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学为“一尊”。从哲学上看,所谓“一尊”就是要把儒学提高到本体的地位。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伦理问题,所谓把儒学提升为本体,实则就是建立伦理学本体论。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一种初级的伦理学本体论,通过“天”与“人”外在的比附、类比来建立,是比较粗糙的,尚不是真正本体···
鬼神世界是孔子超验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心期”与盼望的对象,但其鬼神体验却难以名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而远之”,从而避免了人对鬼神在情感上的执着和实践中的迷恋;孔子坦言生死,却悬置彼岸,他不谈死后世界,由此决定了其思想的非宗教性;“亲而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超验世界的和解。
儒家把“圣”或“圣人”用来指称道德和智能极为高超的理想人物,儒家之“圣”更为密切地与“贤”相辅相成,构成了“圣贤”组合理想人格。儒家的圣人之学内涵丰富,其主要特点是把德性人格与责任人格完美统一起来,并着重阐发了以圣贤为己任:成圣成贤的责任思想。
“仁”作为孔子最重要的思想原则,其含义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张先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孔子提出了关于“仁”的界说,并以此为据划分出了孔子论“仁”的较深层次和较浅层次,讨论了“仁”最主要的含义或核心含义,并对超过“仁”与未达于“仁”的境界(或标准)进行了揭示和分析。
“祥瑞”是董仲舒“天人感应”体系中的一个交接点,具有丰富的美学阐释空间。首先,就自身来看,“祥瑞”的自然性使其与人文性的“图谶”和“符箓”有别,它的强自然可感性使得形象思维发达的古人得以亲切接近并赋予其象征意义
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
《中庸》是诞生于西汉年间的儒家经典,后来成为《四书》中的篇章。这篇经典集中论述了中庸之道,历来阐释甚多。它对于中国美学的范式构建影响甚大。其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及“自诚明”“自明诚”的审美修养方式深刻启发了中国美学的人格范式与审美标准。重新开掘它与中国美学深层结构的关系,是今天中国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
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将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并以此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释。
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千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放式办学,开明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因此,在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复兴属于我国首创的书院教育模式,使其发扬···
通过辨析前人注释之得失,可以将《孟子·尽心下》第16章“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解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人),(仁也者)道也”;将《孟子·离娄下》第26章所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解为全天下的人们谈论人性,都是根据人自身的作为(则故)来谈;将《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解为浩然···
在程颐看来,成为道德的人是一种快乐,每个人应该并且能够成为道德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种类的人应该有不同程度的爱。而程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发展出一种对古典儒学中的道德价值进行本体论-神学论阐释的道德形而上学。
本文阐发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存论的深度智慧,认为在终极性的天与人的贯通方面,人与自然生态及万物的共生方面,人与社群之和谐及其与个体性的彰显之关系方面,人之性情的陶冶升华与生活品味、境界之提升方面,人的世代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悠久无疆方面,对克服当代人的生存危机,都有启发作用,可以作创造性转化。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此三人虽有前后承继关系,却更突出地体现了不同背景下的三种解读方式。赵岐代表了经学思潮下的伦理解读,朱熹代表了理学思潮下的哲学思考,伊藤仁斋代表了异域文化视野下的政治教化期待。这三种解读方式反映了儒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
有关宋明新儒学的历史,向来有“理学”、“心学”、“气学”三分构架的类型学设定。然而若深入理学或心学的理论构造内部,却可发现它们对“气”的问题或有重要的正面论述和理论创见,或者往往作为一种思想“背景”或理论“陪衬”,隐伏在新儒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而非“气学家”的专利。
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否定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阳明心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定性,认为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有其本身的独特义域,与主观唯心主义实有本质不同;2.强调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实际指向人的类本质共性,是必然具有“公共性”的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就生态保护而言,制度、法律的保障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也只是手段,如果没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真正反省,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不能真正返归“人道之正”,那么,制度、立法层面的保障最终能否起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仍然值得疑问。
由于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主要推手是刘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刘歆为新朝国师,今文经学家遂指称他们伪造经典,居心不良。尽管《毛诗》、《左传》、《周官》后来得到广泛流传,而《古文尚书》、《乐经》却若存若亡,引起巨大争议。综合考察刘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经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动机,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证他们都没有作伪,···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