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学养学识,回答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特点;运用经典诠释的方法,重视“时代思潮”“范式”及其变迁。作者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
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治制度围绕大一统秩序形成了系统与古今两个维度上的通贯性,我们应从宪制体系中审视其得失利弊,注重治体论对于政治主体、政治原则和制度方略三者关系的均衡安排。钱穆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力、制度、组织和理性化等要素展开了深刻反思,显示出传统转型中基础原理层面的替代性路向。
荀子注重"法而议",重在抉发制度损益背后之"礼义",形成儒学中重制度一派的立论根基,也构成法家与儒家的分蘖节点。以荀子为机轴的儒家法传统,内在的法理可用"经礼为法"来概况,这一观念为秦汉以来儒者所汲取,从而融入制度设计的框架结构中,成为制度变迁的法理源头。
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仅被后世思想家政治···
中国这一文明边缘、相对隔绝、一枝独秀的地位,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长期连续,使得中国长期成为文明的输出者。它也许没有环地中海文明那么丰富,但是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和领先的地方。在与环地中海文明深入交流的今天,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从更广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文明的得失,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不流血的激烈竞争,这才···
张载通过诠释思孟“仁者人也”以“人之所谓人”论仁,聚焦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显示的是一种以美德论为中心而容纳道德情感与道德法则的规范论伦理学。
历史上对性善论的批评非常丰富,古往今来人们大约从如下七种立场出发,对孟子的性善论展开了批评,即: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齐说、性恶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其中任何一种人性善恶说辩护,但试图说明性善问题的复杂性。
本论文通过对卢梭的“公意”、康德的“道德律公式”、孔子的“道德法则”和朱子的“天理”进行会通,提出作为儒家道德律的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即是人类普遍公共利益原则;广义即宇宙普遍公共利益原则。
先生之治学,乃以“逻辑清晰”和“价值证取”为宗旨:前者重在以理性化的论说,彰显中国哲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古典智慧的发展线路;后者旨在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揭示不同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经梳理、归纳、研判可见,荀子“兼”论涵摄礼、法、术三大思想维度。其一,理政之“兼”角度言之,可名之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其二,权衡之“兼”角度言之,可称之为兼别、权衡之法则;其三,宽容之“兼”角度言之,可曰之为兼人、宽容之术治。
朱熹对《论语》“学文”之意的解读,有其明“圣人之言”、回归经典本义的追求。而在回应《论语》“学文”之他解及弟子提问的同时,朱熹也顺势发展出一套自己对“学文”或“文”本身的解释。关于“文”的界定和论说,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与其经典系统的构建息息相关。
“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
朱熹的理学与美学并非截然为二,而是二位一体。朱熹的理学构成了其美学存在的本体,即道者文之根本;同时,由于美学的存在,朱熹的理学不再是苦涩难咽的道德戒条,而趋向于“从心所欲不逾距”的合和之境。至此,朱熹理学构建了其美学存在的骨架,美学拓展了理学的视野。进而,美学的存在,进一步遏制了理学由儒家滑向法家深渊的趋势。···
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从儒学与中医学互为观照的历史传统看,儒学和中医学都主张身心一体,且都未忽略身心、内外之间的交关、交互影响,二者都是生命的学问、教化的学问,都指向生命的教化,儒与医之间可以相得益彰、互为启益,将两个视域结合起来,生命的教化可以更有厚度。
如果以外在的视角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些具体的史实,当然不能对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儒学存续作出肯定的解读。儒学在现代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教制度相互制衡并获得效用,那么现代儒学就展现出一种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而彰显儒学价值的普遍性。
在汉代之前,儒家从未执掌过政权,其礼学传承中也缺乏经国大典。西汉元成之际,今文经学直接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立国之基并展示其历史意义。代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致力于为现行体制辩护,激烈指责今文经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并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
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以诗词著称,而其所著《渌水亭杂识》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不仅包含诸多传统格物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发展与儒学内在转型等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儒学延长线上的韩愈,面对儒学内部的单向度发展和萎靡的现状,面对佛学和道学的挑战,以别开生面的魄力和使命担当,苦心建立儒学的道谱和自我认同,阐扬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以无畏的道德勇气实践和证成儒家的入世苦行。作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其言其行都具有典范性。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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