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
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转出“性情-心术论”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
孙应鳌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一元论:知为良知之体,行为良知之用,知行不可分离;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
在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结构中,宋代在中央与地方的中层建制设置监司,形成一个以监察集权为特征的结构枢纽,推动了地方财政、法制和行政组织体系的振兴与运转。这一制度形态在延续汉唐以中层监察区衔接国家治理系统的历史经验下,通过强化中层监察权对于州郡的集权式监察,实现了财政系统和经济体系的集中管控,塑造···
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中“如在”的含义,并从“理”的超越维度和“诚”的真实维度去阐释祭祀背后的道理和依据,朱熹论证了鬼神在祭祀中“真实无妄”的存在,以此赋予儒家祭祀天理的自然正当性,而不是单纯从功能和效果的角度去宣扬“礼”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借由这样的努力,朱熹在“理”与“礼”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内在关联,从而为儒家政教秩序奠定了更为···
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宋儒杨慈湖具有浓郁禅学化色彩的圣人观,与先秦儒学的圣人观形成了巨大反差。此禅学化倾向,与宋明理学“援禅入儒”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尤其与当时心学一脉的“圣人可学”“以觉训仁”“静坐体悟”“六经注我”等学思风尚息息相关。
公共性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指向。“仁爱”是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核心,“仁”既是个体内心存有也是其在公共交往、政治活动中所需要贯彻到底的原则。在“仁”的原则主导下,为政者以德性与德行谨慎地运用公共权力并为公众谋取福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恪守“礼”的准则,并将其具体到各种生活场景中,以之交往朋友、居处乡里和参与政治。
黄源盛先生著《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的主题,正是“传统源自经典,经典彰显法理”。该书用细腻的笔触、缜密的运思、典雅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法理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另一面向,即以法作为客观标准,画一社会行为、追求公平正义。这背后,则是中华法理之治道、法意与规范的有机统一。
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统观陆王心学的体系,在体用思想上,应当说都是体用兼举的,两个体用论的具体意义也是有差别的。陆九渊以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即传统儒家的“好恶”观念来诠释“心之用”的思想,对后来王阳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验性的道德判断来推进儒家“好恶”思想,进而建构其即体即用的心学学说有直接影响。
“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
作为现存地方文献的大宗,明清山东地方志中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明清地方志记载了孟母教子的系列故事,还记载了古代皇帝对孟母的追谥,以及文人墨客对孟母的赞颂,民间女性对孟母教子的学习。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代孟母教子故事在官府、文人墨客、民间等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弘扬。
从今天来看,《大学》陈述的思想里面,应该最被突出的是它所讲的以忠恕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大学》的明德思想和“明明德”的说法是我们今天强调提倡明德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我们今天要更好的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对明德的论述,进一步阐述阐扬《大学》里面的明德说法,让它为我们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单一的理学,甚至儒学的视角,都不能把握刘沅思想的全貌,从理学发展的角度对刘沅思想作出的评价亦非公允。刘沅思想中有丰富的道教、佛教内容,从三教交涉的视角方可对此作出准确的定位与评价。本文从“气”学结构上,可看出刘沅和会三教,佛教、道教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中,可略窥蜀地玄而不虚的学风。
第四纪更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塑造了中国大陆这块区域的地形特征,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区域(比如印度)就不同,与隔洋相对的美洲大陆也不同。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以及它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有深的影响。
在《礼记》中,《月令》一篇经常被认为是阴阳书,出自阴阳家之手,这主要是因为《月令》一篇以阴阳五行作为其叙述的架构。作为先秦的一种公共思想资源,有阴阳五行思想不一定就是出自阴阳家之手,所以《月令》的作者问题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月令》确实是《礼记》四十九篇当中阴阳五行思想最浓厚的一篇。因此,本···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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