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孟子较为充分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有别,荀子侧重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注重阐发范导现实人性的一面,主张通过心的辨察与具体的礼制法度行为来实现善。从统合孟荀来发展儒学的视角来看,在心论议题上,应当重点突出孟子心论的仁性特质和荀子心论的智性特质,而康德对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的诠释可为统合孟荀提供方法论启示。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太玄不断吸积、本能实现充塞,以“罔直蒙酋冥”的序列螺旋运动,呈现“环四中五”的特征,并贯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扬雄构建出文王、孔子、颜回的道统谱系,以默识道德形上本体为道德修养工夫论旨趣,对于宋明理学有启沃之功。
孔子将血缘亲情追溯为孝理念的价值根源,孝亲本质上可视为个人自觉自愿安顿内心的情感之事。另外,先秦儒家对个体性之“亲亲”如何推导出群体性之“仁爱”进行了价值层面与逻辑层面的论证,即以孝本位为价值前提,通过角色比附的善推形式完成从孝到仁的过渡,而其中不免存在个体性真实感受被忽视的倾向。
内在超越是现代新儒学面对中西、古今之变提出的关于儒学宗教性、超越性思想的重要概念,它认为天道既是超越的、绝对的存在,同时又内在于人性之中,从而不同于西方宗教、哲学的外在超越论。
王船山于晚年著作《庄子解》中提出,庄子之学以“浑天”为宗,优于老子而可“自立一宗”,由此将庄子之学从老子之学中剥离。
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课题,荀子诉诸于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权力)于一体的圣王。作为道德权威,圣王的正当性源于民众对其特殊的品格构造和超凡德能的认可;而作为政治权威(权力),圣王的正当性则在于其政治权力是经由其道德权威而非民众的意志同意这一合法化过程而转变为政治权威的,亦即权力的权威化是由圣王的道德身份来给予的。
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
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就是疫情对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在整个社会被按下暂停键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心中充溢着焦虑与不安。此时,除了物质生活上的补给之外,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走向是更需要关注的话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驱力,让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战“疫”的正是将中华民族紧紧维系在一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逆境···
性虽大致不远,发而爲情,则或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感应。人人所感不同,发而爲诗,必不能千篇一律。而评判文学作品有一个简单直截的标准,那就是“仁”,亦即基本的同情心。而诗教的根本精神,正是培育此仁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
我确实在辩论,和上个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有关孔子的种种误解、曲解进行辩论,甚至和自孔子生前直到今天种种对孔子的误解、曲解辩论。孔子的学生子贡,就为孔子做过辩论,我这工作,算是对他的一个继承。
反身代词“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本人”。“自”除可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自体”,则“自”表示与他者相对待的自体“本身”。
牟宗三和安乐哲都采取迂回切入的研究方法,分别引入康德哲学和过程哲学来建立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混淆了孟子的本意和自己的诠释,没有区分尽可能准确理解古代经典和建构现代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虽然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只有研究者对这种区别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才能更好地理解经典、建构理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才能···
“名”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名家关注于“名实关系”有所不同,儒家对“名”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名”是对事物的“质”的指示符号。和道家主张由物自命其名而主张秩序的自发生成不同,儒家认为“名”来自于圣王,礼乐秩序来自于圣王的建构。这一秩序是由名物制度和名分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当社会政治秩序失范之···
“和同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都有阐发。《论语》中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对“和同之辩”的发展,不仅代表了孔子的理想
二程将庄子与佛老同视为异端,但其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当时正值兴盛的佛教。在儒道会通的时代背景下,二程对庄子有批判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在其理学理论创建中借鉴并吸取了庄学的元素,从对庄学中本体之道的统合性借鉴,再到对庄学修养功夫中去欲、虚静、心斋等理论的汲取,二程的理学理论得以更加充实与丰富。
《论语》的具体记录者大多无法考证,所以古代经师现代学者大多干脆放弃了考证工作,这带来了误读经典等问题。在《礼记·檀弓下》《论语》郑玄注和杨伯峻先生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称名称字的礼制,还可考证出《论语》有陈亢冉求等九位具体的记录者。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部分经典,还可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孔子、孟子关于“孝”的思想理论,不仅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性观念。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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