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政治伦理智慧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根基之上的。民本主义精神是《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
“易有太极”的涵义,历代学人分别以宇宙学、象数学、理学等不同的视域进行解读。在它传衍的历史进程中,也受到了来自学界的持续性批评与质疑。
戴震晚年学术萃于《孟子字义疏证》。他由“理”字考证入手,指责程朱“离人而空论夫理”,“视理如有物”,直击程朱形而上学理学之要害,并渐次拨开长期笼罩在道、理、义、气、性、命、情、欲等命题上的形上学迷雾,清理出一条“易简”便行、客观唯物的思想路径。
朱子的欲望观继承自孟子,在肯定欲望和强调寡欲这两方面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张力。就对欲望的肯定而言,朱子认为欲望是天理在人身血气上的表达,是天地生生之德的表现。而在强调寡欲方面,朱子认为良知良能才是人的天职,人应当与欲望保持距离,以保守自己作为人的本分而不僭越,同时应当以欲望本身所禀受的天理来裁成、安顿它。朱子对欲···
韩愈推尊儒学、排斥异教,奋力擎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其力倡儒学独尊的一元化价值取向和排佛行为的殉道色彩使其儒学复兴行为具有一层宗教意味;柳宗元则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儒学,将之视为一个主流学派加以辨析,坚持以儒为本,多元并存,以对先秦儒学经典的批判和对两汉儒学神性的消解著称。韩、柳二人对待儒学态度的巨大差异在···
“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
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生活儒学的主旨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
孟子非常关注“言”的问题,认为“知言”与“养气”是成德的重要工夫。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同时代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这些论辩对手的学术派别,但更为恰当的方法是从这些言论错误的类型和原因入手。根据孟子“辟杨墨”所揭示的典型错误特征,可以进一步分析陈仲、许行、白圭、宋等其他论辩对手的言论问题。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了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黄宗羲由此建立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朱子通过诠《四书》旧典和树《太极图说》新典的方式,推尊了以周程道学为正统的道学脉络,围绕道统建构了一套贯通形而上下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经学与道学的相融合,展现了思想建构与经典诠释的内在一体,体现出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的统一。
20世纪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与责任相辅相成、密切关联,而这主要借助于“事”明言范畴加以联结。
以井田为基础可以形成社区,乃至于扩大至邦畿,不同的行政区划从基础层面形成了乡学与国学的第等。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明人伦”,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进一步可引出教育与养老、祭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区分个人和社会两种视角,一方面强调个人在道德选择上肩负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从统计科学的角度看待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与物质贫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为解释物质富裕与道德修养关系问题的有效思路。
“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
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儒学游魂化的问题,梁漱溟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来诠释儒家的良知观念、理性观念,并强调理性制度化(组织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礼乐秩序。其实质是以心学的致思进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
《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况,其背后的辛酸,孤独,玄远,乃至偏激,恐非后人轻易能解,也未必合乎当世时宜。要还原船山思想原貌,谈何容易,遑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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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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