明都说得对。王阳明“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就是对“六经皆史”最好的解释。

六经涉及各种历史事件人物，然经史毕竟有别，经重在义理阐说，史重在史实介绍，不能完全等同。春秋经更特殊，寄寓孔子的王道精义和政治理想，是经非史，只是借用了鲁史框架及某些事件人物而已，不能视为信史。

孔子对春秋时期242年根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据乱世是“内其国外其夏”，升平世是“内诸夏外夷狄”，太平世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当然，这是孔子“借史明义”，寄寓政治理想。真实的春秋史并无升平可言，遑论太平！

也就是说，《春秋经》并非“真實客觀的記錄史實”，而是孔子理想中的整个人类发展史。孔子述而不作，唯晚年作《春秋经》，旨在借史明义，借春秋史实事迹阐明道德要旨政治大义。因另有真实史料在，读者不至于把孔子《春秋经》视为实录，后来春秋实史毁于秦火，非孔子所能逆料也。

（二）六经创史

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我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六经创史。

文化创造文明，创造历史，文明和历史反过来不断滋润、完善文化。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主统和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也就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中国就是中道之国，六经是中道的载体。

有人问，诸子百家和儒家佛家都属于中华文化，难道它们对中华文明和历史就没有功劳？佛道两家作为中华文化的辅统，当然有功劳，诸子百家有正邪之别，其中正学也功不可没者。但它们都是辅助性的，我这里说的是文化主体、主统和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自尧舜至明清，除了暴秦尊秦法家，几乎所有王朝都是尊儒和以儒立国的。尧舜禹夏商周，没有儒家之名而有儒家之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谓是继承尧舜之道和文武之制。梁武帝和武则天特别尊佛，南北朝和元朝时佛道地位特高影响很大，但其时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依然是儒家的。

换言之，尧舜以来，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绝大多数王朝的主导思想和制度依据，相当于宪法。诸子百家中唯法家曾占据过“国家级”意识形态地位，昙花一现而已，拜上帝教仅仅半壁江山十余载。其它百家从无取代儒家主统地位者，即使影响较大而持久的佛道两家，也从不曾据有宪位。

不仅此也，诸子百家包括道家，无不源于儒家六经。其中道家、杂家、名家、阴阳家、齐法家等，尽管思想偏离或违反了中道，因与儒家渊源很深，相近相通处仍然不少，如齐法家管子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康有为说老子“偷得易经半部”。熟读明辨，不难发现《周易》与《道德经》有同有异，大同大异。《易经》言论圆满，道理圆融，《道德经》则有不少偏激错漏。

可以说，百家有的，儒家都有；儒家有的，它们没有。没有《管子》《老子》《庄子》，中国仍是中国；没有《易经》和其它儒经，中国就非中国。

诸子百家中，良性学说是近儒而偏者，如老子管子；不良学说是偏得特别严重者，如杨墨；恶性学说是叛儒者，如韩非李斯；一些专业性学说如兵家农家，也有儒经渊源，兵学中的“古司马法”，强调以仁为本，以战止战，提醒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堪称兵法中的圣经，兵家吴起则是儒家叛徒，但其兵法中不乏儒家思想的残遗。班固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

班固认为，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九家，归根结底，无非“六经之支与流裔”，都是六经的枝叶和末流。

班固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从源头上可以这么说，然复须知，经过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集大成工作之后，儒家就统合六经，代表中道，包括中道之道德和政治。尧舜禹夏商周之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守、行人之官、议官、农稷之官等等的职责和德行，都纳入了儒家的范畴。儒家的职责不再仅仅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已。

至于佛家，源于印度，因其心性论与儒道两家不谋而合，进入中国后影响越来越大，但整体上从未凌驾于儒家之上。熊十力先生仿佛教以《大般若》为群经之王诸佛之母，也以《易经》为群经之王和诸子百家之母。《易经》谈本体，形上形下内圣外王一体同仁，“空寂而有生化之神，虚静而含刚健之德”，与佛道两家显异。比较而言，佛道所见不圆，不免耽空滞静之弊。当然，这正是出世法的特征。

有人说：“自从确立了帝制之后，中国最昌盛的汉唐两代，其奠基国策皆为道家学说，而非儒学学说。”答：首先，在政治上，汉唐宋的主导思想和制度设置都是儒家的，某些君王尊信道家或佛教，不影响儒家主体地位。其次，秦制非儒家帝制。儒家称尧舜为帝，尧舜之道为帝道，尧舜之制才是帝制。

有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孔子以老子为师，说明道家高于儒家。殊不知，孔子是向老子学礼，不是学道，就像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问礼不是问道一样。孔子编撰六经，集儒家之大成，即是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孔子之前，诗书礼易乐春秋诸书皆王官学，收于政府图书馆，老子曾任馆长。道家所尊之易即儒家六经之一，大易乾坤并建，儒家阴阳并重大中至正，老子偏于坤阴，非象之全体也。

作为中华文化的最高代表，儒家当之无愧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华民族的保卫者。《史记》所载这个“诗书辟难”的故事颇有象征意义：“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

这就是诗书礼乐避劫免难的典型事例。汉王率天下之兵本要屠戮，但兵临城下，鲁城“犹闻弦诵之声”，遂改了念头。鲁城民善，故邀天佑，岂偶然哉。

儒家的诗书礼乐，护佑着中华民族。也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由儒家写的。

（三）儒家写史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是一个颇为流行而非常错误的观点，昧于历史常识，充满了权力狂妄和诈力迷信，以为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虚构伪造历史和强奸历史了。

这是成王败寇的盗贼逻辑，认为历史可以像面团任胜利者拿捏。其实，是王是寇，是真是伪，自有公论，不关一时成败。伪史只能欺人于一时，终归自欺耳。元仁宗说得好：“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元史仁宗纪》）

古今中外无数乱臣贼子暴君邪教，都曾经胜利一时并以胜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没有任何恶人恶势力获得过写史资格。从秦始皇到斯大林，统统不行，统统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对正义和真相的执著有着万古不易的绝对性。

殷鉴不远，各国马家帮都喜欢自修其史，无非庄严的笑料、堂皇的丑剧而已，真相照样明明白白。最典型的是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从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里共出版了67种文本，再版3百余次，总印数达4281.6万册，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影响够巨大、广泛深远的。

然而，伪史是没有生命力的，《联共（布）党史》影响和“权威”建立在邪说、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经不起真相、真理和正义的追问，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间消失了踪影。有一句名言说：“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时间欺骗某一个人，却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最“伟大”的暴君也不可能。历史更是无法欺骗的。

诈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诈力的、邪恶的胜利都是暂时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自古以来，不尊重历史的政权，也得不到历史的尊重，登不了历史的大雅之堂。邪不胜正，假不胜真，这是历史规律也是历史事实。良知不灭，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说改变不了常道。盗贼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们的程度，在历史的眼里，仍然微不足道；其胜利即使“辉煌”一时，也是白驹过隙，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

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这个胜利者不包括恶势力。在历史的雄伟壮丽的画卷中，任何暴君恶势力都不过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恶势力，无论曾经多么猖獗和取得多大胜利，都不过昙花一现而已，都将成为可耻的失败者。别说恶人恶势力之类，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

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国民和民众，就嫌空泛，并有民粹倾向。何况在马家政治框架中，人民是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谓的“革命人民”和“无产阶级”，这种人民恰恰是最没有写史资格的，他们所写的只能说伪史和秽史。

孟子说：“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无产者经过马主义、唯物主义洗脑之后，更将变本加厉地放辟邪侈。权力落入这些人手里，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结果难免伤人自伤。我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赢家，既是资产阶级的灾祸，也是无产阶级的劫难。大家斗来斗去，同归于穷，同归于苦；斗到最后，恶性大发，你死我活，同归于尽。

事实上，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书写的，中西都一样。（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为西儒。）自古中国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体，故历史是由儒家书写的。中国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团队都是儒家，没有例外。

儒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最为严肃，孔子和历代儒家所编辑或传述的史料，真实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先秦官员包括史官，都是“六艺”教育培养出来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典范，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孔子的思想取向。

为了保证史官能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礼制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的实录。这个规定唐太宗时还能遵守。《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看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自汉以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被普遍视为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态度，进而被视为历代避讳的总原则。这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难反驳的一条罪行，是对儒家和孔子最严重的误会之一。

根据儒家义理，孔子不可能认同“三讳”为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

其实“三讳”是公羊家对《春秋》的过度解读，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的《春秋经》的特征，非孔子说、非圣人说，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甚至延伸为政治原则。关此，我在《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中有过详细解释。

中国正史也不存在“三讳”问题，因为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后一个王朝修定，“国亡史成”，后人没有为前朝“讳”的动机，既不会故意夸大赞美也不至于故意贬抑，因为历代统治者重视前朝史，旨在以史为鉴，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并借以为新王朝继统提供合法性。

五四后疑古风起，侮辱传统文化、怀疑儒经及正史成了时髦。其实，论义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儒家经典至高无上无与伦比，君无戏言，经更无戏言。论所涉及史料文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十三经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不仅历史是由儒家写的，从根本上说，中国历史就是儒家创造的。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一部中国史，就是儒家文化的实践史。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其大成，总名为儒家。儒家就是六经，核心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道。诸子百家无不根源于六经，除了儒家影响最大的道家，于六经，只不过“偷得《易经》半部”（康有为语），其它各家就更不用说了。故可以说，儒家是百家之母。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化，更没有中华文明。

良知不灭，儒家就不会灭，无论遭受多么严重的摧残，都将一阳来复。嬴政焚坑之后，儒家创造的是两千多年的辉煌；经过更为深重的毛家之劫，写下的必将是更加辉煌的篇章。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